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问刘墉大清一年生多少人死多少人？刘墉的回答有点绝

　　历经乾隆、嘉庆二朝的刘墉是清朝著名的一位大臣，他的父亲刘统勋更是乾隆时期的名臣宰相。
　　刘统勋父子在乾隆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刘墉在宦海生涯中，颇受乾隆照顾，君臣关系十分融洽。
　　刘墉在乾隆晚年回到北京，一直再没有外放，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留下了很多关于刘墉和乾隆机智问答的记载。
　　刘墉父子的特殊地位
　　乾隆皇帝一生之中，历经无数朝臣，在这其中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
　　纵观乾隆一朝六十年，乾隆皇帝始终乾纲独断，视众臣为奴隶，唯独对刘统勋，颇有些敬畏和忌惮，乾隆曾评价他说：练达端方，秉公持正，朝臣罕有其比。
　　刘统勋的一生功业，主要是在水利事业上的杰出表现和查办大案要案上，此外，刘统勋在关键时刻决断明快，有着超凡的智慧和能力，令乾隆和其他朝臣都佩服不已。
　　比如在大小金川之战中，刘统勋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就帮助乾隆成就了十全武功。
　　大小金川地处西南边疆，地势复杂，山林茂密、瘴疠弥漫，易守难攻，花费了军费无数，因此刘统勋一开始就不赞成大小金川之战，但乾隆为了凑齐十全武功，刚愎自用，坚持用兵。
　　战事开启后，果然不出刘统勋之料，乾隆派出三路大军进展不利，元帅温福战死，只留下阿桂率领的一路军队。
　　乾隆面对困境，彷徨无计，打起了退兵的念头，但又无法决断，为此还专门让刘统勋赶来热河，商讨定计。
　　刘统勋赶到后，却力排众议，指出战前可以撤兵，但现在断不可以撤兵，他非常明确地断定阿桂必能成事，要求将大军指挥权交给阿桂，让阿桂在阵前临机决断。
　　最后的战局也被刘统勋言中，大小金川最终被攻下，成为了乾隆十全武功中的重要一笔，此后，乾隆对刘统勋越加信任，朝中大事都倚重刘统勋的决断。
　　刘统勋在乾隆三十八年去世，听到消息的乾隆不禁悲从中来，他泪流满面，对身边的臣子们说，朕失一股肱，还赞扬刘统勋不愧为真宰相，乾隆对刘统勋的器重也可见一斑。
　　刘统勋死后，乾隆下旨给予他文臣最高的谥号：文正，让他备受哀荣，在安排刘统勋的丧事中，乾隆同样给予了很多超规格的礼遇和赏赐。
　　因为对刘统勋的信任和感情，乾隆对刘统勋的长子刘墉也不免爱屋及乌。
　　此后，刘墉宦海浮沉，始终受到了乾隆的看顾，他踏入仕途的最初五年是在北京渡过，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土、编修、右春坊右中允、侍讲等职积累资历，并不负责具体工作。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钦点刘墉出任安徽学政，临行时赐诗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一句，将刘氏家族捧到了很高的高度，其中除了对刘墉的勉励，主要还是由于对刘统勋贡献的肯定。
　　此后，刘墉历任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太原知府、冀宁道台等职位，短短九年时间，从七品的编修做到了正四品的冀宁道台，升迁十分迅速。
　　但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刘墉的仕途有过一段波折，他在太原府知府任上时的下属阳曲县令段成功因亏空国库被抓，牵连到了刘墉，乾隆对他格外开恩，从轻发落，将刘墉发往军台效力。
　　戴罪充军效力的刘墉，在第二年就被释放回到北京，乾隆对他恩眷不减，很快任命他担任江宁知府的要职，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表现出色，之后还担任了江西盐驿道、陕西按察使等职位。
　　父亲去世后，刘墉离官为父亲守丧三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刘墉结束三年守丧期，回到北京，乾隆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名臣之子，很快就授予他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官位，官至二品。
　　乾隆在安排刘墉担任这些官职的同时，还安排刘墉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乾隆及其近臣经常办公的地方，能日常出入这里，无疑是乾隆对刘墉的信任和看顾，也是对他进行近距离考察、以备大用的信号。
　　果然，刘墉此次进京时间不久，就又被外放江苏学政，此后刘墉的仕途一路通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升任湖南巡抚，直到乾隆四十七年调回北京。
　　晚年京官生源
　　刘墉调回京师后，历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期间还入值南书房、充尚书房总师傅、管理国子监事务大臣等职。
　　在乾隆退位后，刘墉在嘉庆二年（1797年）三月始获授体仁阁大学士一职，成为民间所说的宰相，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刘墉以85岁高龄死在任上，死后入祀贤良祠，谥文清。
　　自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回到北京，直到乾隆去世，刘墉就再也没有外放，一直在乾隆身边做官，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关于刘墉与乾隆、和珅之间的故事，一般也都发生在这期间。
　　但其实刘墉和和珅之间在官场上的交集并不多，两人在乾隆身边周旋斗法的故事，大都是后人牵强附会，在历史上并无实际记载。
