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后期到万历中期，川西北地缘战略格局是如何重塑的？

　　如果说正德至嘉靖前期的军事改革主要针对边区防御体系的硬件问题的话，那么从嘉靖后期开始，川西北的军防体制则主要在软件层面发生更新，尤其着重提升军队战力。在此基础上，川西北明军针对本地番众发起了数轮大规模征伐，重塑了地方社会的族群关系和军防态势，并刷新了地区之于明朝军防的地缘意义。十六世纪中期川西北军事力量的重振，主要在于班军系统的调整和赏番政策的釐正。先看前者。上文已述，从十五世纪后半期开始，川西北的班军政策呈现畸形发展的形态，更成为影响前线兵士生计的重担。弘治末年即已有官员就此建言，提出改革设想，所谓外卫轮戍南路官军不习地势，请令于松茂操备，而于松茂等卫所官军内选取，如数戍守，以近相就，俾宫室、田宅若常居，然庶几气息相近而赴敌不畏，但其时班军制度仍占主导。
　　十六世纪以后，调整和改革班军制度的运行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普遍共识，川西北的有识之士亦就边区的班军轮戍方式纷纷建言，多有取消此一政策的呼吁。但在如何处理取消班军可能造成的兵员短缺问题上，边地文士、将领则各执一词。如叠溪所监生刘价认为，叠溪所处于松潘、茂州二卫之间，性质模糊，地位尴尬，因此应该在罢革班军以后，抽调兵员加强叠溪军防：乞将叠溪或再添一所，或攒成一卫，比照茂州卫，长宁等堡，只用本卫官军备守，革去班军，另于多余卫所抽取补足四千员名。
　　而副总兵何卿则认为，应该以勾补军余的方式向川西北输送兵员，并强制性地齐家起送，独身士兵则由边卫负责为其妻娶：请罢外戍，益以主兵防守，倘不足，惟有余丁可以勾补，责令亲管官旗与在伍军人将各户余丁一一供报在官，又要先尽随伍，次及屯营，照名造册，分委指挥千户，会同该州县掌印清军官沿屯清选，每一军户丁多者或三五名，丁少者或一二名，拣其少壮，拘连妻小，差人押送赴边，即与收粮类分部伍配发守备，如又不足，宜为召募情愿效力之人充补，中有无妻室者，官为娶配，厚加存恤。必使庶卒忘归，贫人乐从，方为长策。
　　事实证明，刘价和何卿的设想皆因过于理想化，并未获准施行。而其时在地方真正得到贯彻者，为本地募兵，即由户籍密切相联系的旗军和边地民壮乡勇来承担边区防务。时人对本地壮丁的战斗力多有认可。一方面，川西北物产欠丰，从军立功是很多家庭维持基本生计的重要方式，曹学佺即言：召募土著，乃为常胜之兵焉，何也？茂叠不产五谷，不养蚕桑，人所为命者，惟恃军饷耳，且如五口之家，须应军二名，方得温饱，不然，而应军一名，且见菜色，如无军可应，则无生可度。
　　另一方面，土兵熟稔地方风土，且世代守边者，亲人兄弟皆为战友，能够相互帮扶，彼中官军长年备守，父子弟兄世业于边，有警则人自顾重家业，效力忘死，以尽所事。此类乡勇也的确在军事行动中颇为得力，如嘉靖时四川巡抚张时彻便评论道：兵贵乡导故前此官军一千，不能敌百余之番，而坝底五十乡勇，乃能冲锋破敌其强弱可知也！
　　万历年间，本地募兵逐渐成为地方兵员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极大充实了地方军防。当然，轮戍客军亦并未被完全取缔，一则本地兵员数量有限，二则军防系统内部的阻力尤大：盖不便于将领之唆削及主军之陵虐耳。因此，川西北军防体制中尚保留了部分戍军，只是比例大为降低，班军制度表现为彭勇所论垂而不死的情状。先是，各堡之军有主有戍，戍军之数，常数倍主军，而至于万历年间，情况则有所变化，如茂州北路松溪四关堡即在茂军一百八名以外，另有成都戍军四十八名，其余多处堡寨的正军与戍军比例，也多在以下。
