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市舶贸易的兴盛，带来了朝贡贸易的衰弱

　　香料的频繁进贡
　　宋朝时期，市舶贸易的兴盛，带来了朝贡贸易的衰弱——元祐四年（1089），宋廷规定＂于阗进奉人到阙不得超过一百日＂。这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朝贡使团在宋朝境内的活动，进而减少政府接待使团的费用。这一阶段香料的朝贡贸易开始收缩，但并没有明显减少。
　　从朝贡贸易次数来看，在长达110年的时间里，明确注明进贡品是香料的有41次左右，次数上与第一阶段大致相当，但时间却多出了一半，所以每年的平均朝贡次数比第一阶段少一半。 这表明第二阶段香药朝贡贸易已明显不如第一阶段繁盛。
　　从朝贡国来看，第二阶段香料朝贡贸易开始缩减，不如上一阶段频繁。香料进贡相对较多的有占城、三佛齐和大食，其中占城7次，三佛齐约4次，大食约5次。与此不同的是，西域诸国参与香料朝贡却有增无减。
　　其中甘州回鹘约4次，龟兹约6次，于阗高达7次，加上沙洲、回鹘、吐蕃，一共达22次，已经超过前一阶段遥遥领先的南海诸国。 通过观察西域诸国的进贡物品可以发现，这些政权往往进贡的是乳香，而乳香恰恰是宋朝使用量最大的香料品种，故而更受宋朝统治者欢迎。
　　西域诸国频繁进贡香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即仍然畅通，＂西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筐亦至＂。在进贡香料的西域诸国中，于阗和回鹘来贡最频繁。
　　在宋代香料朝贡贸易的第二阶段中，甘州回鹘约4次，龟兹约6次，于阗高达7次。特别是＂熙宁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于阗国不仅朝贡次数多，规模也很大。
　　《宋会要》载熙宁十年（1077）：＂于阗国进奉使罗阿斯，难撕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乞减价三千贯，卖于官库＂。 元丰三年（1080）于阗国进奉物品有乳香、杂物等万余斤，数量之多，使熙州不敢解。
　　于阗、回鹘等西域诸国频繁来贡，实际上是借朝贡之名与＂民间私相交易＂，宋人李复在《乞置榷场疏》中说：＂臣窃见回纥、于阗、卢甘等国人，赉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所赉物货上者有至十余万缗，下者亦不减五七万。＂说明第二阶段西域诸国进贡香料之多，于阗和回鹘是最重要的参与国，为了交易目的也佯称入贡。 贸易的衰落
　　南宋时期，一方面，南宋政府退居临安，政权影响范围大大减弱，朝贡体系的空间随之减小，西域各政权逐渐脱离体系， 如西北的西夏、东北的高丽、西南的大理都未囊括其中，这本身就会影响当时朝贡贸易的规模。
　　另一方面，南宋统治区域缩小，国家财政税收锐减，需要开源节流，政府在市舶贸易中的征税和官市收入颇丰，而传统的朝贡贸易却是厚往薄来、代价颇大的贸易形式，故而南宋政府对于朝贡采取了更为消极的态度。
　　建炎三年，大食遣使进献珠玉，高宗对侍臣说：＂今复捐数十万缗以易无用之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以此回绝了大食的进贡。
　　除了却贡，宋廷还将朝贡贸易管理权委于各口岸的市舶司，对贡物实行＂抽解和买＂制， 即外国贡使抵岸，由市舶司对贡物的绝大部分按市舶条例抽收一定比例的实物税，余者按官价收购。
　　在南宋存在的62年时间里，明确记载香料的朝贡次数仅14次，香料朝贡贸易明显走向衰落。不仅是香料，宋代朝贡贸易的整体情况也不容乐观。 南宋朝贡次数急剧减少，建炎二年至咸淳九年145年间只有73次，占两宋朝贡总数的18.86%。
　　建炎二年（1128）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34年间仅有36次朝贡，有时还有比较大规模的贸易。从孝宗隆兴二年至度宗咸淳九年109年间只有37次朝贡，贸易规模也大大收缩。大约在宁宗开禧（1205-1207）前后，南宋贡赐贸易明显转入萧条，能获重利的市舶贸易逐渐兴盛起来，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表面看来，朝贡贸易衰落导致进贡香料减少，实则反映了香料贸易方式的转变，即以朝贡贸易为主转向以海外市舶贸易为主。 正如黄纯艳所言：＂朝贡国事实上主要是贸易关系，反映了对外贸易重心向海路的转移。＂香料商人更多选择市舶贸易的方式贩卖香料。
