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治水事件的历史真相考究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的一件大事。据《尚书·禹贡》所载，东西南北，范围极广。
　　为他奔走办事的大小臣子必然众多。在上古时代，每一大运动必须集合其一民族的全部力量而为之。只要考知禹属于何民族，那么他的部下也一定是属于这个民族。这是根据中国习俗的人情事理去考古的方法。考据所得，禹是属于羌族。论证如下：
　　《帝王本纪》称，禹之母＂生禹于石纽，……长于西羌，西夷人也＂。石组是一个山村，因大禹生于其地而享盛名。又查《辞源》＂石纽＂条，注引谯周《蜀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
　　广柔县在今四川汶川县西北，地有石纽村。《元和志》同。又《唐书·地理志》：＂茂州石泉县（今四川北川县）有石纽山，山下有大禹庙，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于此。＂按茂州，今为茂汶羌族自治县。此地在川西，位于草原边缘，从古至今皆为羌族聚居地，而禹生长其间。而《史记·六国表》＂禹兴于西羌＂之言可信。可知大禹及其许多手下成员皆为羌族之人了。
　　大禹是治水成功的英雄。但他的父亲———鲧则是治水失败的英雄。
　　鲧治水失败的原因，从技术运用上说来，在于偏重堤防工程。《淮南子·原道训》中提过鲧用造大堤的工程去治水，诸侯造他的反，以致杀死他。堤防虽是水利上重要措施，但是如果没有政治力量适当配合，就会发生纠纷。因为地方势力会从中损人利己。
　　在先秦书籍中可以考知有利用堤防做坏事的。例如先秦有＂曲防＂之罪。所以春秋时代齐桓公葵丘之会有＂毋曲防＂之禁。什么是＂曲防＂？就是＂拦河坝＂。拦河坝是水利工程中一种重要措施，但是不善用之，是会出问题的。两千年来长江流域各乡村，由于用水的利害冲突，引起械斗，是屡见不鲜的，何况远古。
　　再从政治手腕上看来，鲧是一位个性奇强的人。帝尧早知鲧这个弱点，说他＂方命圮族＂。＂方命＂是说他悻戾自用，不从上令；＂圮族＂是说他与众不和，伤人害物。他不能联系群众共赴事功的失败，早在帝尧意料之中。但是四岳坚请试用鲧，说：＂试乃可也。＂（就是说不妨试一试吧）以悻戾自用的个性，运用于极易引起纠纷的堤防工程去治水，并且处于部落众多如蚂蚁般的相互矛盾的环境中，其招致屈原《离骚》中所慨叹的＂鲧婢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的悲剧，自属势所必至。
　　死后，他的仇敌又加诬蔑，斥之为＂凶＂。是太可怜了。但是也有主持公道的人。《国语· 鲁语》展禽（即柳下惠）列举＂以死勤事＂的功勋贤人，提到＂鲧障洪水而殛死＂；又说到＂夏后氏郊鲧＂，＂夏后氏＂是夏王朝的历代天子——都是鲧的后代，＂郊鲧＂是祭上帝于南郊时以鲧从祀，这是古代最隆重的祀典，可以稍慰失败的英雄。鲧是大禹的父亲，他也就是羌族之人了。
　　按鲧是第二个治水失败的英雄。在鲧之先，尚有第一个失败的英雄，就是＂共工＂。按＂共工＂事，古史未载。此乃因考据而知，研究鲧禹治水而拉出共工来。据考，共工也是羌族之人。
　　远古官职是世袭的，那个野心家的共工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子孙仍然可以接下去做＂共工＂的官，是合乎当时的习惯不足为怪的。
　　以前注解家据《国语·周语》太子晋有＂皆黄炎之后也＂这句话，断定共工是炎帝的后代，与郑玄＂世居江淮之间＂的说法合。共工原为南方民族，有治水智识，所以又获得＂水官＂的职务。
　　共工氏的灭亡实因治水，因为他在治水工作上有所失误，就是＂堕高堙庳＂，虽然能填出一些干地来，但是这些干地会妨碍洪水的出路，引起大众的反感，也引起内乱，以致灭亡。
　　笔者据太子晋的一篇文章进行研究。今将太子晋的文章摘录如下，并加注释。
　　《国语·周语》太子晋说：
　　昔共工氏……虞于湛乐（只知个人享乐），淫失其身（＂淫＂即今话腐化，＂身＂是指做人的道理，＂淫失其身＂是说共工腐化到不知做人的道理），欲壅防百川（是说要堵塞各个河流），堕高垣座（＂堕高＂是把山上的土挖下来，＂堙庳＂是说填在低洼的地上，就可以填出一片无洪水的地方来使用。但是这样做，是会阻挡水的出路，使其他地方的洪水更加泛滥，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坏办法），以害天下（要用这种坏办法去害天下人）。
　　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老天爷不赐福，老百姓不帮助，许多的大骚乱都发生了），共工用灭（共工氏被灭亡了）。
　　其在有虞（鲧事在虞舜登庸以前，似应作＂有唐＂，而言＂有虞＂者，因古代史学家常把唐帝尧的史实列之舜帝时代之中，如《尧典》是纪唐尧的史篇而列在《虞书》之内，盖令尧舜二代为一代也），有崇伯解，播其淫心（发挥其奢侈享乐的腐化心理），称遂共工之过（赞成用共工的错误办法），尧用殛之于羽山（鲧虽然是被诸侯杀死，但帝尧是最高领导者，不阻止他们这样做，所以说是尧殛死他）。