　　除却卫所正军、招募军余、轮戍班军以外，万历时期川西北军防系统的兵员来源，亦有包括善后兵、番兵、民兵、土兵、义兵等其余数端。而即使是同一兵种，内部亦存在阶序差异，并表现为所支月粮多寡有别。其中原因，一来与士兵的军事技能、资历等条件有关，二来则出于因地制宜的考虑，所谓盖因地缓急，为之等差。
　　除却裁减班军以提高兵员质量外，嘉万时期军事改革的另一重要面向，在于改善军士的生计待遇，尤其是卸下了赏番的重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之数十年的赏番一朝取消郭应聘即言，丑类无知，视为应得，官军立有私簿，相沿以为定规，一议减革，则群然起而争之，纠聚阻掠，危害不小，必欲大举以挫之，则兵连祸结，无有已时骤然取消赏番，于番众、于卫所，都过于突然，势必引起强烈反弹。因此，军卫官员提议以官赏代替私赏，即回到制度施行的初始状态，由卫所系统来承担此一财政支出：松潘南路私赏，近已议允，并为官赏矣。
　　北叠接壤之地，事体相同，相应计所私赏之需，即以后开所减戍军粮银之内，如数动支，照依正赏。毕竟从十五世纪后期开始，相对于官赏而言，私赏数目巨大，对普通军士造成了巨大的生活困难，每岁官赏费至钜万，而私赏复数倍之，而若私赏不除，则再多的军制调整皆属治标不治本之策：要之私赏不处，虽主军亦不能安，主军不实，虽抚赏亦终无益。是处私赏实主军，二事相须，又不可偏废者也。
　　而即便赏番费用全由官方承担，对于军卫的整体财政支出而言，此一开销亦不足挂齿，殊不知一掣数堡戍军几及千人，岁省万斛之粮，岁活数百人之命，视添赏六百余两之费，不过取诸所省者一二以克之，其多寡利害相去何如。因此，以郭应聘为代表的军卫官员皆大声疾呼：非以官赏而代私赏不可也！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川西北地区的军事改革可谓立竿见影，地区军防能力大为提振，并具体表现在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事中。而在此过程中，区域社会的汉番势力格局首先得以重整。先是，龙州地区有白草、白马、木瓜三支东路生羌，频繁造乱并攻陷关堡、杀掳军民。
　　就此局势，朝廷在重整军防体制的同时派遣大军攻伐，大量被掳入番寨的汉族军民因之获得解救，边区被侵夺的田土亦得以恢复。与此同时，把持地方数百年的龙州土司亦遭改土归流。在此之前，龙州土司权势颇盛，鱼肉地方，议者每欲添设流官，又以事体重大而止。嘉靖四十四年时，龙州薛姓、李姓二土司揪斗仇杀，明廷遂以此为契机，弃调解之道而直接征讨，从而将宋代开始便掌控龙州的土官势力一举革除。在此以后，龙州土官由从四品宣抚使直降为九品土知事，世袭领地也从龙州全域缩为河谷一隅。经此数役，长时间处于羁縻状态下的川西北非汉族群社会逐步被整合进入州县体系。川西北防务得以振兴的标志性事件，是万历初年松潘南路的恢复。
　　虽然嘉靖中后期时松潘南路已然修筑了相当数量的边墙，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商旅粮运的通畅，但亦有地形险要之处的安防工作尚存不足，未能加强：议者谓南路后山建重关以扼首尾，复增旧墙联络相接而其说未用。而其时松潘南路有所谓南路四十八寨番众，其中最称桀骜者，无如人荒、没舌、丢骨三寨也。以此，明廷于万历七年发兵，对相关番寨大举攻伐，过程中尤其值得留意者，为所谓雕剿战术的频繁采用，即以精准打击敌军首领的方式，高效消灭军事威胁。
