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街三十年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截至2020年底，金融街金融资产111。6万亿元，占全国金融资产的近35；金融业增加值2653。8亿元，占北京市金融业增加值的36。92，占西城区生产总值的52。4；金融街实现三级税收近4000亿元，占北京市的67左右。换言之，金融街以全市0。02的面积，贡献了全市近40的金融业增加值，创造了全市近70的金融业三级税收贡献。金融街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2年的2。28增加至2020年的7。35。与此同时，北京金融业的发展也得到了国际认可。根据英国ZYen集团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FinancialCentresIndex，GFCI），北京的位次从2007年3月第一期榜单中的第36位提升到2022年9月发布的第32期榜单中的第8位。
　　实际上，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金融发展并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过程，而是受到政府的强烈影响。在金融发展的一系列大事中，地方政府或明或暗都起了相当程度的动力作用，有些甚至是决定作用。本文聚焦金融街30年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分析各级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政府规划缔造了金融街，明确了金融街建设目标
　　虽然普遍将1992年视为金融街的诞生年，但政府关于金融街的设想要早得多。例如，1985年西城区委区政府召开西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推动西城旧城改造，即为建设金融街奠定了基础。1987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提出，在北京市西二环一带建立由各大金融机构总部组成的金融街。1992年，北京市政府批复《关于恢复西二环东侧（金融街）开发建设的请示》，金融街开始从设想变为现实，1992年也由此成为金融街的诞生年。1993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明确在西二环阜成门至复兴门一带建设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集中安排国家级银行总行和非银行机构总部。中央政府不仅认可了金融街建设规划，而且明示了建设目标，即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和金融机构总部聚集区。此后，随着金融街的不断发展，空间不足问题彰显。为此，2007年10月北京市政府通过《关于对金融街区域拓展和发展功能完善的意见》，同意拓展核心区范围。可见，包含西城区政府、北京市政府、中央政府在内的三级政府均在金融街的缔造及每一阶段的发展中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后，在2008年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而增强金融街的总部金融动能要进一步聚集国家级金融机构总部，提高金融街的金融聚集度和辐射力则成为金融街发展的指南。根据2015年9月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金融街集中了国家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的管理部门和监管机构，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因此，完善金融街的金融管理功能是首要目标。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北京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相应地，《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强调，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在提升国家金融核心竞争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落实国家金融改革开放任务中承担重要使命。从而，强化大国首都金融功能，高水平建设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成为首要目标。从中央政府、北京市政府到西城区政府已形成对金融街发展的规划体系，规划的大方向基本保持稳定，具体目标则随形势变化而有所调整。政府直接参与金融街基础设施建设
　　原为居民区的区域要转变为金融机构的聚集之地，必须首先进行工程建设，而且涉及大量的搬迁、商业楼宇及办公条件建设。为此，政府投入2000万元成立金融街控股有限公司，专事金融街的建设、开发与资金投入。同时，也通过财政手段直接为金融街公共设施的建设提供支持。到1995年5月底，北京金融街共协议引资约10亿元，建设了5个单体项目。为支持配套设施建设，20032007年，西城区政府共向金融街投资100亿元，以支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到2010年金融街核心区扩建基本完成，总共规划投入460亿元。截至2013年，对于该区域的投资已超过1000亿元。办公楼宇之外，金融街还需要便捷、高效的通讯。2006年，北京金融街投入使用双向光缆环，从而保证区域内通信的高效，满足金融机构对于信息获取与交流方面的需求。持续的投资带动了金融街基础设施的发展，从而也支持了北京金融中心建设。根据2022年9月发布的GFCI32，北京在基础设施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第7，与其他来自中国的金融中心相比，在香港（第4）之后，在深圳（第11）和上海（第13）之前。持续性的优惠政策吸引机构、聚集人才
　　1992年的金融街，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几家机构。为吸引机构、人才入驻金融街，北京市政府、西城区政府制定了不少专门政策，部分如表1所列。
