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晚唐入宋，城市坐贾进入了铺户的新的发展时期

　　在中国古代传统商人中，通物曰商，居卖货曰贾气行商通物，即所谓商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者也；坐贾居卖货，即所谓固有其用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
　　中国古代坐贾的起源与古代城市的兴起及市场建置密切相关。周代，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旬其时，古典市制初建，城邑之中，官方立市，设置市署，市中列肆成行，每肆店铺若干，货物以类相陈。此时居市肆贩卖者，不知迁业、以共其上，其主要服务于且依附于王室、贵族，即所谓工商食官，尚属官贾。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扩大，工商食官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逐渐走向解体，官贾亦慢慢退出市场。而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刺激了私营商业的兴起，催生了商贾的职业化，市肆之中知贾之贵贱，冃至于市，而不为官贾的私营坐贾日益增多，働并渐渐成为市肆营业的主体。
　　至秦代，适应古典市场发展的需要，市籍业已出现。市籍登记的是坐市营业的工商业者，仅就商人群体而言，主要针对的是市肆坐贾。自秦汉至唐，在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下，历代贱商抑商之令屡有颁布，市籍往往与之相联，曾长期成为市肆坐贾卑贱身份的标识。这种身份直至中唐方始发生变化。
　　经晚唐入宋，城市坐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铺户时期。铺户与古典市制下的市肆坐贾有很大的渊源，但是它却已经与其有很大的不同，其中身份的不同便是重要表现之一。
　　身份转变与商贾社会地位的提高
　　一、市籍制下的商贾社会地位，谈及坐贾的身份，就不能不谈及市籍的问题。受自战国中后期兴起的重农抑商思想影响，历代贱商抑商之令屡有颁布，市籍往往被与之相联，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期里，市籍曾一度是市肆坐贾身份等纹的标识。市籍的确立当不晚于秦代。秦代时，以秦人有市籍者及父祖有市籍者皆为人贱，市籍贾人同罪人一样被征发谪戍，且祖父母曾有市籍者亦不得脱免。
　　自秦汉至唐，市籍是城市工商业者在市场营业的资格凭证，也是国家控制他们以向其征派税役的依据。在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下，历代贱商抑商之令屡有颁布，市籍往往被与之相联，成为城市工商业者身份等级的标识。中国古代传统商人有行商与坐贾之分，所谓逆旅之与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于理不可，市籍与传统城市坊市格局和古典市制相适应，相对行商而言，它更多地针对的是城市中的坐贾。
　　二、唐宋商贾社会地位的提高，中国古代自春秋时期，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结构确立。这是一种具有职业世袭性和恒定性的社会结构，即所谓的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同时其内部又具有社会阶层的等级性，最为突出的体现无疑是历代的贱商、抑商政策。
　　唐宋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动，旧有的土地所有权松动，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均田制逐渐瓦解，劳动力对于土地的依附松弛，政治上门阀制度走向衰落，科举制度最终确立，这些都冲击着原有的社会等级观念，促发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其中商贾入仕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说明。
　　中唐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商贾力求提高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无论是通过科举、铃选，还是通过以贸财换取官爵的非常途径，其终于打破了长久以来商贾不得预于士伍、不居官吏的政治限制。后历任朝官及出任地方官。自唐代中期始，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引发着人们对于商人和商业传统观念及认识的转变，士人阶层经商便蕴含着这种转变的意义。
　　综上所述，唐宋之际，在传统社会结构中，伴随着商贾社会地位的上升以及与其它阶层之间的流动，其原有的身份等级色彩渐渐淡化。就市肆坐贾而言，作为其身份等级标识的市籍制已经不能适应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唐宋时期商贾社会地位的提高要求其身份做出相应的转变。
　　身份转变与城市税收体制的发展
　　唐宋税收体制的发展变化推动着国家对城市征税主体的工商业者出台新的赋税征派依据。
