您了解百年前的民营快递麻乡约吗？

　　编者按：这几天在亚洲邮学家和沙鱼涌邮史俱乐部群分别进行了两场有关中国民信业的邮史讲座，其中就提到了＂麻乡约＂，可能有朋友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下面＂集邮博物馆＂就转发一篇任大刚先生在2013年11月18日发表在腾讯文化上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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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民营快递＂麻乡约＂
　　文/任大刚
　　＂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大约创立于清代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到1949年业务结束为止，延续了近百年，是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民间运输行业。资料图为＂麻乡约民信局＂遗址，来源于网络。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光棍节网购大战，单是支付宝上的销售额就达到350亿元之巨。这350亿元的货物，在接下来的日子，都需要众多快递公司派员送达消费者手上。
　　快递是个古老行业。据2009年第1期《文史杂志》登载的一篇考辨文章称，＂非官方邮政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魏晋时期商业发展引出‘逆旅’、‘邸店’等私家旅店和民间邮传事务，却遭受政府重税高压。唐代有民间‘驿驴’邮传组织。明代商人开始正式经营‘民信局’。这种民间邮传组织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已经发展到几千家。＂
　　道咸年间的这几千家民间邮传组织（相当于现在的快递企业）中，咸丰二年（1852年）在昆明创立的＂麻乡约大帮信轿行＂，鼎盛时期，服务网点遍布云、贵、川城乡各地，其业务向外延伸到越南、缅甸，向内扩展到长江下游各省市，京、津、沪、汉，货运量之大，路线之长，非同时代同业者所能望其项背，一直到1949年才完全结束业务，整整延续了上百年时间。
　　＂麻乡约大帮信轿行＂的创立者陈洪义，是四川綦江县号坊乡陈家坝人，穷苦人出生，20岁左右时，先后在綦江和重庆抬过轿子，后来在川黔道上当伕子（从事人货运输的体力劳动者），有幸结识了赴云南上任的云南矿业大臣唐鄂生，在唐的帮助下，陈洪义在昆明成立了一家轿行，取名＂麻乡约＂。唐除了将部分公文函件交给麻乡约递送外，还致函云、贵、川各衙署，予以支持和保护。
　　为何取名叫＂麻乡约＂？相传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湖北麻城县孝感乡有大批农民迁往四川，由于思念家乡，每年都会推选人员带着信件和土特产回故乡探望，这种人办事公正，讲守信义，人们称之为＂麻乡约＂——＂麻＂指麻城，＂乡约＂是指当时农村负责调解纠纷的一种人。而陈洪义喜爱排解纠纷，办事公道，犹如＂乡约＂，加之面部长有麻子，遂也被人称为＂麻乡约＂。当然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另有原因，暂且不表。
　　＂麻乡约大帮信轿行＂的经营范围，过去有人给它概括了六个字：＂管得宽，管得长。＂所谓管得宽，也就是经营范围宽，无所不运，所谓管得长，指的是远的如京、津、沪、汉，近的如西南三省的穷乡僻壤，都可以运到。
　　麻乡约的经营范围，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项业务是轿行，也就是客运。
　　那时候的西南地区陆路客运，虽然有马帮，但是旅客多喜欢坐轿，官道和大路沿线的城镇，都设有轿行，分散经营，规模小，都不愿意远行，陈洪义先在昆明设立＂麻乡约轿行＂，专揽长途生意，1860年前后，又在重庆、成都、宜宾等几个主要城市设立轿行，此后又在主要线路上设立＂分行＂、＂分铺＂，形成客运网络。除了长途客运，麻乡约同时开办短途客运，多限于城内或城市近郊，随叫随到，非常及时方便，
　　轿夫长时间在外，麻乡约是怎样管理的呢？
　　首先，交代顾客实行＂红单＂监督。轿行生意成交后，会开出一张清单给顾客，注明起讫地点、路线、轿子数量、轿夫姓名和人数、轿夫工资以及行李件数，以备随时查验，顾客抵达目的地，交给轿夫交回轿行，以证手续清楚。不可抗力原因（火灾、水淹、盗匪）之外造成的损失，轿行都予以赔偿。