　　其后伯禹（他的儿子伯禹）念前之非度（认识到以前的办法是不合道理的），厘改制量（改变制度和办法），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原注；＂仪，准也。＂就是说以人民利益为标准），而度之于群生（原注：＂度之，谓不伤害也。＂就是说，不起任何伤害人民的作用。因为悟出＂水之道也。＂
　　孟子说过，因为地下水位过高，以致水漫流地面造成洪水之祸。这不是堤防工程所能治，而应用疏导方法）。
　　共之从孙（就是说共工的侄孙，但也可以说是共工的后代，因为古人也可以用＂孙＂字表示后代），四岳佐之（四岳是四个人，其都是共工的从孙，＂佐＂是辅佐帮助的意思，做助手）。高高下下（＂高高＂是说不许在山上挖土，以保持山的原有的高度；＂下下＂是说要把水道掏得更深），疏川导滞（＂疏川＂是说清理江河溪涧的水道，＂导滞＂是说把堵塞水道的泥沙杂草清除掉。
　　这个＂疏川导滞＂工作是最重要的，因为既能便利水流，也可以降低地下的水位）。
　　以上所述是说治水的方法，以下是说经济建设方法。
　　＂宅居九陕＂，＂噢＂是无水潦可居人之地，言皆能宅居于干燥之地也。＂合通四海＂，《尔雅·释诂》篇＂会，合也＂；又《四极》篇：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言洪水平时，边远地区之民族皆能互相往来矣。
　　古人叙述所见天时之正的好景象，如：
　　＂天无伏阴＂，伏阴，夏有霜雹也。
　　＂地无散阳＂，无散阳，即没有李梅冬实之类。
　　＂水无沉气＂，沉，伏也，无沉伏之气，盖所见之水皆为活水，无死水也。＂火无灾惮＂，言无火灾也。
　　＂时无逆数＂，时，四季也。若有春行秋令，冬行夏令之类，则为逆类。今四时皆行其令，则为无逆。
　　＂物无害生＂，言无蝗螟之属害谷也。
　　＂帅象禹之功＂，帅，循也。象，洪也。帅象禹之功，犹言循法禹之功。＂度之于轨仪＂，度，衡量也。轨，道也。仪，法则也。言用道及法则加以衡量也。
　　＂莫非嘉绩，克厌帝心＂，嘉绩，言好成绩。厌，满足也。帝，上帝也，而以尧为代表。
　　＂氏曰有夏＂，即言国以夏为名，夏氏始此。
　　＂氏曰有吕＂，即言国以吕为名，吕氏始此。
　　＂谓其能为禹股肱心鹤，以养物丰民人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做禹的重要助手，用增加物产的办法为人民谋幸福也。
　　以国为氏的事迹，在后世是常见的。但以氏为国的事迹也是实际存在的。最明显的例子：春秋时期，韩、赵、魏只是晋国三个大夫的氏，后来发展为战国时三个强国的国名。
　　太子晋这一段话，透露出古代政治的特殊点，不是后世所能想见的。古代的姓与氏都含有尊称的意义，政治上站得住就有，站不住的就失掉。
　　据赐禹与四岳姓氏一事，可得一个情况，禹的父亲鲧做到＂崇伯＂这样大官，当然有姓有氏，如果能世袭下去，又何必重新赐胙呢？但是重新赐作了，可以知道鲧死于羽山之后，姓与氏都失掉了，需要重新胙赐。四岳得到胙姓赐氏也属于同一问题，他们都是共工的从孙啊！
　　共工有力量能＂欲霸九州＂，是一个部落首领，当然也是有姓有氏的。如果是有的话，他的从孙应用就好了，何必另起炉灶呢？但是实际上四岳尚须因佐禹之功而得到胙姓赐氏。可见得共工的原姓氏，因被辛侯灭亡而丧失了。
　　把太子晋这一段话与春秋战国以及后来的逸事相参证，可得姓氏制度变迁概况领会下来；中国远古时代的人有成就时，才由天子赐姓（即胙姓）并赐氏。若是政治上或事业上陷于失败，那么姓和氏都被勾销。
　　到了夏禹以后，某些人虽然遭到失败，政治上的地位没有了，但是姓氏还能保留下。可考者如《左传》所载各国叛臣姓氏皆在。并且在春秋时各人的＂姓＂是依靠血统固定下来，＂氏＂可以是自由更变仅须经过一番规定。如春秋末期晋＂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之类，就是说智果在太史那里办好手续，把他的一族另立辅氏，无须天子赐氏了。并且一般人尊称他人也用＂氏＂了。
　　太子晋说：＂祚四岳国。＂用‘国’字只是一种方便说法。因为太子晋时是有许多封建国家，但在四岳所处的环境实际无所谓国家，至多也只是后世所谓＂行国＂。因为在实际上只是一群部落而已。
　　以中国人的古代常识而论，一个国家必有城郭。所以＂国＂的原意就是城墙。近人考据说：＂夏以来未有城郭＂；又说＂唐虞以前均无城郭＂；＂自鲧始为城郭而禹继之；盖治水时筑城以障水＂。古代堤与城同义，先知用于御水，后知用以御寇（见程树德《说文稽古编》）。
　　共工的南方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是曾一度＂欲霸九州＂的民族首领，他的部落必甚强大。所以他的后裔仍能生存，并且还拥有政治势力。其后裔所做的官不仅一个＂共工＂，而且还有其他官职。
　　帝尧时，共工族所居的大官有四岳，佐禹治水，立下功劳。四岳是仅次于相的大官，为四方诸侯之长，太子晋说＂一王四伯＂的四伯即指四岳（此＂伯＂应读作＂霸＂并且是霸的本字）。
　　所谓＂上公九命作伯＂（《周礼·春官·大宗伯篇》），比公、侯、伯、子、男大，但还是诸侯。所以太子晋说＂命为侯伯＂。可知四岳是四人。共工族能有四人为诸侯之长，其拥有威望、实力与广大部落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