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尼尔笔记 编辑尼尔笔记引言 国朝文派这个观念最初是由金朝萧贡提出来的,后来在元好问的《中州集》所推崇。 宇文大学士、蔡丞相、吴深州等,都是英雄好汉,但都是宋儒,很少有国家的文学流派。 然而从正统开始,其余是党竹溪,然后是礼部的闲散先生,自从萧户部的官员开始,就没有什么异议了。 萧贡的真迹已经无法考证,所以很难断定他是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提出这一观点的,但是萧贡一定是在看到了金朝的新的发展趋势之后,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国朝文派这一名称萧贡提出来后,但其对后世的金文人有重要的作用,应归功于其《中州集》所倡导的思想。 元好问在《中州集》的编撰过程中倡导国朝文派这一观念,具有特殊的时代性:一是体现了借才异代以后,金文学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二是将其作为与南宋文学平起平坐的重要标志;而以蔡珪为正传之宗的国朝文派,充分体现了蔡珪在金文化上的作用。 从国初文士、蔡珪、党怀英和赵秉文三个方面,对金朝文坛的大致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标榜金代文学:与南宋文学分庭抗礼 萧贡,字真卿,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中州集》共收有32篇诗词,元好问评价他为学识渊博,与蔡正甫相差无几。 元好问对萧贡所提国朝文派这一观念,因其失传已久,在现有的史料中已找不到。 《历代词话》中,他援引了萧贡语:吴彦高、蔡伯坚,都是吴蔡体,都是宋学者,与金源文派并不相称。从蔡正甫开始,排在竹溪之后,其次是赵闲闲。余倡此说,并无不妥之处。 与国朝文派一词相似,说明无异议一词最初出自萧贡之口。 元好问赞同国朝文派的观点,因此将其收入《中州集》,正是由于《中州集》的传播,国朝文派这一观念的形成,才有了重要的意义。 所谓文派,并非指文学,而只是一种文学团体。国朝文派与上述宋儒相比,其突出的是人物,而非其专长之作或作诗。 金元文学者,只是个诗人。用诗词家来指代文派,固然无法完整地表述文派的内涵,但它的归宿却是人。 或有学者分析说,蔡珪、党怀英和赵秉文都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大家,因此,文派中的文就是指文学。 从这个角度来看,宇文虚中,蔡松年和吴激,都是以文字见长的,但这不是真的。 而且,尽管萧贡的原作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元好问在《中州集》一书中一再肯定了这一点,可见文派一词并非单纯地用来形容文学。 蔡珪和党怀英和赵秉文没有老师的联系,也没有统一的学术思想,他们的文风也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并没有形成一种不同的文学派别。 二者仅在金朝各朝代的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无一定关联。 不管是萧贡,亦或是元好问,他们都在努力地整理着金文化的历史,从中挑选出一些优秀的作品,而在这些作品里,也有李纯甫、王若虚等作品,而元好问更是如此。 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他们都是从宋入金的,他们的文学造诣极深,在文坛上有很大的造诣,这是金朝的一个很好的开始。 但是宋儒的地位,却让他们无法作为金朝的典范,庄仲方在《金文雅序》中对此作了总结: (金)皇帝进入宋汴州,取材于古籍,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都是后来回归的。元好问在《中州集》中把吴激称为国家第一人,把吴激看作国朝人,似乎与国朝文派之论有抵触。 要正确地理解这种冲突,就必须从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三人的文学创作的内涵与文体上来进行探讨。 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由宋入金,他们都还惦记着宋代,因此诗歌中往往充满着思念之情。 正如《又和九日》中的老畏年光短促,秋意渐至。一阵风起,五见菊花盛开。忍着黑猿的眼泪,说着蚂蚁的杯子。 吴激《岁暮江南四忆其二》:天南百户,江上橘千百。霜飞震泽。秋夜宜照屋,香远渡船。何处来送袖子,何处伤花。 蔡松年虽然没有前面两位那么重要,但他在诗歌中反复地表达了自己的归乡之情,家不早,日日换云、别忘记同山买地,柳荫掩映,都表明了他与世隔绝的高傲,与金廷的距离也有了几分。 他们的诗词多是技巧娴熟、情感丰富、体裁更内敛、更幽远。 萧贡和元好问都承认了他们的文坛造诣,称之为豪杰之士,但是他们的作品并没有表现出金时期的独特特征,而更多的是宋朝文艺发展的惰性,故难以用王朝的文风来评价。 正传之宗:蔡珪的文学地位 蔡珪,字正甫,号无可居士,天德三年中进士,以学问、文章著称于世,元好问自称其学识之广,冠绝古今,并擅长于书画,百余载,多有以书名命名之。 宇文太学的叔通,王礼部的无竞,蔡丞相的伯坚,吴深州的彦高,高待的子文,都是他的长辈。 《中州集》中有46篇诗歌,其中有大量的著作,但大多已失传。 蔡珪乃金朝宰相蔡松年之子,蔡松年亦是金朝时期借才异代的典型,蔡珪自幼就显露出极高的文采,七岁作菊花,词义惊世骇俗,日教万字。 因为史料的缺乏,蔡珪的出生年月很难查清,他的爷爷蔡靖是在宋宣和末期投降的,父亲蔡松年也随他一起入了金国。 从蔡珪天德三年中举人,可以推测,蔡靖和他儿子进入金代时,蔡珪要么还在襁褓之中,要么还没有出世,也就是说,他从小就在金朝长大,这是最好的国朝文派。 蔡珪是在金代长大的,他对宋国并没有什么感情,也没有什么对宋朝的思念。 这种心态上的认同,固然是国朝文派地位的一种内部需求,也是与金朝时期借才异代士大夫成长的一个重大区别。 蔡珪是国朝文派中的正传之宗,其文学创作与金朝时期借才异代的士大夫迥然不同,体现了国朝文学的特色。 因缺乏相关的史料,仅从蔡珪所留诗词中,对其创作的艺术形式进行研究,从而发现其与借才异代的创作方式有何区别。 