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部优位型政军关系是怎样终结的？日本方面又得到哪些教训？

　　历史开讲一、军部优位型政军关系的终结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其陆军和海军兵力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陆军包括普通师团169个、坦克师团4个、航空师团15个，总兵力大致550万人以上，其中日本国内240万人，海外约310万人。
　　海军方面损失了大部分舰艇，多数兵力是不能被称为海军的地面部队，但其兵力依然达到迄今为止的最大规模，日本国内约130万人，海外约40万人，合计约有170万人。陆海军共计720万，达到了自明治维新创建常备军以来的最大规模。这支庞大军队的一大半在承诏必谨的方针下，在极短时间内几乎是秩序井然地被解散了。
　　但同时，也有一部分军人蠢蠢欲动，即使宣布战败后，仍在日本本土有陆军225万人，海军125万人，还准备了6000架特别攻击机，仍有从事本土决战的意图。从当时的媒体报道和国民情绪看，虽然有天皇的玉音放送，宣布战败，但并未服输。如何控制如此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如何顺利接管和改造日本，对盟国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难题。
　　在占领军解散日本军队、组织日军军人大规模复员的同时，日本军队的领导机构也相继被撤销。在战败后一个月的9月13日，大本营被撤销。10月15日，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被撤销。11月30日，陆军省和海军省被撤销。
　　东条英机等被列为战犯，受到应有的惩罚。曾强大一时的日本军队宣告结束，自此消失。为维持战后的日本社会秩序，美国占领军并未彻底废除日本的文官官僚机构，但由于军方的消亡，旧有的军部优位型政军关系自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二、战前日本政军关系的教训
　　日本在二战期间死亡200万人以上，东京人口从1940年的670万下降到1945年8月的280万人。战败后的日本，国民经济严重衰退，社会通货膨胀严重，工业生产能力显著下降，经济陷入崩溃状态，国民对战争的狂热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转而变为对战争的深深憎恶。
　　造成日本发动战争并最终惨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军方介入并裹挟政治，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鉴于二战时期日本军部暴走的惨痛教训，日本学者如三宅正树认为，防止军人介入政治，仅仅依靠军人的自我约束是不行的。战前的日本，军人介入政治轻而易举，文官势力的抵抗反对收效甚微。
　　特别是，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这一时期是军人介入日本政治的高峰，文官势力虽对军部的跋扈做法颇有意见，但也难以从整体上扭转军部主导政治的大局，这也就导致了政军关系的复杂紧张。1这种复杂紧张的政军关系，具体表现在内部斗争激烈、政府权力失衡等方面，造成后果就是日本国家发展方向和道路偏离正常轨道越来越远，最终走向覆灭。三、军队内部机构设置缺乏一元化指挥领导，难以弥合陆海军分歧斗争
　　结构及功能缺失造成权力运行不畅。在军事指挥中，一元化的领导指挥体系能够发挥高效的行政运转效率和作战指挥功能。但在近代日军中，从组建常备军伊始就在组织架构上面临问题，一是没能建立起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二是没能解决陆海协同作战问题；三是没能解决军种内部派系林立的问题。其根源还是在于陆、海军的对立分歧，无论在战略方向选择、经费划拨、人事任用等诸多领域，双方都存在尖锐的斗争。
　　虽然也通过设立临时机构或诸如大本营、防务会议这样的临时性机构或机制来试图弥合二者的分歧，但并未从根本上拿出有效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军事权力的过度分散。原本这只会影响军队作战能力，但近代日本军人介入政治频繁，军队首脑出任政府非军事职位的情况成为常态，导致这种分歧、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对政军关系产生影响。
　　一方面，军部大臣能够出任内阁总理，刺激鼓动了军队参与政治的动力，军中首脑为了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就更加热衷于参与影响政治决策的活动，军令机关尤为如此。同时，由于军内派系林立，以陆军为例就存在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大巨头，这些巨头及其追随者在争夺政府内职位权力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介入政治斗争，也就将原本存在军内的分歧、斗争带到了政治领域，使日本政府在决策中面临更多的干扰因素。