　　对于机构，优惠政策包括设立补助、减免房租等降低企业初始运营成本的方式；对于人才，优惠政策包括户口迁入、住房便利、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等。例如，在西城区2003年《关于促进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中，对于提前预租或首次租用该区域办公用房的国外金融机构给予租金优惠，优惠期限为三年。从起租之日算起，第一年、第二年和第三年的租金分别为市场价格的50、70和90，以鼓励国际金融机构预租国际金融商务区域内的办公用房。同时，规划一定面积的住宅用地，委托专业开发公司代为建设，以优惠价格出售给入驻西城区域内的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国际金融机构总部或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区域性分支机构（省市级以上）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为其解决住房困难问题。2022年，金融街建成第一批市场化人才公寓，政府首次将人才公寓分配权下放至企业。为解决金融街人才的子女教育，每年专门确定招生计划，定向为入驻西城区域内的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子女就读办学条件较好、教学质量较高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提供便利。同时，为金融机构的外籍工作人员子女就读国际学校提供方便。此外，为了吸引海外人才，2010年还专门成立了北京海外学人中心金融街分中心。
　　在一系列持续的优惠政策下，金融街入驻企业持续增长。2003年，入驻企业530家，其中银行26家，保险公司5家。到2020年末，入驻金融机构近1900家，其中总部企业175家，19家位列《财富》世界500强，业务范围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债券、基金、理财、信托及不良资产处置等全门类业务。随着中国金融业从限制性开放到全面开放政策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入驻金融街，到2020年共有122家。
　　金融街也汇集着金融领域的国际组织如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国际金融论坛、亚洲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它们不仅是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与世界金融业的桥梁。例如，2016年发起、2017年正式成立的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截至目前拥有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五大洲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再如，2003年10月28日中国、美国、欧盟等G20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领导人等共计78人在北京召开会议而创立的国际金融论坛（InternationalFinanceForum，IFF），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已成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20）。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其他驻区要素市场类机构也蓬勃发展。例如2021年9月3日注册的以服务于创新型中小企业为定位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是我国第一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截至2022年4月30日，北京交易所共有来自全国22个省自治区的89家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融资188。9亿元。
　　人才是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要素。30年来，金融街汇集的人才稳步增加。19922003年，金融街人才总量不高于2。5万人。2012年，为17。4万人（占北京市金融业从业人员的逾70），其中硕士及以上人员占到43左右，海归人员占约9。2021年，从业人员23。69万人，其中23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近20为海外留学归国人员。GFCI从专业人才的可获得程度、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教育与发展、生活质量等方面综合评价金融中心的人力资本竞争力。根据GFCI32，北京的人力资本在全球金融中心中排名第12，在来自中国的金融中心中，位列香港（第8）、上海（第9）之后，在深圳（第15）之前。政府监管与营商环境
　　从管理上来看，2000年初北京市成立中共北京市委金融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对全国性金融机构在京分支机构的协调工作。2009年，北京市组建金融工作局，14个区县相继成立专门的金融工作部门。从西城区层面，2003年即成立西城区金融产业促进协调领导小组和西城区金融产业促进办公室。
　　法律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方案》。2021年3月18日北京金融法院成立，主要管辖北京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金融民商事案件、涉金融行政案件和执行案件。同时，对境外公司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案件，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企业相关证券纠纷，进行跨境、跨区域集中管辖。此外，北京金融法院还对一行两会一局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因履行金融监管职责引发的行政诉讼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享有管辖权。虽然其办公地点不在金融街，但其成立客观上有利于金融街营商环境的提升。
　　30年来，金融街从一个居民区发展成为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其间政府的全力推动与支持功不可没。实际上，金融街从构想到落地再到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有政府的深入参与。希望在政府、市场两种力量的联合推动下，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地位不仅持续得到强化，而且更有效，同时金融市场功能更加完善。
　　文张翠珍孙红亮（作者张翠珍为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孙红亮为外交学院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
　　编辑陆佳
　　本文刊载于《中外企业文化》202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