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经典常谈入选初中语文教材，1月销售超百万册

　　澎湃新闻联系到上海某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他表示，在教学过程中，名著导读部分，老师不会详细讲解，只是提供一个参考，让学生阅读这本书。
　　得到这一消息后，各家图书公司都在跟进。在各个销售平台上，朱自清《经典常谈》一书的商品描述已加上《语文》八年级阅读教材配套阅读等说明。
　　各个销售平台上，朱自清《经典常谈》一书的商品描述已加上《语文》八年级阅读教材配套阅读等字样。
　　销售数据方面，果麦出品的《经典常谈》首印虽只有5000册，但目前加印到第8次，发行量近20万册，出版方表示，随着该书被收入教材，近期还会计划加印。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2年8月推出新版《经典常谈》，但是仅仅在2023年1月这一个月，已经发行了130多万册，1月在京东平台销量环比增长了6。7倍。
　　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朱自清《经典常谈》的写作时间在1938到1942年间，于1942年出版。当时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它的写作，是由当时负责统筹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杨振声建议的。编写这类普及传统经典知识的书籍，其思想来源应该是胡适于1923年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
　　版本上，人文社推出的《经典常谈》以文光书店1946年刊本为底本，全文无删减，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貌和时代特色。由于该书已经出版发行了七八十年，学术界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为作者当时所不及见。再版时，为保证相关知识的准确性，个别地方采用编者按的方式做了补充说明。
　　人文社《经典常谈》
　　大家的关注点也聚焦于《经典常谈》是一本怎样的书？
　　《经典常谈》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篇，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脉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作品。
　　2022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后，语文学科增加的核心素养中的一点是文化自信。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在之前的一个讲座中谈到整个中小学所有的课程都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要通过语文课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而朱自清在前言中已经提及，他写作《经典常读》的目的正在于培养读者的文化自信：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在这种意义上，《经典常读》更适配于这种教学理念。知乎上一位认证为历史专业、语文教师的答主认为：《经典常谈》弥补了学生在语文学习（特别是古代文学学习）中背景知识不足的缺陷。在现行部编版语文教材中，各学段都选用了一些古代文学经典篇目，比如《诗经二首》《礼记二则》《曹刿论战》《论语十二章》《邹忌讽齐王纳谏》《陈涉世家》等等。在教读这些文章时，由于学生缺乏相应的知识背景，教师需要做大量的知识补充，才能让学生略有领会。但因为没有完整的背景知识体系作为支撑，这种领会也往往是机械的、粗浅的。很多同学对这类文章的学习就是囫囵吞枣、食而不化。而朱自清先生这部《经典常谈》，恰是：‘介绍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是学习传统文化典籍（也叫国学）的入门书、打基础书，又是极有学术分量的书。’
　　果麦《经典常谈》
　　我国的古代经典浩繁艰深，而且有文言文与白话文转换上的阅读障碍，读起来十分困难，正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言中所说：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朱自清认为，为了让更多读者能够接触到，并更容易理解和沉浸于古代经典，《经典常读》书中，朱自清对每一篇都有概括，做到知识上简洁精辟，例如：
　　《说文解字》：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
　　《尚书》：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
　　《诗经》：诗的源头是歌谣。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
　　《春秋》：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
　　果麦《经典常谈》目录页
　　同时，朱自清的文字更通俗流畅，以书中解读《春秋》为例，西狩获麟的原文其实很简短：
　　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获麟，击之，伤其左足。将以示孔子。孔子道与相逢见，俯而泣，抱麟曰：尔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而朱自清在本书中，写到孔子见麟而泣的故事时，以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解读：
　　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打着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怪兽，想着定是个不祥的东西，将它扔了。这个新闻传到了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说，这是麟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儿却已滴到衣襟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时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的真不是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算是倒了运了。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也非常注意对于庞杂的古代史源流、发展等内容进行总结，让年轻读者们获得一种简明的印象，如对于书体的演变部分，他写道：
　　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的时代。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记虽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免写得草率些。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这种字体究竟和小篆差不多。
　　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扁方的，敛笔变为挑笔。这是所谓汉隶，是隶书的标准。晋唐之间，又称为八分书。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从清末以来在新疆和敦煌发现的汉晋间的木简里最能见出。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章草。魏晋之际，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行或一节为单位。这称为今草。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这起于魏代。
　　晋唐之间，却称为隶书，而称汉隶为八分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言里，曾表达过他的一个心愿，他希望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叶圣陶在读完《经典常谈》后评价：因为这本书的引导，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
　　果麦《经典常谈》内容页
　　附：朱自清撰写《经典常谈》序言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
　　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
　　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做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
　　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