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历史第二十四天

　　今天读完了《中国近代史》第4章第七和第八部分。七、日俄和议
　　日俄战争胜负已分，于是开始议和。
　　1905年6月9日，美总统提出劝告，建议两国讲和。日本初以伊藤博文后代以小村寿太郎，俄初以谟拉比夫后代以微德全权负责，在美华盛顿附近朴茨茅斯岛议和。两国先缔结休战条约，而后日方提出条件，包括：俄赔偿日军费、俄割让库页与日、俄在辽东租借地及相关利益让与日本、俄承认日本对韩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卓绝利益、俄在东北铁路煤矿等让与日本、日俘获俄之战舰归日、俄限制远东海军等等。俄对此不能接受。于是两国对此条件逐条磋商。
　　经数次商议、争执和退让，日提出大让步，只求割让库页岛之南半，和议遂成。日俄于1905年9月5日订立《朴茨茅斯条约》，无赔款条款，只割让半个库页岛。日让步可谓极大，非但为各国报纸所讥，消息传回动静，日国民大愤，＂遂酿成大暴动之举＂。
　　日以战胜国而在和议中作出如此大的让步，不可谓不是外交上的失败。但这失败，不能单纯怪罪于议和之人。日本的失败有三大原因：一是兵力之竭蹶，如果再战，将无以为继；二是财政之竭蹶，彼时日国民负担之力已经告竭；三是外交形势上，欧洲诸国偏袒俄，只因担心日本作为战胜国会独占在远东之权利。日本内阁正是了解无力续战的情形，才力主议和，甚至不惜做出巨大让步。 八、日俄战争与中国之关系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日俄战争因我国而起，战场又在我东北境内，因此与我干系甚大。
　　日俄战时，＂我国之舆论，盖多袒日＂，因俄已占我东三省，且我国历代对北族心怀畏忌，虽俄与以往所谓北狄不同，但当时之人无力辨别。我国舆论多视俄为最大之敌，认为应先击最强者（俄），再图次强者（日）。
　　日俄战前，亦有人主张加入日方，但一来清政府无力而为，二来日及其他诸国并不欲我加入。对日来说，＂一经共同作战，则停战讲和，皆须以两国之同意为之，是日受我牵制而不得自由也＂。而欧美诸国，看重的是赔款和通商，担心战事兴起后影响我国财政，＂赔款或至不能照付＂，＂商务必至大为减色＂，＂又虑因此而引起我国之盲目的排外，于彼之生命财产皆有妨碍＂，是以亦不愿我加入。
　　因此日首先劝我＂守局外中立之例＂，欧美诸国皆赞同之。1904年3月13日，清政府发出文书表明＂中立＂。后因美之建议，划定交战之地于我辽河以东，以其西为中立区域。
　　以后世的眼光来看，这所谓的中立绝非中立。因为中立条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不以土地供给两交战国之利用＂。而日俄战争的战场就在我国境内，如何算是中立？
　　日俄战后，对于我国应如何措置应对，当时国内有三种主要的观点：一是在日俄战事上即将结束时，我国应趁机废除《中俄条约》，并与英交涉收回威海卫（因为英是以俄租旅顺为例强租威海卫），或可利用日英俄三者之间的相互牵制，这是＂以机速之外交手段谋解决＂；二是速与日交涉，战后满洲必为日所得，不如由我主动与日协商开出条件换回满洲，这是＂以光明正大之外交手段谋解决＂；三是以满洲为一立宪王国，由我之皇帝兼而王之，认为我国无力保全满洲，不如先将满洲独成一区并先行推行立宪，＂谋在内政上为一大改革，而在外交上，兼可博得国际之同情＂。
　　三种观点各有理由，但清政府懦弱无力，一概不能，＂惟束手以待人之处分而已＂。日俄条约达成后，1905年12月10日，日与我订《满洲善后协约》，约定中国政府承认《日俄讲和条约》第五条、第六条俄国让与日本各项；而日本政府承认遵行中俄两国缔结之《租借地及筑造铁路诸条约。＂由此条约，中国遂将前此断送于俄之权利，又断送之于日。＂
　　此外，日俄战争，也影响了我国内政，使我国内倾向立宪，因为日政体为立宪制，俄政体为专制，而日在日俄战争中胜出。于是，光绪三十一年派人出洋考察宪政，其后下诏预备立宪。但＂行之不得其道，卒致酿成革命焉＂。日俄战争，也是我国政体改变的推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