　　实际上，刘墉在乾隆晚年的最后一段京官生涯，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无法跟他父亲刘统勋相比。
　　刘墉在中央政府做官时期，正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的重要转折点。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勤勉帝皇的统治下，封建专制制度极端强化，迎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在乾隆进入晚年后，大清皇朝已经暴露出盛极而衰的苗头，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吏治腐败和财政亏空，一方面则是民间社会的日渐动荡不安。
　　刘墉在乾隆四十七年后，一直留在中枢，但在他最后二十余年的京官生涯中，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政绩或者贡献，只在乾隆去世后的帝位顺利交接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起他的父亲实在是逊色很多。
　　此外，刘墉在乾隆晚年时，甚至一改早年清廉耿直的清官形象，变得圆滑世故，他在这一时期更多的是在揣摩乾隆喜好，四平八稳地保住自己官位。
　　刘墉最后京官生涯的平庸圆滑，既有着当时封建制度极度严密的因素，也和乾隆晚年对大臣的定位有关。
　　清朝是中国传统封建皇权的集大成者，封建专制制度极端严密，皇权之下皆为蝼蚁，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任职的大臣，在烦琐严密的制度条理下，要想干些实事，反而动不动就会引来责罚，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干。
　　当时就有人评论过：贤者苦于掣肘而不得尽其长，不当者便于推诿而以分其谤，事之兴者转少。有才能的人受到制约不能展期所长，专注做事的人自然就越来越少了，这正是乾隆晚年整个政治生态的写照。
　　清末时的魏源，就曾对这个现象有过深刻剖析，他分析清朝权力制度的高度集中：以内政归六部，外政归十七省总督巡抚，而天子亲揽万几，一一切取裁于上，百执事拱手受成，这样一来，自然会导致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刘墉自然不可能有太多的作为，整个政治体制留给他能展露才能的空间就很少，也难怪他在最后的京官生涯中碌碌无为。
　　此外，刘墉的无所作为，也跟乾隆皇帝晚年对大臣的定位有关。
　　乾隆帝曾专门阐述过一个十分特殊的思想，那就是本朝无名臣。
　　乾隆认为皇权高度集中，一切重大决断出于皇帝，大臣们只要安分守己，严格执行即可，因此本朝既不会有名臣，也不会有奸臣，所谓的名臣，大都出现在社稷动荡之际，反而不是国家之福。
　　在这种本朝无名臣的思想指导下，乾隆晚年所要的，自然只是迎合他心意的应声虫，甚至针对宰相的作用，乾隆都曾议论说：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所以乾隆认为的宰相，也应当以君为重，而不是以天下为重，这样一来，晚年乾隆身边留下的，自然都是揣摩他心意的臣子。
　　皇帝有如此的想法，下面的臣子也就不再谋求安下天的功业，如刘墉等人，自然是消极地安于现状，或者津津乐道于声色娱乐，或沉醉于笔墨书画当中而不能自拔，所以他最后陪伴乾隆晚年的京官生涯中，没有多少政绩，留下来最多的倒是他和乾隆幽默机智问答的记载。
　　机智对答流传至今
　　刘墉博学多才，机智幽默，向来以急智著称，他陪伴在乾隆皇帝身边中，曾多次巧妙应对乾隆的刁钻问题。
　　有一次，乾隆皇帝曾突然问刘墉一个怪问题：京城共有多少人？
　　京城人口众多，古代有没有现代严密的人口统计体系，这个问题自然无法回答得很精确，但刘墉却避重就轻，巧妙答到：只有两个人。
　　如此荒谬的回答，自然令乾隆大惑不解，试问京城如此之大，怎么可能会只有两个人呢，乾隆连忙追问刘墉的回答是什么意义，刘墉则巧妙解释说，无论人再多，都只有男女两种人，那不是只有两个人吗？
　　乾隆听后，哈哈一笑，又问答，那大清天下，一年有多少人出生，又有多少人死去呢？
　　这个问题就是存心为难刘墉了，又有谁能真的统计清楚呢？
　　刘墉却不慌不忙，回答道：只有一个出生，确实十二人去世，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刘墉解释说，出生再多的人，在同一年都只有一个属相，而一年里去世的人里面，则十二个属相都有。
　　听完回到后，君臣两人都开怀大笑，由此也可看出刘墉的机智善辩。
　　还有一次，乾隆皇帝在清漪园闲暇无事，就带着许多大臣来到御果园散心游玩，当时正值各种水果成熟的季节，果树上硕果累累。
　　乾隆兴致很高，他命令太监在园中的湖里采了一个莲蓬，亲手剥开尝了一粒莲籽，觉得有点苦又吐了出来，向来喜欢吟诗作赋的乾隆灵机一动，想出一句诗：莲子心中苦，让大臣们对诗。
　　此句诗看似平淡，但其实暗藏玄机，又要和当前的场景契合，周围的大臣们都想不出来合适的诗句来对应，一时之间就冷场了，有弄臣想出了个母猪肚里臭的句子，大煞风景，还惹来乾隆的一顿责骂。
　　最后还是刘墉略微沉思了一下，从路边梨树上随手摘下来一只梨子，咬了一口又吐出来，吟出一句：梨儿腹内酸。
　　乾隆的诗句中，莲子谐音怜子，心中苦表面看得是描绘莲子的苦味，但实际上却暗藏着父母怜惜子女深情的隐喻，所以并不好对。
　　而刘墉的所对的句子中，取材自路边的梨树，符合当前的场景，其中梨儿谐音离儿，腹内酸有着和心中苦一样的寓意，对仗工整，含义相符，可谓是绝佳秒对。
　　乾隆和刘墉之间机智幽默的问答，在民间还流传着很多类似的记载，在乾隆晚年的政坛上，刘墉早已没有了开拓进取的心态，把智慧都用在了陪伴乾隆消遣上。
　　参考资料：
　　《急中生智妙答巧对机智幽默的刘墉》，《中华历代名人故事智慧篇》，2009年
　　《刘统勋父子与乾隆皇帝》，《齐鲁文化研究》，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