　　从朝贡的国家来看，交趾进贡6次，占了南宋时期香料朝贡贸易近乎4成的比例，大食进贡2次，三佛齐3次，占城3次，这些国家都属于海外诸国， 而北方和西北诸国几乎与宋朝断绝了香料朝贡，这也加速了南宋政府将海外贸易的重心转移至东南海陆。
　　若将整个宋代香料朝贡贸易视作整体，史籍明确记载境外诸国来华进贡香料共96次，这些国家包括南海诸国和西域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北宋年间共有81次之多，占总次数的84%，南宋时期仅15次，占比约16%，北宋明显多于南宋。
　　可见，南宋时期香料朝贡贸易走向衰落。此外，朝贡国的进贡次数分化严重，多则几十次，少则数次。整个两宋时期，占城26次，次数最多，其次是大食、交趾（安南）、三佛齐，分别是11次、10次、9次。
　　真里富、蒲甘、登流眉等南海诸国进贡次数较为零散，但由于朝贡国家数量多，两宋时期海外诸国的香料朝贡贸易能占到71%，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香料原产地的缘故。
　　相对而言，于阗、龟兹、回鹘等西域少数民族政权仅27次，占比不到30%， 这些地区基本不产香料，但得益于陆上丝绸之路这一地缘优势，加上西域盛行中转贸易，香料才能通过陆上运输到宋朝境内。
　　在朝贡贸易中，中原王朝接受的贡品往往是由朝贡方决定的，中国往往是被动接受各类香料，中华以外的世界更趋主动。但随着北宋中期民间海外市舶贸易逐渐兴盛，香料贸易也更多的转向了民间，中国对香料的贸易由被动转向了主动， 宋朝政府在不断吸引外商来华贸易的同时，还支持国内商人出海经商。
　　出于对香料输入的补偿，中国的瓷器、茶叶等新兴行业的对外输出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扶持，也开始蓬勃发展。
　　总之，宋代香料输入主要以民间海外贸易和朝贡贸易两种形式开展， 因此，管理香料进出口的市舶贸易政策和管理香料进贡的朝贡贸易政策共同构成了宋代香料贸易发展的政策条件。宋代香料贸易能在古代封建王朝普遍重农抑商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政府开放而又有严密规定的市舶贸易政策功不可没。 香料贸易的管控
　　专设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是从制度上保障并且管控香料贸易。香料禁榷，官方管理香料贸易有利于规范贸易行为，增加巨额财政收入， 但不可避免地挫伤了一部分商人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政府的一系列招徕商人的措施，无论是经济上的补偿，还是政治上的奖励，又极大地鼓励了外商向中国贩运香药。官方主持下的航海仪式——祁风祭海以及举办的市舶宴，表明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和优待。
　　对蕃商的一些列宽容管理政策、对蕃坊的管理措施能吸引蕃商定居中国，以便积极展开长期的中外贸易，也便于对蕃商的管理。 所以，市舶贸易政策总体上促进了宋代香料贸易的开展，为贸易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使得市舶贸易下开展的香料贸易在宋代蒸蒸日上。
　　市舶贸易之外，宋廷出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以高昂的回赐物品来满足自身对香料的巨大需求，立国之初频频招徕诸国朝贡，境外诸国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积极入宋进贡香料。
　　在双方共同要求下，宋初香料朝贡贸易发展迅速。但在朝贡贸易高昂的代价下，面对财政危机的宋廷不得不开源节流，收缩朝贡贸易的规模，香料朝贡贸易逐步走下坡路。
　　与此同时，海外市舶贸易在政府的支持下却大为兴盛，大量香料通过民间贸易输入中国。 尽管香料朝贡贸易与市舶贸易在规模上体现出此消彼涨的变化，但是两者在各个方面又是互为补充。市舶贸易在后期的发展中逐渐取代了朝贡贸易的主体地位，并不断的发展。
　　总的来说，香料市舶贸易的起点是商人为了逐利而自发组织的贸易行为，与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尔后才有国家对香料的组织和管理政策，而朝贡贸易仅关系到两国政治和少数群体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市舶贸易更具广阔的生命力，因而能蒸蒸日上，而朝贡贸易却江河日下，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