　　其次，控制轿夫入行。轿夫入行要有人引荐担保。对长途轿夫的选择尤其严格，一般应该是乡下种田人，有根有据；要求轿夫在路上殷勤服侍客人，换取客人信任，博得旅客的欢喜。
　　再次，优厚的薪酬和待遇。短途轿子，对轿子收取租金。民国初年，轿夫每人每天可以挣600文钱（1吊钱为1000文相当于纹银1两），需缴纳40文钱的租金；长途轿子，则采用提账方式，不论远近和时间长短，在顾客付给每名轿夫的工资中，提取一元。例如1923年，重庆到成都耗时11-12天，每名轿夫的工资是13元，轿行收取1元，轿夫可收入12元（注：按当时物价，大约可以购买500斤大米）。
　　长途轿夫，由轿行与顾客交代清楚，赶站不赶伴，每五六天为轿夫打一次牙祭（每次半斤到一斤肉），遇到翻越崇山峻岭，临时加一次牙祭；轿夫如果患了小病，轿行负责治疗；如果老弱无靠，则安置在附近的茶馆中烧水或当茶倌；贫穷而无亲无靠死亡者，则轿行负责安葬。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轿行的长途生意日渐寡淡，二三十年代各主要城市先后修筑了马路，短途生意也渐渐衰落。
　　第二项业务是民信局。兼具现在快递、银行汇兑、现金押运、邮政等业务。
　　在陈洪义做轿夫的时候，就常为商号捎带信件，他发现，经营这种业务，不仅可以获得正常收入，而且有额外的＂赏银＂，在设立轿行时，就兼营送信业务。他通过结交官员，并且专门为商号提供服务，打开了业务局面，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重庆设立了民信总局，后又在成都、乐山、贵阳、昆明、康定等地设立了分局。
　　信函资费方面。分为正站、快站两种。正站相当于平信，快站相当于快信。比如重庆到成都，正站8天送到，资费32文钱，每个月收递9次。麻乡约民信局最出色的快站服务有两种，一种叫住＂火烧信＂，就是信封烧去一角，表示加急快递，火速送到，当然资费也不菲，例如从昆明正站送到重庆的信件，资费是150文，如果是＂火烧信＂，则需要2000文。另一种叫住＂幺帮信＂，不仅包装严密不会进水，而且是专人快送，比如一封正资200文的信，可能要加收5两纹银的赏钱，遇到一些重要的商业信函，赏钱可能加到几十甚至上百两纹银。
　　汇兑业务。一种是汇票业务，比如重庆和昆明的银子，托交麻乡约民信局后，并不将银子在两市之间运输，而是在当地直接兑换，这种方式多用于商业汇兑；另一种是将托汇的银子运送到目的地，多用于官方汇款，如当时的盐务银子（盐税收入）、协饷（中央在地方之间调剂财政盈亏的银两）、京饷（解往京城的银两）等，都是如此处理。
　　汇票业务，按照价值和距离计算，比如重庆到成都，千两银子收取六两汇费，而重庆到昆明，则收取八两银子；现金托运，则按照价值、距离和重量考量，比如重庆到成都，每值千两纹银，收取12两运费，而到昆明，则收取16两运费。
　　由于麻乡约信用好，汇票和现金额度，最高年份达到300万两银子。
　　在经营管理上。首先总局和分局之间，分局每个季度向总局结帐，呈报损益，多者上缴，亏欠者由总局补充。分局可以在业务区域内设立代理店，由分局直接统帅指挥，麻乡约民信局之多，时人称为＂星罗棋布，互为联系，商民称便＂。
　　其次在对职工的选用上，要求要有几个条件：一是要＂稳＂，就是忠实可靠，二是要＂滚＂，就是要八面玲珑，熟悉线路，沿途＂踩得开＂，甚至与某些匪帮有交道。三是身体壮实，能经受风雨，脚步快速，日夜兼行可达200里。
　　麻乡约民信局的组织架构非常简单。总局和分局各设一名管事，专办收发邮件，议定信资，分配伕头（送信者）等事务。初期，管事实行年薪制，光绪末年，除供给食宿之外，年薪为80吊钱。民国10年，改为月薪制，每月银元10元。此外，平常节日有＂小赏＂，过年有＂大赏＂。
　　专跑信件的伕头有两种，刚招聘进入民信局的，叫＂二伕头＂，给临时工资，获得信用，经过考核，可以取得正式工资和节日例赏，叫＂正伕头＂。
　　正伕头一直实行月薪制，除供给免费食宿外，光绪末年每月工资3吊钱，民国10年为银元5元，各个节日另有赏钱。而收信人所赠送的＂赏钱＂，则全部为伕头所得。而这样的赏钱往往超过固定工资。很多人争着干。
　　由于机构简单，人员干练，对顾客实行赔偿制度，对内又有高额奖励，所以麻乡约民信局信誉不断提高，业务不断扩大。
　　光绪二十二年＂大清邮政＂设立后，对麻乡约民信局的业务渐渐构成阻碍。清廷的邮政章程规定：凡是民办信局，应向官办邮局挂号；民信局往来于通商口岸的信件，应装成总包，照章纳费，再由邮局转寄。此后又大大提高纳费标准，邮寄的包裹也须按照规定尺寸打包。由于受到官办邮局的种种限制，麻乡约民信局的扩张就此停止。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云贵川三省军阀混战期间，邮路中断，跑信伕头常常被拉去当差或当兵，信兑业务几乎完全停顿。到1935年，国民政府下令民信局停止营业。但直到1945年，还有人将信件包裹交麻乡约递送，麻乡约只好代为转交邮政局。