　　一、唐代城市及商税的发展，唐宋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数量急剧上升，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城市不断出现。在城市常住人口中，工商业人口比重大大增加，虽罕有量化的数字记载，但亦在相关记载中有所反映。类似城市，不胜枚举。城市工商业人口的激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唐宋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其首先为城市独立税收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条件。
　　中唐以前，在州县及以上行政区划中均设市。各级市之中均设立市署，各级市署中配置市令及下属诸市官。市署负责管理市场的启闭、监督商品的质量和价格、登录市内营业的工商业者并向其收税、统一市场度量衡的标准、规制和发放交易契约、维持市场秩序及市容、处理市场纠纷及惩处市场中的不法行为等。
　　在传统市制下，店铺的开设以及商品交易活动被限制在城市固定的区域内，有利于政府对市场的直接管理，此时的市场税目也由市署直接征收。唐宋时期发生的城市革命，店铺的开设逐渐突破封闭的空间的桎梏，商贾营业空间日益扩大。城市坊市结构的打破，使得商贾的居所与原有城市中的各种居住阶层混杂。
　　唐代前期无关市之征，安史之乱爆发，天下兵起，军国财用匮乏，自肃宗时朝廷始向商贾征税。初，朝廷计商贾家资、财货和畜产，抽税百分之二十。其后，朝廷在江淮始向商旅征收壕程，诸藩镇为赡军，亦始在要路关津以及市肆之中向商贾征税。
　　唐代的关市之征开始了。为获取更多的税收以满足地方财政用度，在一些交通冲要之地藩镇逐渐建立起税场以征商，如广为熟知的最早的泗口税场。另，鉴于茶、盐等禁榷商品所产生的巨大利润，自唐后期始国家亦设立了专门的茶务、盐务等榷税。之后，中央渐将场、务之设推及州府。
　　作为地方州府税收常设机构的商税务随之出现，天下州府商税务，并委逐处差人，依省司年额勾当纳官。自晚唐经五代入宋，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税收系统。北宋初京城业已设都商税院（亦称都商税务），掌京城商贾廊店市收；州县皆置务，有些关镇亦设之，过税与住税始见于五代后晋之盐税，入宋，两者成为商税的基本内容，并确立了各自通行的税率。
　　二、唐宋之际城市税收体制的发展，唐代，户等在国家赋税征收中的作用日显重要。户等的评定以资产为依据。早在武德六年（623年）三月，唐政府就下令依据費产将天下户分为三等，其后，州县造籍，常据资产定等。至建中元年（780年），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遂定两税法，更是确立了税收宗旨。在这一趋势下，我们看到，在唐代的不少相关敕令中，商贾都与其他社会阶层并列于国家税收体系之下。
　　开元十八年（730年）十一月的敕令中讲到，在定天下百姓户等时，不少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说明当时商贾是与其他阶层百姓一道定等纳税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定户等时将商贾在郭外的住宅以及每丁一牛都算进了費财之内。代宗大历四年（769年），在划分天下百姓为九等征收户税时，商贾的邸店、店铺要作为划定户等的依据，并须加本户二等税。
　　上述在进行户税征收时，商贾的住宅、店铺算进资产之内以定户等，多少暗含了对不动产征税的意味。唐宋之际，不动产税渐渐兴起。城市之中，住宅、店铺无疑是不动产的重要内容。自德宗兴元元年（784年）至贞元二十年（804年）曾对畿内及诸州府之庄宅、店铺课税。至五代，亦多有关于屋税、屋租以及对店宅、房店课税的记载，至宋，屋业是划分城郭居民户等的依据之一，屋税是政府于城市征收的一项重要的不动产税。
　　如，太祖乾德三年（965年）二月，蠲免坊郭居民半年屋税；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四月，免除瀛州居民两年屋税；真宗大屮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政府又蠲免多地屋税，与此同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刺激了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为此宋初在京城最先设置了楼店务，后改为店宅务，城市中居民的店铺住宅依据紧慢之处划定等级，皆成为店宅务课征的对象。
　　宋代，城市之中传统市制瓦解，市场突破时空上的限制，呈现出开放性，政府以市署直接管理市场的模式难以维持。中唐以降，人丁税向资产税的转变，国家税收体系中间接税的兴起，各级税务机构的普遍设置，推动着国家市场管理模式的转变，即直管模式向以税代管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要求作为税收工具的户籍制度作出相应的变革。
　　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中唐以降城市税收体系的逐渐确立，促使着城乡分野日渐明晰，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从而使得国家亦渐趋将城市人口作为单独的群体，并亟需寻求一种城市人口的管理方式。坊郭户籍于诸州县得以全面确立不晚于庆历四年（1044年），坊郭十等户划分的依据主要是房产和浮财（营运）。坊郭户等制确立后，成为城市税收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