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性10岁就很少出门，在家学习女红，连皇帝都很关心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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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红（gng），古代女性所从事的纺织、缝纫，以及刺绣等工作的称呼。
　　在传统小农经济下，社会实行男耕女织分工模式，古代女子操持女红，主要是为了满足生活所需。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女红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在保留实用的同时，还在追求更高的审美需求，使得女红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精致的艺术品。一、女红之用乃民生所系
　　在古代，女红是评价优秀女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周礼》记载：
　　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郑玄在《周礼》注释中提到：
　　妇德谓贞顺，妇言为辞令，妇容为婉娩，妇功为丝枲。
　　其中妇功为丝枲，简单来说就是指做女红。
　　以古人的观念，女红是女性优秀的标准之一，这是古代各个阶层都少有的达成的共识。
　　在《隋书》中提到：
　　又丝枲纺织，妇人之务，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制。
　　纺织这个技能，不管你是底层的平民百姓，还是皇后妃子，或者是百官的妻子都要学习，而且有着相应的生产任务。
　　可见，对于女人来说，不管她们身份地位怎样，女红是她们必要的社会工作。
　　而在《礼记》中记载：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循，学女事以共衣服。
　　专门规定记载女孩子到了十岁以后，便不能随便出门，母亲要从制作麻线开始，教育她们如何养蚕纺丝，织布制帛，培养她们学习女红，制作衣服。
　　唐代才女宋若莘在《女论语》中提到：
　　凡为女子，须学女工。
　　女红在古代道德上，被强制规定为女性的必备手艺。出现这种认知，更多情况是从现实意义来进行考量的。
　　一般底层平民女子做女红，是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生活需求，增加家庭收入。
　　唐代诗人秦韬玉在《贫女》中感叹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说的便是贫家女子依靠女红谋生的真实写照。
　　女红作为古代底层女子的生计所在，贯穿女性的一生。
　　当女子踏入婚姻之门，必然要以女红持家，同时给下一代女孩传授女红技艺。
　　《女论语》中就谈到：
　　莫学懒妇，积小痴慵，不贪女务，不计冬春，针线粗率，为人所攻。嫁为人妇，耻辱门风。衣裳破损，牵西遮东，遭人指点，耻笑乡中。
　　只有会女红的勤劳女子，才不会被人称为懒妇，遭人指点，受人耻笑，才能正常维系耕织分工下的家庭生活。
　　而在上层的女性，不必依靠女红来维系生活，她们之所以学习女红，是因为这是优秀女子的品质之一。
　　根据明仁孝皇后《内训》提到：
　　怠惰恣肆身之殃也，勤励不息身之德也。是故农勤于耕女勤于工。
　　皇后作为一国之母、一国帝王的妻子，也要以身作则学女红，培养勤劳的品德。
　　对于国家来说，女红是维系社会生产的重要职业，《墨子》中提到：
　　女子废其纺织而脩文采，故民寒。
　　如果女子放弃纺织而去追求文学，那么就会导致人民没有衣服穿，突出女红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周礼考工记》记载：
　　国有六职，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治丝麻的妇功，被认为是国家的六个基础职业，与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并列在一起，是民生的重要组成。
　　因此，古代一直很重视这个行业，并积极推动其发展，在《淮南子》中提到：
　　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
　　大意是过度追求丝织物品的锦绣多彩，就会损害纺织等一些女性产业。
　　《汉书》中也指出：
　　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
　　皇帝下令停止制作难度极高的绮绣，制作好的也不允许献纳。
　　因为它会危害女红这个产业，影响底层老百姓的生计，可见统治者对女红的重视。
　　而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
　　姜太公为了发展齐国，也在鼓励当地女子多做女工。
　　可见女红制品，在古代也是重要商品。比如齐鲁之地的鲁缟，川蜀之地的蜀锦等，都被统治者大力推广。二、古代女红之美乃德艺所在
　　早在人类开化之初，女红便随着女性群体的出现而诞生，成为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早在先秦周朝的《诗经》中就有：掺掺女手，可以缝裳，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等采桑织布、染色制衣的女红描写。
　　在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底层民众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方式。
　　男人作为重要劳动力，在外做耕作、狩猎等体力活，获取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物资；
　　女人则在家纺线织布，管理家务，纺织的布料等除了满足家庭生活所需，还向外出售，赚取额外收入补贴家庭。
　　王融在《三妇艳》中提到：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可以说是关于女性纺织生活的生动描写。
　　女红就在这样的耕织生活下，从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发展。
　　从古至今，因为民族、环境，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下，女红出现不同的分类和形式。
　　根据学者研究，将女红按照技巧分为纺织、缝纫、编织、刺绣、浆染、剪花等几个类别。
　　而因为女红产生的成品，还分为衣物、鞋帽、玩具、剪花等制作类型。
　　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女红也出现分化，有了所谓高低之别。
　　其中剪裁、缝纫、刺绣、编结等细活，属于高级女红；
　　而绩麻、缫丝、纺线、络丝、织布、浆染等粗活为低级女红，一般是普通下层农妇所劳动。
　　其中女红用品的制作，不仅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的，还体现了当代女性的审美倾向，表达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精神寄托。
　　以女红中精美的图案纹样为例，根据《尚书》记载，以五彩丝线刺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f）、黻（f）十二章纹为饰，由此制作的衮服，是古代高级贵族最尊贵的礼服之一。
　　女子将花卉植物、龙、凤、鸟、鱼等祥瑞，以及富贵、平安、如意等文字，通过抽象、夸张和变形等手法，将其进行高度概括组合，形成美丽漂亮而又内涵丰富的图案纹样。
　　将这些图案织入女红作品中，既增添了艺术美感和文化内涵，也吸引消费者购买的欲望，增强市场竞争力，间接地推动了纺织技术的发展。
　　此外，女红作为一种独属于女性的艺术，也是对母性文化的表达。
　　唐代孟郊《游子吟》中写道：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母亲担忧孩子远游外出，只能通过做衣服来表达对子女的关爱，盼望他们能早日归来。
　　在古代，子女身上的一丝一缕都凝聚了母亲对他们的深厚情感，以至于有人将女红称之为母亲的艺术。三、女红之变乃环境使然
　　在古代男权社会下，女性群体长期被压制，被视为男性的附庸。
　　无论是上层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历朝历代对女红的认知往往是固化的，在其看来，女红只是生存之道和持家之本。
　　这一职业因为生产的需要，虽然被人重视，但对于文化艺术上的形式创作，女红并不被人所看重，难以与书法、绘画等艺术相提并论。
　　但女红伴随女子一生，不可避免的成为女性艺术创作的载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女子借女红抒发自己的感受与想法，她们将情感和智慧灌注其中，含蓄地利用寓意、象征、隐喻等手法，构建出专属于自己的情感精神世界。
　　和书法、绘画对于文人一样，女红成为古代女子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的一种表现。
　　女红的艺术创作使得她们在繁琐苦闷的工作中，能够缓解生活的压力，苦中作乐，抒发在封建礼教束缚下被压抑思想和情感。
　　结语
　　总而言之，在古代对于女性的束缚下，女红始终难以登上大雅之堂。
　　古人对于女红的认知，基本停留于生活劳动技能层面，它是技而非艺，是功而非才。
　　因此，女红的地位和审美价值远不及诗文才艺。
　　但抛开古人狭隘的偏见，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女红所包涵的艺术价值独树一帜，并不逊色于古代其它艺术。
　　参考资料：
　　《淮南子》
　　《周礼注疏》
　　《女论语》
　　《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