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通过十九世纪霍乱改写国际主义的历史，改写大流行病

　　文日斤
　　编辑日斤
　　引言
　　本文重新审视了卫生领域国际主义的起源，并展示了19世纪的霍乱流行，就像当前的冠状病毒危机一样，如何突出了社会不平等、政治等级制度和科学冲突等全球差异。
　　除了将霍乱流行与当前危机相提并论之外，这篇文章还主张将帝国历史和社会历史结合起来，以写出更丰富、更扎实的国际主义历史。
　　霍乱是一个关系最直接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的个人和国家利益，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关系到整个人类。
　　论点：论如何通过十九世纪霍乱改写国际主义的历史，改写大流行病与差异政治。霍乱疫情
　　1820年代至1890年代之间，霍乱疫情以不同的爆发方式蔓延到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恰逢细菌学革命和有关霍乱弧菌微生物引起该疾病的知识的普及。
　　与此同时，霍乱与另一场革命联系在一起：在十九世纪的后三分之一，轮船和铁路等新的运输和通讯方式加速了全球交通。
　　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比人类、国家和帝国更强大的想法动摇了西方列强的安全感，暴露了他们的脆弱性。当时和现在一样，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造成了悖论，暴露了全球交流的开放和封闭之间的紧张关系。
　　即使霍乱威胁到自由贸易和帝国扩张的全球项目，它还是导致了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并试图促进疾病控制方面的合作。
　　尽管人类之间有着这种广泛认同的情感，但大流行病带来了差异，而不是起到了巨大的平衡作用。就霍乱而言，这种差异可能在各个层面上发挥作用。
　　由于霍乱过去和现在都与生活条件直接相关，它可以作为全球社会不平等的晴雨表。
　　但大流行病也暴露了其他差异，例如在政治领域或科学的公共作用方面。对十九世纪霍乱的反应揭示了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国际体系中的帝国等级制度，以及实施国际卫生措施造成的歧视。
　　正如2020年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反映了现有的权力关系、裂痕和冲突一样，国际卫生会议不仅关注共同问题的合作，还关注在全球健康危机的情况下保持某些特权。
　　为了研究这些不平等和等级制度，以及它们与霍乱时期开放和封闭的困境的关系，本文首先概述了自十九世纪初以来的主要霍乱流行病，并将它们与三个关键的史学分支交织在一起，即社会史、帝国史和科学史。
　　然后，它通过访问国际卫生会议的会议室、国际委员会和理事会管理的红海检疫站以及试图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畅通无阻的轮船，分析了针对霍乱流行病的国际措施。霍乱史学：社会不平等、帝国等级制度和科学不确定性
　　霍乱是一种由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存在于粪便污染的水中。
　　如果饮用这些水并且一个人感染了霍乱，这种疾病就会表现为突然腹泻和胃痉挛，导致受影响者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如果不及时治疗，它会导致大量脱水，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杀死受害者。
　　今天，这种疾病可以用抗生素治愈，可以通过口服疫苗来预防，更一般地说，可以通过获得清洁水和健康的生活条件来预防。
　　虽然确切的数字和轨迹仍有争议，但人们普遍认为霍乱是在1817年首次从印度传播的，随后沿着日益繁忙的贸易路线发生了几次不同的流行病，将这种疾病带到了世界许多地区。
　　第一次流行病（181724）将霍乱从印度带到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第二次流行病（182637）严重袭击了欧洲和北美。第三次流行病（184660）通过俄罗斯传播到英国，法国和美国。
　　第四次流行病（186375）与麦加朝圣有关，并在亚洲，中东和北非造成许多受害者，蔓延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欧洲。
　　十九世纪的第五波浪潮（188196）在欧洲，亚洲和南美洲重新点燃了这种疾病。十九世纪末的新流行病学知识并没有导致霍乱的根除。
　　但是，由于更积极的公共卫生运动和基于细菌学知识的更有效的治疗，二十世纪的欧洲没有明显的霍乱爆发。
　　第六次流行病（18991923）袭击了饱受革命和战争蹂躏的俄罗斯。第七次流行病始于1961年的印度尼西亚，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十九世纪的信号病
　　尽管霍乱在世界许多地区持续存在，但它被称为十九世纪的信号病。当它环绕全球时，尽管它与帝国和商业企业有着明显的联系，但它被视为一种卓越的城市疾病，与不断发展的城镇和首都的工人和水手不卫生的生活条件有关。
　　港口城市和大都市，如汉堡、纽约、伦敦和那不勒斯，受到的打击尤其猛烈，但霍乱也通过陆路传播，到达莫斯科和柏林。甚至在科学地描述其原因之前，它就与卫生条件差以及房屋和船上过度拥挤有关。
