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当权富足有多可怕？民间男子流行自阉，权钱交易盛行

　　明正德年间，宦官获得武宗的信任。
　　其职权扩张至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权势较明前期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这也为宦官牟取财富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宦官接受不同的委派任命、掌有不同的职权。
　　故他们利用权力牟取财富的手段有所区别。
　　可分为镇守、市舶、采办、出使等外派类型的宦官以及内廷宦官。
　　经济上的富足来源于政治权势的稳固与扩张，这是宦官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宦官群体假借皇权，倚靠政治权势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
　　而明代的宦官之祸，早在其立朝之初，便已经初见端倪。宦官当道，权倾朝野
　　明洪武初期，朱元璋以历史上宦官操弄权柄、乱政以至覆国为教训，严格限制宦官干政。
　　洪武十三年，丞相制度被废除，决策权掌控在皇帝一人手中。
　　然而，政务的大量集中以及朱元璋对外臣的不信任，迫使他终会率先打破禁令。
　　洪武时已有皇帝派出宦官处理政事的先例。
　　《明武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复置，设官如洪武初制，寻命内臣提督之。
　　永乐年间，朱棣因靖难之役中宦官所起的作用，给予宦官的信任远超朱元璋。
　　宦官在出使、镇守、监军等重要政务上都有涉足。
　　尤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更为明显。
　　在织造、采办、市舶等事务上，宦官皆获得部分管理权限。
　　洪武时期，太仓、黄渡、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市舶司被撤。
　　从此，市舶事务落入了宦官手中。
　　而权只是工具，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洪熙、宣德之时，宦官的职权持续扩张。
　　但因皇帝的积极控制与管理，尚未形成宦官专权的政治局面。
　　直到正统时，开始出现了独揽大权的权宦。
　　也正是由此开始，在内阁与宦官的相互制衡中，宦官开始占据上风。
　　尤其英宗、宪宗对宦官的信任更胜于以往。
　　正德年间，宦官势力已介入政治、经济、军事的方方面面，达到一个高峰期，对明朝国家治理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自此之后，宦官掌权的情况屡见不鲜，且执掌政权的时间久，权势极为深广。
　　以皇权为依托，宦官往往恣意妄行，谋夺权力。
　　不过，宦权始终是作为皇权附属而延伸，并未超出皇权控制的范畴。
　　明代在宦官专权之前，社会经济财富主要集中在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地主手中。
　　此时，财富被政治权力裹挟，尚未出现其他能大量聚敛财富的可行手段。
　　故这一阶段，哪一群体能够获得政治权力，他们就可得到相应的财富。
　　所谓弘治时，世臣富，即是孝宗对于世家贵族信任重用的结果。
　　这些世臣在政治上能够起到主导核心作用，才有了谋取财富的途径和机遇。
　　在明前期，小民的生活多只是维持生计，社会资源主要掌控在皇族、勋贵手中。
　　并且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背景下，国家缺少主动调节、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与财富的调控手段。
　　这种失衡只会越来越严重。
　　宦官群体无法列入勋贵之列，他们只是皇族的侍从、家奴。
　　但随着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获得大量的权力，政治地位有所提升，宦官群体占有财富已成必然之势。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
　　与前面提到的世臣富相对的是，正德时，内臣富。
　　这句写于崇祯八年，正是明朝内忧外患之时。
　　撰写此句的刘侗为崇祯七年的进士。
　　显然，作者借他人之口表达了对民力消耗严重的担忧。
　　古之四民以士、农为先，理应是土著之人能够享有富足的生活。
　　但在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却皆有一批特殊的群体，并不事农，却能够占有财富。
　　洪武时制定文武百官俸禄，规定宦官俸，月米一石。
　　由此可见，宦官原本的俸禄是非常少的。
　　但在正德年间，宦官常因各种杂功得加禄米。
　　虽从单次来看，每个人受赏数目不多。
　　但类似于以上情况的封赏在正德朝屡见不鲜。
　　封赏人数之多，频率之频繁，令人瞠目结舌。
　　而且宦官占有财富的方式不仅仅来源于俸禄和受赏。
　　如镇守宦官由司礼监举用，想要晋升就要向司礼监行贿。
　　宦官所谋也多是这种不义之财。
　　正德时期，宦官群体的日常物资消耗也十分惊人。
　　工部奏巾帽、靴袜合用纻丝、纱罗、皮张等料，成化间二十余万，弘治间三十余万，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万，及是年至七十二万矣。
　　相较于往朝用于宦官的日常消耗，其数目剧增。
　　《帝京景物略》记载：南京提督机房太监吴经等奏织造缺银，户、工二部议以机房岁造动至数万，及内官冬衣并赏赐各项衣段，折银不止十余万两。
　　这还仅是在衣服方面的消耗。
　　若调用太仓银以补内官需求的事件多次发生，势必对军政造成影响。
　　更何况，如此之多的消耗有多少真正用于制作衣物，又有多少钱财落入某些人之手，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正德朝宦官贪污腐败成风。
　　某些官员为避祸，尚且要向得宠的宦官行贿。
　　宦官之间打交道更是离不开钱财。
　　这也是宦官的一项重要支出。
　　司礼监太监受到皇帝宠信，掌握更多权力，在宦官或廷臣任免中都能得到好处。
　　镇守宦官在获得职位前，需向司礼监太监行贿，金额已达万两以上。
　　而其想要到地方任职，还需进贡。
　　他们的钱财则来源于对地方的搜刮，甚至官库。
　　可见在这一过程中行贿受贿数量之大，以及对地方的损害。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正德时期，内臣处于明中期社会发生转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
　　其牟取财富、占有财富所造成的影响可从中央与地方两个视角思考。
　　首先，内臣牟取财富对中央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金钱维系与朝中其他势力的联盟，维系宦官群体内部的关系，进而促进宦官集团政治地位的巩固；
　　二是在宦官牟取财富的过程中，与朝臣产生的利益联系与冲突；
　　三是宦官物欲对财政造成了负面影响。
　　其次，从地方来看，外派宦官奉皇命下至地方，地方官员难以对其形成有效的约束力。
　　即使地方官向中央反馈也有所延迟，不具时效性。
　　于是，宦官在地方的牟财更为肆无忌惮。
　　这一过程中，宦官对民众的剥削更全面、更猛烈、更直接。
　　他们对平民肆意盘剥、扰乱地方秩序，因而容易激起民愤，引发矛盾冲突。
　　同时，此举甚至助长了民间自阉求进的不良风气。
　　非但这样，宦官在谋财的过程中，或与廷臣针锋相对，或利益勾连，或以权势压迫廷臣依附于他们。
　　久而久之，这些行为无疑打压了敢于进言的官员。
　　以致言路阻塞，破坏朝堂风气。
　　综上所述，正德朝宦官牟取财富的后果都转变为明中期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结语
　　正德十四年，廷臣集体阻止武宗南巡。
　　可那个时候，士大夫集团对皇权达成妥协。
　　而宦官也得到武宗的信任，权势有所扩张，并假借皇权使其不合理的手段正规化。
　　故宦官敛财的行径并未被肃清，反而给他们留有一定的空间。
　　这一时期宦官群体对财富的渴求，一方面来自他们便利的权力前提，另一方面也源自明中期商业化浪潮所导致的标准变化。
　　当财富转换成衡量社会等级的砝码，权柄内外又受制于微妙心理影响的宦官群体逐利之心日甚。
　　正德朝宦官能够占有财富，并在皇权的控制下对明中期社会造成更为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明太祖实录》
　　《明武宗实录》
　　《明世宗实录》
　　《明宪宗实录》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