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政治浅谈塞拉美尼斯与祖制理念有何关系？

　　文拉宾德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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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里远征失败后，祖制（patriospoliteia）和祖法（patrioinomoi）逐渐成为一些雅典精英试图改革民主政体的理论依据，并且在内乱过程中也为政治领袖和民众重建城邦共同体的政治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
　　面临城邦危机和民主制度所暴露出的弊端，雅典人开始主张恢复祖辈的政体和法律，在改变现状的同时，利用祖制和祖法的概念强调了政体的延续性与改革的合理性，其中便蕴含着对城邦共同体理念的诉求。各种声音并存
　　在一段大约写作于公元前411年的演说残篇中，智者色拉叙马库斯（Thrasymachus）指出，祖制是容易理解并且对所有人而言最具公共性的（rhaistgnsthenaikaikoinotattoispolitaisousapasin）。
　　这里最具公共性是对koinotat一词的字面翻译。
　　从语境来看，它与容易理解并列，当具有认知层面的意义，因此有些学者将它解释为共识，意指祖制在所有人的认识中都是完全一样的。
　　然而，奥斯特瓦尔德采取了另外的角度，认为其意在表明祖制是将所有人结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这种释读大概基于从共有的意义上理解koinotat，祖制被表述为一种使所有人共享政治权利的政体。
　　如果综合这两种解释方式，或可将色拉叙马库斯的意思理解为，所有人对祖制都有着相同的理解，这种一致性使人们结成共同体，而且其中的所有成员共享着最普遍的政治权利。
　　换言之，无论从认知层面，还是城邦组织层面，祖制理念都意味着呼吁雅典人在政治共识和权利共享的基础上建立起完善的城邦共同体。
　　不过，实际上围绕着祖制的具体特征，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治领袖们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上述色拉叙马库斯的演说内容也正是针对这种分歧而讲的。
　　当城邦内乱提供了将祖制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时，政治领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便有可能转变为激烈的权力竞争。四百人寡头政体的建立
　　不同于修昔底德注重寡头政变的实际结果，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对政体变革背后的理论争议过程给予了更详细的记载。
　　依据后者的说法，提议任命一个负责设计政体改革方案的委员会的人是斐索多鲁斯（Phythodorus），克雷托丰（Cleitophon）又对此提议进行了修订，要求委员会成员还应研究克里斯提尼在建立民主政体（tndemokratian）时颁布的法律，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参考。
　　此处将克里斯提尼的法律称为祖法（touspatriousnomous），并且指出，克里斯提尼所建立的政体不是民主的（oudmotikn），而是更接近于梭伦的政体。
　　表面看起来，这里的表述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如何理解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政体又不是民主的？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一评价并非出自克雷托丰本人，而是《雅典政制》作者本人的补充说明，其意义在于强调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政体优越于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政治的现实状况。
　　从克雷托丰对斐索多鲁斯提议的修订中，可以看出祖制概念引发的不同理解：有人将梭伦的政体当作祖制原型，主张效仿梭伦，建立四百人议事会；以克雷托丰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克里斯提尼的政体，认为雅典的现实政治已经背离了民主政体的初衷，改革目的是让民主恢复其原来的面貌。
　　这一分歧或也体现在委员会所设计的两套政体改革方案之间的差异上。
　　其中一套方案用于将来，建立在5000人组成的公民共同体基础之上，依靠缜密的官职选任制度进行运作，其设计的客观性表明，该套方案更关注如何避免民主政体的缺陷，而不是以建立寡头政体为目的。
　　相比之下，另一套用于当下的改革方案则赋予四百人议事会绝对的政治权力。
　　当某位阿里斯托马库斯（Aristomachus）将该套方案提交表决时，它获得了绝大多数人（plthos）的同意，成为四百人寡头政权建立的主要依据。
　　随着四百人寡头的统治日趋极端，塞拉美尼斯和阿里斯克拉特等人开始呼吁让五千人政体成为现实。
　　修昔底德认为，他们只是以此掩人耳目，其真实动机出于个人的野心（kat’idiasdephilotimias），意在成为民众的最高领导者（prtosprostatstoudmou）。
　　这一批评采取了冷峻的现实主义视角，然而我们不能据此完全否认塞拉美尼斯的主张中有着对某种政治理念的坚持。
