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不伐海外的对外立场

　　古籍守护人中国东临广阔的太平洋，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凭借这一地理条件，中国古代官方很早便与远隔重洋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政治上的往来，民间更是很早便开始了远洋航行与海外贸易。但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官方一直呈现重陆轻海的地缘选择，地缘重心一直指向西北内陆，而非东亚海域。
　　之所以如此，有三个原因。一是广阔的东亚大陆已为中国先民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在古代交通条件下，海洋的阻碍性要超过交流性，海洋的可利用度远低于陆地，三国吴国长史薛综劝谏孙权亲政公孙渊，指出：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难，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加以郁雾冥其上，咸水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洿染，凡行海者，稀无斯患，此不可三也。中国古代先民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陆地，而非海洋。二是中国古代北方族群对汉人长期形成了沉重压力，汉人从而一直将北方族群视作最大敌人，将北部边疆视作边疆重心地带。王赓武认为，以都城南京为核心的永乐世界本可以在陆地与海洋之间平等地划分，但永乐帝借郑和下西洋，知晓当时尚不存在能够对明朝构成威胁的海上力量，遂将经营重点北移至防御压力甚大的北部边疆，永乐皇帝的海外世界很快地让步于永乐皇帝的陆上世界。三是东亚海域诸岛国势力分散，力量弱小，基本是中华文明的接受者，而非威胁者；由于长期缺乏来自海洋上的敌人，元代之前，中国古代一直缺乏对于海疆的军事经营，军事重心一直是在北部陆疆，而非东亚海域。
　　中国古代在地缘政治上选择重陆轻海，并非完全放弃海洋，天下秩序也包含海洋版图，只是中国古代主要不是通过经济形式，而是通过政治形式，将海外国家纳入藩属体系中来。而在用力程度上，也不如经营内亚陆疆那样积极。上古、中古时期，中原王朝皆崛起于北方内地，不擅水战，因此海洋经略的军事条件相对欠缺。近世时期，宋、明两朝对于海疆开拓，皆不甚上心，对于东亚海域之关注远不如对于亚洲内陆。
　　与以上政权不同，蒙元帝国十分重视海洋空间，对朝鲜半岛发动近十次战役，三次攻打日本，多次南下东南亚。最终，蒙元帝国在朝鲜半岛设置征东行省，在缅甸设置缅中行省，除了日本以外，都与元朝建立了宗藩关系。在此基础上，蒙元帝国开展起频繁、发达的海外贸易。
　　明朝是中国古代唯一崛起于南方、统一北方的王朝，在建国之初，便拥有十分强大的水军实力。与其他时期的农民叛乱不同，元末红军领袖许多都起家于海外贸易，红军也在南方湖泊遍布的地理环境下，发展出十分强大的水军。张士诚、方国珍都是走私海盐出身，地盘又都在东南沿海，拥有强大的水军实在情理之中。而崛起于长江中游的陈友谅，水军实力更强。在决定朱氏政权、陈氏政权命运的关键性战役鄱阳湖水战中，陈友谅的水军实力获得了充分展现。《明史》载：友谅忿疆土日蹙，乃大治楼船数百艘，皆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舻箱皆裹以铁。载家属百官，尽锐攻南昌，飞梯冲车，百道并进。由此可以看出陈友谅舰船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功能多样，并通过船载骑兵的方式，实现了水战与骑战的结合。
　　朱氏政权虽然崛起于淮河流域，但凭借巢湖水军夺取南京，因此水军实力也不可小视。朱氏政权水军火器配备十分齐全。《国初群雄事略》载：
　　陈友谅亲率大船进鄱阳湖来侵，徐达弃围援之。上亲领舟师往征，衣甲、铠仗、旗帜、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及以芦席作圈，围五尺，长七尺，糊以纸布，丝麻缠之，内贮火药捻子及诸火器，名曰没奈何，用竿挑于头桅之上，两船相帮，燃火线，烧断悬索，没奈何落于敌船舟中，火器俱发，焚毁无救。
　　在鄱阳湖水战中，朱元璋正是针对陈友谅船舰巨大却较为笨重的缺点，借助风势，利用火攻，从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国初群雄事略》载：戊子，上分舟师为十二屯，命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突入虏阵，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声雷鞫，波涛起立，飞火照曜，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二三万人，流尸如蚁，弥望无际。从这里描写的战争场面，足见鄱阳湖水战之壮观，将之称为世界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水战之一，应无问题。
　　鄱阳湖水战后，朱元璋军队缴获了陈友谅水军大量船只、装备，从船舰名称也可以看出其形制巨大。获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舸数百。这支庞大水军极大地壮大了朱元璋政权的水军实力，并成为后来朱元璋威逼周边海洋国家的依仗。了解到这一点，便不会对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感到惊讶了。永乐、宣德时期，郑和能够打造62艘长44丈、宽18丈的船队，运载27000多名船员，七下西洋，完全体现了明初水军实力居世界首位。
　　但在拥有如此强大的水军实力的前提下，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在内敛的疆域政策下，对于经营地理、气候、族群都与中国明显不同的周边政权，呈现出保守、节制的立场，明确宣布不伐海外的基本立场，从而显示出与元代完全不同的对外政策。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
　　朱元璋这里所说的海外蛮夷之国，是今天东亚、东南亚诸海洋国家；而西北胡戎则是以蒙古人为主体的北方族群。
　　元代以来，来自日本列岛的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永乐时期，阁臣黄淮记载明初日本依仗海洋天险，对明朝构成了一定威胁。
　　彼东南沧溟巨浸，茫然与天接，蕞尔之地，猥处海隅，而以国名者，曰日本，即古之倭奴也。亦曾上表称臣，禀奉正朔，聚落散处对马、长岐诸岛屿，颇近我边疆。其人恃习波涛之险，乘风信驾，轻舠窃发，寇边虽莫我，虞不可无攘斥之备。
　　朱元璋最初认为倭寇是由日本派遣，为此派遣使节，用如同恐吓朝鲜的语气，威胁日本。
　　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己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
　　在了解到日本与倭寇的行为并无关系后，朱元璋态度有所缓和，表示若日本不来扰边，便不会发动战争。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反之，便会进攻日本列岛。
　　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
　　对于倭寇，洪武时期明朝并无在海洋上出击，加以军事打击的计划，而是采取内敛的近海防御的策略。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如同在北部边疆内迁民众一样，一方面将沿海民众内迁，从而坚壁清野；另一方面也在东南近海地带，修建了类似于长城的各种军事设施，比如营堡、墩台等。从北至南，沿东部沿海地带，绵延分布。惟昔太祖高皇帝经营防御，徙旁海居民于内地，连筑城障，或各守信地，或交相应援，随机制敌，法至密也。主持此事者是开国功臣汤和。而汤和所倚重者，是元末红军的一支，起家于海盗的方国珍的侄子方鸣谦。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方鸣谦从近海防御立场出发，提出在东部沿海设立卫所，并设水陆军队，获得了朱元璋的认可。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汤和从而在浙江海岸广设卫所。
　　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役夫往往过望，而民不能无扰，浙人颇苦之。或谓和曰：民矣，奈何？和曰：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复有者，齿吾剑。逾年而城成。稽军次，定考格，立赏令。浙东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
　　对此，明清时人也有清楚认识，认为中国古代海防起源于明代。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
　　摘自本书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