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祖父周福清行贿案真相

　　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二十四日，在金溪县任七品正堂知县的周福清突然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为了整饬两江吏治，沈葆桢一次性向皇帝参劾了12名大小官员，他给皇帝处理的意见或是即行革职，或是勒令休致，唯独对周福清评价为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认为可以将周福清调整为负责教育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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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吏部经过讨论认为，周福清任知县已经超过了半年，不适合知县任职半年内不称职可进行调整的规矩，但可以按先例让周福清在七品知县的位置上退休。
　　这样的结果对于进士出身、刚刚40岁的周福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上下活动，经过一番运作，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皇帝签批同意周福清改为教职的文书。周福清自然不满意，索性捐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并在当年九月就进人了内阁上班。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将近14年，可谓是如鱼得水。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周福清回到绍兴老家为母亲守制，这一年他的孙子周树人13岁。八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松骏的一封奏折再次将周福清这个人名送到了皇帝的案头。就在25天前，负责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的座船行至苏州时，接到了一封嘱托关节情事的书信，以及一万元洋银的支票，这封书信以及支票的主人，就是周福清。
　　周福清之所以疏通关系，一来是因为他的儿子周用吉（鲁迅父亲）要参加当年的浙江乡试，二来周福清和殷如璋都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有同年之谊。封建王朝的官员最重乡党、师生以及同年的情谊，至于官员之间为公务员考试串通作弊这样的小事，在晚清更是屡见不鲜。就连在吏治相对清明的清早期，康熙皇帝都不禁发出近来科场之事尽为大臣主持，遇考期将至，不惟为子弟钻营，且为他人图谋的感叹。
　　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下，周福清觉得此事万无一失。他不仅为儿子说情，还在书信中为同乡的马家坛等5个考生托请，但这5个考生和他们的家人并不知情。周福清打算在事成之后，向其他5家邀功，好将送给殷如璋的银子赚回来。
　　殷如璋在接到书信和支票后，当即叫人将书信和送信之人扣下，交给苏州府看管、提审。此案皇帝一知晓，即刻就让内阁发上谕将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周福清投案自首，而他的儿子周用吉和马家坛被革去功名，其他4人因在信中没有提到具体名字，逃过一劫。
　　按照咸丰八年（1858年）科场舞弊案的成例来说，周福清应该被问斩，但是殷如璋没有收受周福清的支票，尚未构成实际行贿。加上周福清主动投案，刑部认为应当给其减刑，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并将此意见呈递给皇帝裁决。但皇帝亲笔批示道：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变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本以为死定了，谁知事情又出现了转机。清朝每年秋后处决的名单都要再给皇帝重新审核，并且按照情实、缓决、可矜、承嗣留养4个档次进行发落。而周福清这个本应当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秋季被处斩的人，却被划归为缓决，一直拖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皇帝重新对周福清进行审核。诡异的是，皇帝第一次的意见是著予勾，但是这份谕旨还没来得及发出去，皇帝又下发了周福清著免勾的谕旨。
　　就这样，等待杀头两年后的周福清神奇地保全了性命。但他并没有躲过牢狱之灾，从光绪十九年投案自首开始，他一共在监狱待了8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才被奏准开释，返回绍兴老家。此时他的儿子周用吉早已经去世，孙子周树人也已经21岁，正在矿路学堂上学。
　　逃出生天的周福清看透了官场下隐藏的肮脏。就在他出狱后的第二年，周树人前往日本学医，其中与周福清的鼓励支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