　　而且，无论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还是建立政治权利更加平等的五千人政体，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都超越了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
　　这或许成为塞拉美尼斯主张更易为人接受的原因：当他向比雷埃弗斯的重装步兵们允诺公布五千人名单并实行轮流执政之时，雅典人似乎看到了让城邦恢复一致性（homonoia）的希望。
　　五千人政体建成之后，也获得修昔底德的高度赞扬，被他视为平生所见真正的优良政体。
　　这种评价基于其折中（metria）的特征：少数人（tousoligous）和多数人（touspollous）得以彼此融合，结为一体（ksunkrasis）。
　　这说明，修昔底德尽管质疑塞拉美尼斯等人的个人目的，却对五千人政体所体现出的城邦共同体理念予以认可。
　　根据其他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塞拉美尼斯在后来的三十僭主寡头政变期间，进一步成为祖制最积极的倡导者。
　　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告终，当年9月，斯巴达海军司令吕山德（Lysander）率领舰队来到比雷埃弗斯。
　　借助其支持，雅典寡头派在穆尼基亚港口附近召集公民大会，在吕山德监视之下，会议通过了德拉孔提德斯（Dracontides）准备的预案，设立三十人委员会。
　　该委员会很快掌握了统治城邦的绝对权力，并施行一系列恐怖政策，被后人称为三十僭主。
　　值得注意的是，三十人委员会建立之初，公民大会赋予它的主要职责是编纂祖法（touspatriousnomoussungrapsousi），因为在雅典战败后与斯巴达签订的和约中即规定，雅典人将遵循祖制治理城邦（politeusontaitnpatrionpoliteian）。
　　这凸显了自西西里远征失败以来雅典人对民主政体进行改革的持续性。
　　公元前413年，为了应对当时的危机，雅典人选举产生10人参议（probouloi）。
　　公元前411年，在四百人寡头政权建立前夕，设立负责编纂法律的委员会（sungrapheis），按照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说法，该委员会由30人构成，包括原有的10名参议和新选出的20名成员，其主要任务就是整理和编修祖法。
　　四百人寡头统治结束后，五千人政体任命立法委员会（nomothetai），继续之前的法律编纂工作，直到公元前404年被三十人委员会所取代。
　　雅典人强调三十人委员会的职责与此前的政体改革工作一脉相承，既使该委员会的设立具有了正当意义，又在原则上保证了雅典仍然是自治的城邦。
　　对伯罗奔尼撒战后雅典与斯巴达的和谈起到关键作用的塞拉美尼斯，很可能也在大力主张恢复雅典的祖制，使之获得和约条款的确认。
　　于是，当时雅典的各派政治势力都以祖制的名义推动政体向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根据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ofSicily）的记载，寡头派宣称遵循古代的建制（palainkatastasin），民主派也要求重建父辈们的政体（tntnpaternpoliteian）。
　　更重要的是，双方还同样以维系城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作为各自政体主张的初衷：寡头派坚持少数人的统治，是由于他们认为少数人可以完全地（pantels）代表所有人（tonholon）；民主派则指出，民主政体建立的依据是人们的一致认同（homologoumenos）。
　　由此可见，处于意识形态对立状态中的政治派别在争相呼吁重建祖制的同时，也都认可了祖制所承载的城邦共同体理念。
　　当雅典人的自由受到吕山德的进一步威胁时，塞拉美尼斯坚决维护和约中对雅典建立祖制的规定，并且和民众一起反对摧毁民主政体。
　　然而，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他则被视为一个独立政治派别的领袖，专注于建立祖制。
　　与之并立的，是旨在维护民主政体的民主派（dmotikoi），以及由回归城邦的流亡者组成的寡头派，后者的特征是结为政治团体（hetaireiai），塞拉美尼斯一派并不参与其中。
　　类似的三分法亦见于吕西阿斯有关三十僭主构成方式的介绍。
　　他指出，其中十人由塞拉美尼斯提名（包括其本人在内），另外有十人来自克里提亚斯领导的政治团体（包括其本人在内），其余十人则从当时公民大会在场者中选出。
　　在这三组当中，最后一组的政治立场难以确定，但前两组之间的区分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说法相吻合。
　　也许是由于塞拉美尼斯的主张，三十僭主掌权之初也的确承继了恢复祖制的名义，废除埃斐阿尔特斯（Ephialtes）限制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法律，修订梭伦法律中意义含混的条款，并清除政治生活中的诬告、谄媚等不良行为，这些做法一度赢得人们的好感。
　　但是，随着克里提亚斯影响力的提升，三十僭主日益背离其重建雅典祖制的职责，而转向对斯巴达政体的效仿。参考文献
　　【1】黄洋：《西方政治学的前史：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政治思想》，第186页。
　　【2】法现代剧场寻根与古代神话新生〔J〕。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9，（2）：113。
　　【3】邹建军，丁萌。古希腊神话的地理叙事〔J〕。江汉论坛，2022，（8）：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