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镇上

　　孙山
　　在宁远镇，我属于北山人。很多地方的北山都是这样，山高路远，地瘠民贫，甚至有些荒蛮。
　　过去，我们去宁远镇上赶一次集，是要提前谋划十天半月的，说不定中途还要搁浅，主要是因为远啊，整整二十里。
　　很多人都是步行，或用一根树梢赶着生猪，或肩上搁半搭粮食，或腋下夹一只母鸡，或腕里挎一筐鸡蛋，一路谈论着农时、天气和庄稼，蹚着尘土走。三三两两，前脚跟着后脚。
　　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杂七杂八，都是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上街赶下街，里街转外街，货比三家，费尽口舌，最后还要忍痛割爱地放弃几件，装进口袋带回家的，往往只是计划的一部分。
　　给孩子买五分钱的汽水、一毛钱的水果糖，或两毛钱的油饼，那都是十分奢侈的事。
　　有时遇上暴雨，很多人挤在大商店的屋檐下，风吹雨斜，湿透了裤子又湿了前襟，冷得直打哆嗦。
　　宁远镇上，我们连一家亲戚都没有！我一直觉得，那是别人的宁远镇，我们只是两腿裹着泥的远乡人。
　　父亲说，其实我们也有过一家亲戚，在宁远镇的北山根，他们称呼杨老太太。我没有见过，父亲也没有见过。
　　七十年的谷，八十年的糜，这甚至要追溯到晚清时期。我的祖父兄弟四人从襄南逃荒到宁远，一整天滴水未进粒米未粘又前途无望之际，是杨老太太送给他们三碗熟面，才死里逃生。后来我的祖父们经常去看望她，去时提一罐咸菜或怀揣几个黑谷面碗坨子。
　　有时候，我很想找到杨老太太的后代，给他们鞠躬，当面说声谢谢！可是，过去我年轻，直到父亲去世，我没记得问他杨老太太后代的事，或者问了又忘了。
　　宁远镇上，随着改革开放，街道扩了几倍，房子翻了几茬，走了许多原住民，来了许多外地人，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我求学和工作在外，关于这里的所闻也是马马虎虎。直到又一次老街改造，我表兄在农中路口盖了一栋二层小楼，一楼经营、二楼居住，把我姑姑也接了来，我才心安理得地去过几回宁远镇上。
　　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姑姑说：一大早，树上的喜鹊叫得欢，我猜着要来亲戚了，没想到来了我的娘家人。她一面吃力地把高大的身躯从靠背椅上伸展起来，一面用拐杖指了指二楼。
　　那个下午，我和表兄喝酒，姑姑一直在旁边看着，眼睛里全是怜惜。她偶尔插一句话：我觉得邻居家树上的喜鹊就是咱山上的那一对，也跟上我来了，你们说对不对？
　　我说看看老家树上的喜鹊还在不在就知道了。我表兄说，乡里的喜鹊都飞走了，不只是那一对；宁远镇上的喜鹊也几乎没有了，似乎只剩下这一对。
　　姑姑说：看它们的样子，听它们的声音，就是我以前的邻居。这一对喜鹊把我上心得很，我到地里忙活，它们总要到地头看一看。
　　我说鸟儿也是有灵性的。我表兄跟我悄悄地说：又想家了，天天念叨着她的老房子，她的地，她的柴草。
　　太阳懒洋洋地照进玻璃窗，像能把人融化在这温暖的时光里。街上，公交车在鸣长笛，有摩托车呼啸而过，有牲口嘚嘚地踩过人行道上的渗水砖，有大功率的音箱播放着《好日子》，有人在高声叫卖，我们都充耳不闻。
　　酒喝多了，出门小解，看到天色已晚，回来我给姑姑说我要在宁远镇上好好地睡一觉，姑姑心里乐，嘴上却在埋怨：龟子常不来，来了又不好好地说会儿话，就知道喝酒。这倒好，喝醉了，才能在姑姑家里留一宿。
　　次日一早，和姑姑一块儿吃早餐，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问她：您知道宁远镇上还有杨老太太的后代吗？姑姑说：听你爷爷说，民国十八年大饥荒，人口都失散了。
　　再后来，姑姑也走了，表兄也进城了。宁远镇上，我又举目无亲，没有什么正经事儿是不去的。
　　我偶尔听说我的侄儿们去了镇上，办户口或社保方面的事，开上车去了，一顿饭的工夫又回来了。我偶尔看到朋友圈里有宁远镇的社火、八盘山的雾凇、石咀川新建的高速公路大桥、高家营川的现代农业和崭新厂房，也会多看一眼，觉得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我眼见的宁远镇正在拼命地往前赶，而我心底的宁远镇，还停留在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