　　因此，霍乱成为理解社会不平等的棱镜。它为汉堡和那不勒斯等十九世纪港口城市的肖像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框架，这些城市连接了医学和社会历史。
　　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J。Evans）等作家撰写了丰富的城市历史，以展示这种疾病如何凸显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埃文斯还指出，许多城市发生了抗议运动和霍乱骚乱，以应对隔离和其他政府应对这种疾病的措施。
　　自从这些早期的社会历史干预以来，霍乱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欧洲。这是恰当的，因为霍乱不成比例地影响了西方以外的地区，并继续揭示全球和社会不平等。
　　密集研究的霍乱历史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例如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考虑到背景和时期的特殊性，而不是用宽阔的画笔描绘霍乱的画面。
　　这种区域研究揭示了这种疾病的多种含义，揭示了不同的年表，从而增加了我们对全球多样性和分化的理解。
　　马克哈里森（MarkHarrison）展示了1817年至1821年间印度的反应和抗议活动与十九世纪后期流行病的反应和抗议活动有何不同，并且与其他流行病不同，这种早期流行病几乎没有加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这一时期，霍乱被视为自然灾害，对此无能为力，这种态度直到1830年代才改变。其中一些研究表明，挖掘当地的经验和对这种疾病的看法是多么困难。
　　其他研究已经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地理，例如关注伊朗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它强调个人传记，它很少用于全球疾病史，也没有发现广泛的应用来阐明和区分国际主义的历史。
　　以下小插曲以霍乱为垫脚石，探讨微观历史对未来国际主义历史的潜力。国际主义的微观历史：会议室、检疫站和轮船
　　从1851年起，在巴黎、君士坦丁堡、维也纳、罗马、威尼斯和德累斯顿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卫生会议，以解决霍乱传播问题，标志着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开始。
　　不平等不仅在社会层面上发挥了作用，最贫穷的人受脏水和卫生条件不足传播的疾病的影响最大。它还延伸到国际会议的董事会，在那里复制了帝国扩张和竞争的逻辑。
　　虽然许多与会者可能同意霍乱关系到全人类，但拟议的解决办法并没有设想一个对全人类表现出一致关注的平等世界，也没有以这种方式进行辩论。
　　即使这些会议名义上是国际性的，它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能对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好处。
　　相反，辩论围绕着如何降低针对流行病的传统障碍，同时保护欧洲免受疾病输入的影响。因此，会议的目标不是根除霍乱，而是防止霍乱蔓延，同时保护贸易和帝国交通。
　　尽管普遍性和兄弟情谊的言论包罗万象，但早期国际卫生会议的冗长辩论表明了达成协议的困难例如，当涉及到谁应该为某些措施买单的问题时。
　　科学家和外交官、欧洲代表以及来自中东和亚洲国家的少数与会者努力寻找共同语言，而冲突和权力掮客几乎没有掩饰。虽然科学家们在疾病因果关系方面进行了自己的斗争，但科学家和外交官往往难以相互理解。
　　第一次会议比后来的会议标准化得多，持续了近六个月，科学家们就不同的疾病因果关系理论进行了冗长的演讲。
　　会议会议室不仅是科学家之间关于疾病因果关系的战场，也是科学家和外交官之间关于采取的最有效措施的战场。它们也是竞争的欧洲国家和帝国展示实力的舞台，为法国、德国和英国提供了一个行使竞争的论坛。
　　在188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法国和德国在1870年代初的普法战争之后几乎无法掩饰分歧。与此同时，德国人和法国人团结一致，试图制衡英国的力量，并迫使英国更多地考虑欧洲。
　　然而，英国退出了1885年的辩论，直到1892年才就霍乱达成国际协议。尽管有许多华丽的言辞，但国际会议不是关于国际合作，而是关于展示权力，以便推动议程或完全阻止议程。
　　然而，这里介绍的三种社会环境有助于个性化国际主义，展示了差异政治如何在个人身体上发挥作用，以及国际监管和个人生活如何相互关联。结论
　　直到今天，国际主义和霍乱仍然紧密交织在一起。
　　考虑到为抗击霍乱流行病而设立的国际卫生会议是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具有可怕的讽刺意味的是，据称联合国国际和平部队在2010年灾难性地震后将霍乱带回了海地。
　　疫情和随之而来的流行病不仅打击了极端贫困和脆弱的社区，而且导致对疫情起源的艰难调查以及大规模的示威和政治抗议，使这些事件成为国际等级制度和个人健康纠缠的悲惨展示。
　　通常，国际主义的历史侧重于制度，而许多帝国历史则着眼于宏观政治和宏观经济结构，而社会历史则认真对待当地行为者和星座。
　　对过去和现在的全球流行病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只有整合这些方法，我们才能包括社会不平等和政治等级制度，以及抗议和逃避，以达到更全面（有时更麻烦）的国际主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