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统治者的羁縻理念与西南蛮酋态度的转变

　　宋太祖（宋真宗）：主动阶段
　　根据《宋史·蛮夷传》记载：＂唐末，诸酋分据其地，自为刺史。宋兴，始通中国。＂
　　经历了更迭快速而又短暂的五代时期，西南地区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南诏政权崩溃后，又经历了大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的统治，再到后晋天福元年的大理国，各割据势力统治着其相邻的少数民族部落，蛮酋分据西南自封刺史成为当时的常态。
　　政权的不断交替，受因素的影响，各地交流处于中断状态。这一局面直到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被打破。但是在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统治时期，宋廷对西南地区的管理态度比较随意，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更加宽松，这一时期宋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态度是＂朝廷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
　　在这一治理理念的指导下，西南地区各蛮酋纷纷尝试与北宋建立关系，许多偏远地区的部落不远万里赴阙，例如成都府路的邛部川蛮，开宝二年六月都鬼主阿伏白黎州入贡，＂期以十月令王子入贡＂，就在同一时间，同为黎州诸蛮中的一支山后两林蛮的首领勿儿，同样＂遣部落将军离鱼请于黎州，欲十月内入贡。统治者则表示只要愿贡，统统从其请。然而，双方同时向北宋示好，并非真因对宋的忠心臣服，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为了争夺当地的控制权，于是双方在开宝六年时由口舌之争发展至兵戎相见，而宋所进行的干预仅仅是口头劝和后此事方才作罢。
　　北宋在这一时期所采取放任的态度纵容了部落之间的争权夺利，从另一角度来看，使得蛮族内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内耗；同时，这一时期西南地区部落的朝贡次数达到顶峰，该地区对宋廷进行朝贡的次数达112次，真宗朝达至顶峰，尤其是在澶渊之盟后，宋廷加大了对西南少数民族部落的招抚力度，为的是弥补在北方战场所丢失的颜面，打造四海臣服的形象。《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忠、万州的蛮夷，在祥符中寇掠边土，于是朝廷派人招抚其酋长，并＂禄之以券粟＂，相当于给酋长发固定工资，表明宋廷加大了对羁縻州蛮酋的待遇。
　　而西南地区蛮酋也不断地试探着北宋统治者对他们的容忍度。在太宗雍熙年间，抚水蛮数寇边境，劫掠人、畜。于是太宗下诏书招安，＂补其蛮酋蒙令地殿直＂。另有真宗咸平二年十月，宜州送溪峒蛮酋30余人至崇政殿，真宗诘责其辄肆侵轶，蛮酋辩解自己为蛮陬小民，迫于饥寒，不得已才劫掠边鄙。上曰：＂昨不欲尽令剿绝，若纵杀戮，即无遗类矣。＂于是真宗下令释放了他们，并且还另赐其银帛锦袍；真宗甚至于在景德元年诏＂西南牂牁诸国进奉使亲至朝廷者，令广南西路发兵援之。＂
　　以上足以看出这一时期宋廷对西南蛮酋的优待态度，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由于宋朝刚刚建立，国事繁杂，并且军事重心仍然在北方，对于西南地区的要求，以求稳为主。中央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防御薄弱，对其采取怀柔态度，使其对宋廷产生归附之心，从而对大理国以及交趾生成一道可以缓冲的＂藩篱＂。
　　这一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部落总体保持着怀柔态度，除保持原来的羁縻州自治管理的原则外，宋廷对于主动归附的部落几乎全盘接纳，对于部落酋领的处理方法也极为宽松。四海臣服的目的达成后，态度便开始发生了变化，宋廷的关注重心有所转移，由于与西南少数民族部落的交往日益频繁，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控也越发突出，管理观念的转变必然影响西南蛮酋对北宋的态度。 宋仁宗（宋英宗）：协商阶段
　　西南诸蛮酋享受到朝贡所带来的好处：不仅能够被封授官职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同时能得到大量的赏赐物。蛮酋不想放弃这一行为所带来的巨大红利，进一步希望朝贡关系能够确立下来。所以未内附的广源州蛮酋侬智高频繁请求内附，已经内附的邛部蛮时常请岁入贡，并且在明道元年，邛部川都蛮王黎在主动请求能够三岁一贡。
　　然而，真宗时为营造四海来朝的景象，扩大宣传，增加福利力度，导致越来越多的部落蛮酋赴阙朝贡，仁宗时，大力招抚所带来的问题开始浮现，为了处理真宗过度招抚所遗留的问题，仁宗朝开始约束西南蛮酋，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仁宗对于邛部蛮的入贡请求批为＂道路遐远，许五年一至＂。此后亦频繁回绝各部落的入贡请求，宋廷对蛮酋的政策逐渐由怀柔转为强硬，朝贡关系由接受方变为主动掌控方。
　　羁縻州蛮酋在与统治者＂沟通＂后，希望能仍旧保持朝贡关系，北宋统治者表示可以朝贡，但是朝贡的年份、人数必须有所规定，对于请求内附的部落要求也严格起来。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中记载：皇祐三年，广源州蛮侬智高请求内附，而宋以其役属交趾而拒。从所供方物可以看出，其经济实力不俗，但宋廷仍不考虑让其内属。＂四年初，侬智高贡方物求内附，朝廷拒之。＂
　　仁宗朝后北宋对于蛮酋的朝贡要求开始逐步细化。而＂侬智高叛乱＂之后，宋廷更是收紧了对西南少数民族部落的管控。随着双方关系的确立以及交流的加深，大部分羁縻州蛮酋逐渐安于一隅，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步安稳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