　　由杨一桂《调剿处置人荒等三寨议》可知，明军在万历七年前后的军事行动中频繁使用雕剿战术压服造乱番众，常能取得如斩首捕虏一千七十五级，夺获马牛羊二百一十头，焚毁碉房一千六百余所般的大胜。对于万历七年军事行动的效用，史籍中有神宗万历七年，大征人荒、没舌、丢骨三寨，南路尽平之语，亦有人评论道，廓清数十年陆梁之丑虏，扫除千万里煽焰之妖氛，诸寨畏威，群夷破胆。此一时期的军事行动以后，困扰川西北军防数十年的南路梗阻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十六世纪中期川西北军事行动体现的第三重特质，在于明廷重估了区域军防的地缘意义，将川西北防区与广大区域的对蒙古防御联系在一起。面对正德以降蒙番渐趋结合的倾向，及至万历年间，朝野上下皆已产生共识，即川西北防区的区位价值已然发生变化，所谓昔之松潘重在番，今之松潘重在虏也。以此，明廷一方面继续加强区域军防，尤其重视直面蒙古军事威胁的地区，如漳腊旧制，驻劄守备一员近改设游击一员以压制之，良审所重也，其所属绝寨谭那等十七屯堡去松遥远，支粮不便，议于漳腊旧基修建新仓，而堪称正适中要地，实乃松镇以北之藩屏也的高屯堡，亦设把守一员展筑屯基，宽包隙坝，并与镇虏堡一起，与漳腊合为犄角之势。
　　另一方面，则是着力击破本地番众和蒙古势力的军事联盟对于明廷而言，其忧不在西羌，而在羌与虏合也。万历年间，伴随着接续亦卜剌的俺答汗势力进入青海并沟通卫藏，川西北地区番众与蒙古部族的联络愈发紧密，并意图借助蒙古后援，侵犯明朝辖境：万历三年，俺答亲渡河迎佛，入寇牟尼寨包子寺，与松城相去止二十里。而元坝、潘咂、商巴、石嘴四寨并阑出物与俺答交易，且以二百骑寇尒尒坝，声言欲遍寇保定、撒喇、洮岷、松茂诸边。茂州东路的白草番亦与松潘黄毛鞑相通。万历八年及十四年，松潘雪山国师喇嘛两次联络蒙古势力攻击明军川西北防区，并潜献皮币于土鞑乞师，然皆为明军击破。
　　此役以后，曾被蒙古势力攻破的牟尼包子寺也回到了明廷控制，并有文士作诗《题包子寺》：喇嘛僧静风声软，包子寺寒月色皤。七校枕戈无战垒，八郎司铎有夷歌。天涯尽处皆王化，何事骁骑出塞多。体现了万历时期川西北地区王化的日渐加深。在大征以后的万历十五年，四川巡抚徐元泰上奏总结战事，并乞请在松潘南路加设守备、往来巡视，加紧兵员训练以增战力。以此，松潘南路军防亦连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直至万历二十四年，蒙古大酋火落赤部侵扰川西北，明军与之激战，并击杀火落赤之侄小王子
　　若将此役与同时期明军在北至陇东、南至滇西北的绵长战线上对蒙古军事行动进行综合考察，则可见万历中期时，川西北防区已经成为明廷对蒙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一时期的军事行动多有成效，及至万历二十六年，明朝基本遏制住了蒙古诸部南下川西北的势头。经历了嘉靖后期到万历中期的整顿以后，川西北防区得到了全局性的刷新。一方面，防区内部各区域间的联系愈加紧密，相互协同达到了动态平衡，如章潢即言，成都，堂奥也；灌口，门户也；威、茂、松、叠，藩篱也藩篱不密，则门户危，门户不密，则堂奥危，此西北之边防，所以重于蜀也；
　　另一方面川西北区域之于明朝边防的地缘意义亦得到了提升过去仅用以防范本地番众的军防体制，被提升到了对蒙前线的高度，并因之与甘肃、青海地区形成了跨地域的军防体系。在此语境中，本地的番众也不再仅是军事镇服的对象，而是需要极力争取以断匈奴右臂的重要势力，所谓虏以勾番为猾夏之渐，则我以鼓番为制虏之机。嘉万年间区域战略意义的重整，又为十六世纪后期川西北地区加强文教、地方非汉社会逐步纳入华夏文明体系提供了地缘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