　　第三项业务是货运。这项业务更像现在的物流企业。
　　麻乡约的货运业务，也靠陈洪义一手发展起来，一帆风顺，蒸蒸日上，一直到1949年才结束。
　　在路线上，麻乡约在重庆设立总店，后又在贵阳、昆明、成都、宜宾、广元、康定设立分店，各州各县都能运到。
　　在品种上，土特产、洋货、苏广杂货、丝棉、茶、油、烟草、书籍、食盐、瓷器、玻璃，无所不运。此外还提供特殊服务，比如运送灵柩等，极得顾客称赞。
　　在货运量上，清末，每日从重庆运出的货物达到四五百挑（一挑100斤），1928-1929年，麻乡约垄断了重庆到贵阳的货运，挑子上路，绵延十余里。麻乡约的大量运输，主要使用人力，一则人力便宜，二则西南地区地势崎岖，三则工具简省，四则使用畜力或车辆开销比较大。
　　货物包装上，麻乡约特别注意包装捆扎，比如大包改小包、备足防水防潮工具、包装易碎物品很讲技巧，捆紧扎牢后盖骑缝章以防货物脱落，等等。
　　货物包装起运之际，行内将数量计入＂红单＂与＂篓单＂中。红单记录货物总数，篓单记录每件货物内部的实际品种和数量，一式两份，一份交伕头携带，到达目的地交给收货人，另一份邮寄给收货人，以利核对，做到手续清楚。
　　运货途中，除非天灾人祸如火烧、水淹或大股土匪，其他如偷窃、盗卖、拐逃、遗失、损坏等，一律赔偿，并坚守不渝。
　　麻乡约在路途上设立转运站，除了西南三省的主要城市设有总店和分店外，还在云南的昭通、贵州的遵义、四川的綦江、泸州、宜宾等水旱码头设立转运站，便于组织管理大批货运。此外，大批货物上路，为解决路上投宿不便难题，还专门修建寺庙来容纳堆放货物，而寺庙则由麻乡约自己雇人看守上香。作为堆栈的寺庙，麻乡约有多处。
　　人事管理上，麻乡约货运行的最高负责人，也是财产所有者，民国以前叫住＂掌柜＂，以后改称＂经理＂，全部由陈氏家人担任，掌管全部人事、经济，对外应酬招揽业务。
　　经理的的助手是管事，又叫＂二掌柜＂，光绪年间的年薪为40吊钱，民国初年每月有十一二个银元，每年年终，行内分给红筹，数目不定。他的主要职责是招揽生意、掌握货运情况，分派伕头，必要时亲自押运货物上路。
　　此外是司账，类似于会计，有一到两人，能写会算，多由管事引荐入行，工资比管事略低，无年终红筹。
　　伕头，货运队的押运人和管理者，伕头无固定工资，通过抽取伕子每人一元或一元多获得收入。麻乡约业务最盛时，有伕头120多人；伕头之下是＂二把手＂，也就是伕头的帮手，是伕头雇请的，有1-5人，工资由伕头支付。
　　实际挑运东西的是伕子，又叫脚夫。每次货运时，伕子之间三人以上十人以下连环担保，一旦发生货物遗失、盗窃、损坏，则扣除工资，其不足之数，由担保人共同赔偿。
　　伕子的收入，以1923年为例，重庆到成都，快站18元（12天），慢站16元（15天），货运行提取管理费3元，伕头提取1元，伕子实得14元或12元。货运途中，逐日发给伕子食宿费，到达目的地，再发工资余额。
　　职工福利上，比如平时免费发给一些治疗小病的药丸，以及扁担、垫肩、绳子等等；对无依无靠的伕头伕子死亡后，给予安葬；此外还要扶养家属，1929年，有两个伕头运货时被土匪杀害，麻乡约扶养两姓家属近10年；对远道来访的伕头伕子，除免费提供食宿，还给予往返盘费。
　　清末民初，麻乡约已经发财致富，积累的巨额资金开始投到房产和土地方面。麻乡约在重庆、綦江、贵阳、昆明等处置有大量土地；在重庆有九处大宅院，在綦江南门桥有半条街的房子，其他昆明、贵阳、遵义、泸州也有房产。
　　陈洪义去世后，企业由陈的继室李氏，人称＂四老太婆＂的管理，但因军阀混战，时局混乱，加上内部缺乏得力人员应酬照顾，经营不断走下坡路。四老太婆便把麻乡约拆分为＂福记＂和＂兴记＂两块牌子经营。福记由四老太婆主持，专营四川境内业务；兴记则以每年200块银元租给一个叫但炳宣的，专营贵州、云南业务，但氏人品不佳，渐渐信用全失，生意不振，1945年，陈家收回兴记牌子，不再出租。兴记麻乡约就此结束。
　　而福记麻乡约则历经陈家内部财产争夺、后辈无经营才能，加之通货膨胀，1947年，也只得以每年400块银元的价格，租给一个旧军人经营。这个旧军人接手后，不务正业，代客走私，甚至代运烟毒，被政府查获。先后出了七八笔事故，每次都是巨额罚款和赔偿。1949年，不得不停业。
　　百年麻乡约就此宣告结束。
　　回望这家160年前诞生的百年民营企业，虽然已经湮没在故纸堆中，除了专门研究者，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家曾经家喻户晓的企业。但翻开其中发黄的记载，仍然让人回味悠长。企业家的人品与智慧，借助官府支持得到高速发展和扩张，受困于西方的技术压力，政府的限制和打压，错误的投资，家族企业的痼疾等等，即便在今天，无一不是热门话题。这真是让人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