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读14291643年朝鲜对外八包贸易的介绍

　　八包贸易制度正式施行之前，李朝使臣私自贸易行为不断，无法禁绝，给朝鲜和明朝都带了麻烦。于是朝鲜政府选择放宽限制，允许使臣在华贸易，这也促进了后期八包贸易的出现。起初朝鲜政府下令严格禁止并严格搜查使臣的行李，但未能完全阻止使臣暗行买卖，走私之风反而愈加盛行。例如，朝鲜太宗十七年（明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三日，朝鲜的官员李都芬和李泼两人，因以贺正使和副使的身份前往金陵时私下恣行贸易被罢职。不仅使臣私贸之风难以断绝，商贾也加入使臣的私贸，并且经常偷偷贸易违禁物品：＂富商大贾于赴京使臣行次，非但苎麻布，以至禁物，数多暗寄，恣行买卖。＂
　　朝鲜使臣频繁私自贸易的行为既失使臣的体统，也伤国家的颜面。使团私下贸易之风难以断绝，朝鲜政府选择渐渐放宽限制。朝鲜世宗五年（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朝鲜颁布了赴京人员禁防条件，规定＂使臣与从事官、打角从人，一应行次内人挟持定数外杂物＂，以＂分用谋利者及虽分用谋利情迹未著，其所嘱五六匹以上者，以制书有违律论；三四匹以上者，以违令律论，其贸易之物没官＂。这实际上代表着朝鲜政府允许使团成员携带定额的杂物进京。八包贸易主要是用于支付使臣在行程中所需要的花费和进行贸易的本金。
　　因为朝鲜都城到北京的路程约需五六个月时间，路途上使臣花费繁多，这里的花费不仅包括使臣的衣食住行，还包括沿途同中国官员的人情往来。朝鲜政府无法支付频繁朝贡的使臣的花费，因而允许使臣进行贸易并将贸易所得用于各种开支，也允许使臣保留额外的利润。正如全海宗所说：＂八包贸易并不是为国家经济而采取的措施，其真正意义在于缓和被称为朝贡制度的既成限制下所派生的使行人员的物资负担。＂
　　为使使臣在京贸易制度化以及规范化，朝鲜于世宗十二年（明宣德四年，1429）正式允许使臣每人携带十斤人参前往中国贸易，由于朝鲜国内银货不足，所以严禁使臣携带银货贸易。可以认为，自宣德四年开始，使臣的私贸转为官方政府认可下的八包贸易。有明一代八包贸易都在稳定发展，直到1644年明朝彻底灭亡。
　　早期是八包贸易的形成与稳定时期（1429—1644年）。这一时期八包贸易的主要表现是：本金是由朝鲜政府提供；使臣携带定额的人参；前期禁止携带金银，但因银货禁令放开后又允许携带银子；富商大贾加入贸易。随着使团赴京贸易的获利以及经济的发展，使臣携带的人参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崇祯年间朝鲜国内还放开了禁银令：＂每人许赍八十斤，此所谓八包也。其后又许带银子，参每斤折银二十五两，八十斤共银二千两，为一人八包。＂
　　在八包贸易的形成、稳定时期，朝鲜使团允许贸易的物品内容从仅允许携带人参变为允许携带银子，参与人员也由仅限使臣变成使臣和富商大贾共同贸易，这都推动了八包贸易的发展。朝鲜放开银货禁令的原因是，壬辰战争期间国内银货通行，无法阻止使臣携带银货前往北京贸易。＂至壬辰倭警，中国以银颁赐我国军粮，军赏亦用银，以此银货大行，通货之禁废而不举。＂银货禁令的放开使得八包贸易的本金形式更加多元化，也进一步促进了八包贸易的发展。
　　有明一代，使臣的贸易数额就已经很可观。朝鲜中宗三十五年（明嘉靖十九年，1540）的史料记载：＂赴京之人，公然驮载，一人所赉，不下三千两。至以公贸布物，付之商贾，换持银两，商贾之人，坐待后行次，以其布物，还纳于官。＂当时一人所带的卜物，多至数十余驮，通事等人大多为贵族等贸易物品。这种情况使得当时的中原驿路需要调拨三四十辆车为朝鲜使臣装运货物，邮卒难以充数，以至时人怨苦日甚，每每遇到朝鲜使臣到来，就指着朝鲜使臣说：＂朝鲜贾胡来。＂明人话中的轻蔑之意不言而喻，也反映出朝鲜使臣贸易频繁毫无顾忌。
　　朝鲜宣祖八年（明万历二年，1574），许篈作为书状官赴京，贸易结束后，＂三所方物及各人往还盘缠，官家药材等贸易，倍于前日，必得三十辆而后乃可以载。＂可见当时的贸易数额之大。许篈作为亲历者形容当时的贸易情况：＂余见一行之人眩于卖买，如狂如痴，无一在馆内者，呼之不答，往往多错应。可惜货利之陷溺人心，至于斯极也。＂使团成员们醉心于贸易，陷入痴狂的状态，也从侧面印证了贸易获利颇丰。
　　明末，在辽东贡路阻断、战乱以及明朝政府的腐败、明朝国力衰落等诸多原因的影响下，八包贸易较之前期有所衰弱。朝鲜仁祖十四年（明崇祯九年，后金崇德元年，1636），朝鲜人李晚荣作为书状官赴京，这一时期八包贸易已经不如前期繁盛，但朝鲜使臣对八包贸易仍十分投入。李晚荣笔下记录的当时朝鲜使臣在会同馆内开市贸易依旧是一派繁盛景象：＂后堂前庭，多聚南商。又计出我国人物货，使之贸易。而商人辈以花绸不用之物出市。＂又记载了译官们因想要买的货物高价而失望痛哭的可笑情形：＂监领之官，又从而高定其价。译官辈大失所望，号泣请哀于提督，其情可矜。而其唇焦咽塞，眼目惊怯之状，极可笑也。＂
　　李晚荣还记载了这次使行所带的参包数量：＂其贡使人等所带参货，每人四包，共一百七十六包，并官价公贸。＂较之明初朝鲜使臣每人八包参货的数额来说，明末的八包贸易规模略有减少。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的仁祖三年（明天启五年，1625）朝鲜使臣在京中使用银子十万七千余两、人参二千一百余斤的数额记载（这个数字并不包括使臣沿路所花费的银参数额），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八包贸易规模仍旧较大，并且有极大的利润空间，因此让使臣们趋之若鹜，如痴如狂。
　　尽管此时北京城外战火不断，明朝统治也在岌岌可危、走向覆灭，朝鲜使臣的八包贸易依旧如火如荼地在北京会同馆内开展。虽然八包贸易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使臣路途的花费以及人情往来，但随着八包贸易的发展以及贸易规模的壮大，八包贸易的发展方向已经逐渐走向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