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看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

　　引言：
　　科举制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任官员的制度。它发轫于隋代，兴起于唐代。作为一种选贤以佐治的方式，它不但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封建国家的治理水平，而且还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缓和了阶级矛盾，保证了封建王朝在一定时期内的长治久安。
　　但科举制也并不是没有弊端，特别是在它初创的唐朝时期，由于各项配套制度不完备，它的弊端也就更加明显。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促进朋党的形成。
　　科举制是如何促进朋党形成的？朋党形成后又对科举制产生了什么影响？这还要从科举制产生的历史背景说起。一。九品中正弊端大，科举取士寒门起
　　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主要靠九品官人法来选拔人才。主要操作方法是，各州郡分别选出一名在中央任职的本籍官员担任大小中正，大小中正根据自己的所知，对州郡人才按照九个品级来进行评品，吏部再根据中正的评品，来进行官吏的升迁与罢黜。
　　这个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大小中正基本都来自世家大族，所以他们在评品人才时自然就会向世家大族倾斜，从而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社会怪象。久而久之，世家大族就完全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权力。
　　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的弊端，隋炀帝正式创立了进士科，但还没来得及推广，隋朝就灭亡了。唐朝建立后，再次向社会推广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制随之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
　　隋炀帝
　　相比于隋朝的进士科，唐朝的科举考试更加完善。在考试方式上，它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方式。常科每年举行一次，是当时最常用的考试方式，考试形式以明经和进士两科为主，一般进士科的考试内容难度比明经科大很多，故而录取率也要低很多。
　　制科又称殿试，一般由皇帝委任官员组织考试，最后结果由皇帝定夺。
　　自唐太宗之后，进士科在世人心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对此，著中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进士科虽然设立于隋朝，但是在唐高宗时期才开始成为世人心中出仕任官的主要途径，至玄宗时期，科举正式成为官方认证的入仕途径。
　　科举制度的创立及实施，打击了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控制，使得处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们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来向上层流转，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流动。著名学者邓嗣禹就曾说：至于有唐，一以考试为准绳，而后平民有参与政治之机会，阶级观念，赖以破除焉。
　　二。公卷通榜问题大，门生故吏成朋党
　　但科举制在对唐朝政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朋党问题。
　　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曾说：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清代学者赵翼更是把朋党总结为亡国六祸之一，自古以来，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都对朋党讳莫如深，唐朝也不例外。
　　朋党的结成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以血缘关系捆绑而成，二是以同乡关系联结而成，三是以师生关系勾连而成。说到师生关系，就不能不说到科举制。
　　与其他朝代不同，唐代的科举制盛行的是公卷通榜。所谓公卷，就是考生在考试前，将自己所写的诗文送至朝中的达官名儒手中进行传阅和评判，一旦打响知名度，考生就能在考试中得到额外的关照。
　　所谓通榜，在评定名次时，不按考生的实际考试成绩来评定，而是按考生的口碑声望来排定。
　　这两项制度的存在，使得唐代的知贡举也就是主考官，对科举士子的最终成绩有着很大的决定权，因此考生一旦成功中举，必然会对其感恩戴德、敬重有加。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每次科考成绩公布后，中举考生都要去拜见主考官的潜规则。
　　拜见礼之后，知贡举就会被尊奉为座主，是而中举的进士则会自称为门生，而同榜及第者们则互称为同年。座主对于门生的知遇之恩，门生对于座主的反哺之情，同年希冀于在官场上互帮互助，从而构建出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所谓的朋党。
　　对此，明末清初时的大学者顾炎武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三。朋党把持知贡举，科举沦为附属品
　　科举制度促进了朋党政治的生产，但朋党政治又反过来腐蚀了科举制度。
　　牛僧孺
　　首先是影响了科举的权威性。唐代最著名的党争就是牛李党争。牛李党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前后持续了将近40年的时间。
　　在这四十年间，两党交替执政，使得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频繁更迭。
　　比如，李德裕任相时，他由于自己不是进士出身，所以就特别轻视只会写诗赋的进士，对进士宴游之习也非常地反感，所以他索性就规定，以后进士考试只考论议，不考诗赋；并且禁止知贡举与考生进行交往。
　　而牛僧孺不但出身于进士，而且还是文坛领袖，可以是科举旧制度的受益者，所以他任相后，就把李德裕废除的内容又改了回来。
　　李德裕
　　牛李两党的交替执政，科举改来改去，让众多学子无所适从，从而降低了科举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甚至还直接影响了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
　　其次是影响了科举的公正性。朋党是因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而形成的。它形成之后，又反过来利用科举制度打压异己，是自己一党的，考得再差也可以录取，不是自己一党的，考得再好也中举无门，严重影响了科举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唐穆宗时期的长庆元年科考案。
　　唐穆宗
　　旧唐书记载说，唐穆宗长庆元年春，礼部侍郎钱徽掌当年的贡举。李党成员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和翰林学士李绅分别向钱徽请托，要求钱徽录取由他们推荐的举子为进士，钱徽满口答应。但放榜之后，段文昌和李绅才发现，他们推荐的人，钱徽一个也没录，而录取的大多都是牛党成员。段李两人恼羞成怒，就将此事告到了唐穆宗那里。穆宗遂命中书舍人王起复试本届进士。结果复试之后，钱徽录取的十四名进士又全部落榜。
　　这十四人是否有真才实学不得而知，但一党主考，就全部及第，而另一党主考就全部落第，这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事，这说明朋党之下的科举制度已经没有半点公正可言。
　　最后是影响了科举的选贤功能。科举制的初衷，是为封建王朝选拔人才，所以在唐朝前期，通过科举中举的进士基本都能得到重用。然而到了唐朝中后期，随着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朋党越来越把自己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广大学子们不论是考得多好，只要站错队，就永无出头之日。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李商隐和杜牧。唐文宗开成二年，李商隐在多次落榜后，终于在宰相令狐楚的举荐下考中了进士，由于令狐楚属于牛党，李商隐因此也被认作了牛党。不久后，令狐楚病逝，而政治敏感性不强的李商隐却阴差阳错地做了李党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婿，李商隐的行为因此被解读成了对座主的背叛。不久后，李党失势，牛党执政，一身才华的李商隐备受排挤，终生未再得志。
　　李商隐塑像
　　相比李商隐，杜牧则要更为悲惨。杜牧极具政治才华，26岁时就进士及第，并很快就得到了牛僧孺的赏识，年纪轻轻就被提拔成了监察御史。但不巧的是，他在监察御史任上的直接上司就是李德裕。杜牧夹在两人中间，本想两头都不得罪，结果却落了个两头不讨好。之后不论牛党得势，还是李党得势，杜牧本人都没能得势。
　　从李商隐和杜牧的事例可以看出，唐中期的科举制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选贤职能，彻底沦为了朋党政治的附属，最终导致中央政府无法再通过科举获得所需的人才，从而严重妨碍了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也为唐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
　　结语
　　科举制度的诞生，对唐代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它处在初创时期，很多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从而导致了朋党的产生。而朋党产生后，又利用科举制中的相关制度缺陷来为自己的党派谋求利益，使得科举制度的权威性、公正性以及选才性都受到了损害，并最终沦为了朋党制度的附属。
　　但站在历史角度看，科举制本身仍是有先进性的，所以宋代立国后，仍施行了科举制，但取消了唐代科举的公卷通榜制度，此后，科举制越来越完善，唐代那样的朋党之争再也没有出现。
　　参考文献：
　　《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