从宋入金的士大夫,大多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进入南宋时已经有所建树,受到宋朝诗词发展的大背景的制约,他们的诗词具有明显的宋词特色,而进入南宋之后,仍保持着含蓄深婉的文体特色。 至于蔡珪,他的诗词风格就大不相同了,他所作的诗词虽少,却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刚劲、豪迈。 蔡珪开创了宋、金两朝的新时代,被誉为正传之宗的国朝文派,审视其同期文人的创作水准,有助于我们对蔡珪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但因其余的诗人所保存的诗词数量稀少,很难形成大的影响力,因此,本文只通过王寂这位保存最多的诗作为个案,对除蔡珪以外的其它诗人有所认识。 王寂,字元长,生于河北玉田,天德三年举人,曾在祁县令、通州刺史、中都路转运使等官衔。 流传至今的《拙轩集》有278篇诗词。王寂和蔡珪是同一时代的状元,两人的年纪应当差不多,与比起蔡珪来,他没有从宋入金的爷爷和父亲,因此更加认同金朝。 君侯赴朝,赞忠嘉事圣朝,他是彻彻底底地从圣朝的角度来看,他是一名圣朝的子民,兴致勃勃地吹嘘着金朝的太平,甚至犹胜蔡珪一筹。 王寂诗的内涵十分丰富,有题画诗、纪行诗、咏物诗、感怀诗等,其中有颂扬圣朝太平之景,也有描写下层民众悲惨命运的描写,涵盖的领域相当宽广,能够较为完整地反应当时的社会和文艺现状。 他的诗词或雄浑、或轻快、或锋利、或险峻,《四库全书总目》中说,他的诗词清刻镵露,自有一股独特的韵味。 王寂的文坛与他的功绩不符,与被誉为国朝文派、正传之宗的蔡珪相比,王寂往往被忽视,《金史文艺传》也未留下他的传记。 《中州集》只有七篇,而元好问《闲闲公墓铭》所指的金朝各个时代的杰出诗人却没有王寂,这明显与他的文学成绩不符。金代文学发展脉络的勾勒 国朝文派这一名称的出现,虽不是针对金、宋两朝文坛发展的特定时期,却也对其发展的轨迹作了大致的梳理。 国朝文派这一观念的出现,将金王朝的文学分为两个时期,而在国朝文派中,可以分为宣宗南渡这两个时期。 从宋入金的吴激、蔡松年等人所形成的借才异代,是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金灭后,从辽而来的一群文人墨客,韩昉等人对金的影响多集中在政事上,而不是以文学见长。 而宋入金的文人,由于受到宋代的社会文化氛围的熏陶,他们的诗歌艺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并且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文体,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吴激能作诗,能写诗,乐府《夜寒庐中睡不着觉》、《南朝伤心事》、《谁挽星辰》等,都是国家的第一本。、 百余年来,推伯坚、吴彦高,称吴蔡体。元好问对这两个人的评价,足见吴激和蔡松年在文坛上的造诣,以及蔡松年在金初的文坛上的地位,都有很大的影响。 借才异代是金前期文坛落后的一种新的历史现象,是金前期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在世宗和章宗朝时期,由于战事不多,社会稳定,政局趋于明朗,加上君主们对汉人的认同与崇尚,文坛也因此兴盛起来,出现了一大群国朝文派的文学家,具有鲜明的金代文学特征。 蔡珪是正传之宗的国朝文派,他的文学成绩在前面已经得到了阐述。 党怀英是这一时代的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年幼聪慧,讲课数千字,师于刘岩老,济南辛幼安。党怀英是大定十年的秀才,以翰林院为官。 赵秉文说他文象欧先生,不为锋锐怪。诗如陶谢,自魏晋而来。另外,王庭筠、周昂和王寂也是这一时代的主要作家,他们是影响金王朝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元好问是金时期最有建树的一位,也是金代文学发展的顶峰,是金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元好问在中国古典文学历史上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视,历代学者都曾对他进行过大量的探讨。 萧贡的时代比元好问要晚,因此他在国朝文派中并未提到元好问,而元好问则对这一观念的再一次强调,只是照搬萧贡的原话,并未加上自己的观点,但他本身却是国朝文派中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 元好问在文学上的成绩是很高的,但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金四期,无论从时代的角度还是从作者的数目上来看,都是不恰当的。 因此把它放在了南朝以后到金灭亡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时期,这是比较合乎逻辑的。结语 笔者认为从宋入金时期的文学成绩与文学位置来看,萧贡、元好问等文学意识到了宋朝的文学对金朝的冲击,认为其在金代的文学上的巨大贡献是一个重要方面,进而促进了金朝以后的文学发展。 然而,金代的文艺发展并非仅靠宋朝的文艺,必须寻求自己的自主发展,因此,国朝文派这一新观念的产生,不仅体现了金文化发展的新时期,同时也体现了其文学的特色。 从这一简要的金朝文学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萧贡、元好问等人在金朝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期有着深厚的见解,他们不仅意识到了宋朝的文学在金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意识到了金文化独特的发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突出了其自身的历史发展,从而不愿沦为宋朝文学的附庸。 这对于日后探讨金朝的文学发展和宋金两派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