　　四、国家权力过度分散影响政府权威的树立
　　亨廷顿认为，近代日本存在双重政府结构，即文官政府和军人政府。虽然在理论上，双重政府分别在截然不同的领域发挥各自功能，但实际上却是文官被排除在军事事务之外，而军方在民事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军方的正式权威与非正式影响都扩展到外交与内政领域。
　　军方凭借帷幄上奏权、统帅权独立等制度，不仅把文官排除在军事事务之外，还可以绕过内阁直接向最高领导人的天皇汇报。许多政策建议没有经过与内阁的磋商就上报天皇，这些建议不单单限于军事事务，还包括外交、内政和经济等方面，大大超出了军队自身的职责范围。天皇指挥军队也是直接下达给军队，而不用通过内阁。
　　这样就造成了国家权力虽高度集中在天皇一人手中，但在执行层面过度分散，缺乏统一性，文官政府对军事事务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人事任免权，文官集团对军队缺乏有效的限制和监管，其权威性受到军官集团的严重挑战。同时，随着军队介入政治程度的不断加深，军官集团逐步控制政府，形成军部优位型政军关系，又进一步削弱了文官在政府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五、权力制衡机制缺失造成军队特权横行
　　现代西方文官治军制度很重要的一个支撑要素就是议会拥有国防预算计划、部队编制规模和是否行使武力的审议表决权，以此来监督军事事务，起到约束军队权力过度膨胀或滥用武力的作用。但在近代日本建立西方议会制过程中，却有意将议会监督军队武力运用的职能取消掉。带来的后果就是，军队对外行使武力扩张，对内使用暴力排除异己，但都难以受到应有的惩戒。
　　原本国会可以通过审议国防预算对军队进行制约，但日本的国防计划只需得到天皇批准即可。国防预算方面，到了昭和时期，议会也逐渐屈服于军方压力，使得军队的扩军计划和战争预算无不顺利通过。文官治军另一重要举措是文官领导政府和国防部门领导。但在近代日本，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等制度规定，使得文官只能在政府任职，而武官则不仅可以在军队任职，还有可能出任政府总理，一旦文官介入军队事务，就被认为是侵犯统帅权独立。滨口雄幸就是在海军裁军问题上触怒了军方，最后遇刺受重伤。
　　明治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内阁总理对军队应有的监督职能，也没有在天皇和军队之外另设独立的监督机构，这无形中就赋予了军官集团自行其是的特权。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这句话放在近代日本军队身上十分贴切。不受控制的权力在军队手中不断膨胀，最终演变成为军人主导政府决策，走向了发动战争对外扩张的不归路。
　　战前军部优位型政军关系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总体战，在战争动员方面达到了一定效果，并取得一些成功。但其弊端缺点还是很明显的，它造成了日本政略战略分离，在军部暴走下将国家带入毁灭的深渊。最终，军队持续介入政治的形态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戛然而止。战败后的日本被解散军队，军官也被解除公职。在日本战败后的8年中，仅有的政军关系就是GHQ与日本文官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日本重新获得主权之后的短期内，日本仍没有值得一提的武装力量，因此也没有真正的政军关系。在战后建立新的政军关系过程中，也正是由于意识到了旧军人集团的政治特性及其造成的灾难性严重后果，无论是当时的日本政府领导层还是一般的基层民众，都对军人集团抱有强烈的戒备心理，而这也成为战后日本特色的文民统制型政军关系得以建立的思想根源。
　　对战后日本政府而言，尽管各政党及政治精英阶层内部对建立何种规模、何种样式的武装力量存在一定分歧，但在杜绝武装力量介入政治上则高度趋同，并从体制机制、意识形态、职业教育等方向进行制度设计，防止再次出现军人干政军部暴走的情况。对一般日本民众而言，由于对军国主义给日本社会和民众带来痛苦的深刻记忆，对自卫队一直抱有排斥心理，加强对武装力量的管控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的主流民意。可以说，战后日本社会整体上氛围对军事力量的遏制与压制，正是源自对二战期间军部优位型政军关系的惨痛教训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