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欧东丁南林农场的西伯利亚

　　我们南林农场新三队地处大山公路的尽头，是农场最边远地区之一，这里已经属吊罗山原始热带雨林，七零年兵团搞大开发种植橡胶，首先我们这帮知青从老连队调到这里开荒种植橡胶，后来这里慢慢却成了农场的流放地，当年农场老职工有什么所谓历史问题，就往我们连队塞，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接触这些形形色色的所谓坏人，大家共同工作和生活时间长了，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他们的过去历史。
　　姚明葵是潮州人，潮州知青背地里叫他老国，意思他曾是国民党部队军人，原因是当年拉壮丁参加国军，他成了机枪手，在东北战场，也就是辽沈战役被我军俘虏，他不愿再打仗，部队发路费让他回潮汕老家，后来他流落到我们农场在场部当搬运工，由于当过国民党兵，他找不到老婆，一直单身，文革来了，他属国民党残渣余孽，于是搬运工也当不成，发配到我们大山与我们一起开荒。
　　他没有文化，茶余饭后或喝多两杯后就大谈他打仗如何了得，也谈战场的残酷，他也谈到黑山阻击战，四平攻坚等战役，说得有板有眼，毕竟这都是他的亲身经历，的确是从死人堆爬出来，我们也领教一个从枪林弹雨走过来的老兵。在生产队他也挺孤独，也很自卑，一个人自己建个小小茅草房，除了工作，吃住都一个人呆在茅草房，整天与酒为伴，好在后来落实政策又调回场部当搬运工，住上瓦房，也算有个归宿。
　　张慈安原来是场部医院副院长，他在教会学校学医毕业，担任过国民党军医，医术不错，但运动来了，两公婆都调离医院，他只身流放到我们生产队，与我们一起住草棚，睡觉是用树枝铺的大通铺，老婆则到山下七公里远的立新队，他老婆周日休息都步行上山陪老公，常常见他俩在一起长叹短吁，可能觉得冤枉，或是在场部医院当院长与现在与我们一起开荒反差太大，或是从未象现在一样艰苦过。
　　有一次他腿部生疮溃烂，周日休息，他当护士的老婆来为他清理伤口，她边为丈夫清创伤口边流泪，我们见到也很无助，后来熟悉了，偶尔私下与他聊起往日时光，他说在国军部队当医生如何高大上，如何西装沥沥。他流放到我们生产队也有好处，因我们地处高疟区，瘴气很重，也曾因疟疾死人，我们知青或职工子弟有病多请他诊疗，他也常给我们讲授一些医学基本常识，我们也很受用，
　　一次在菜地烈日下锄地，他偷懒躲在大树不干活，我与另一知青一气之下要揍他，吓得他跪地求饶，当然没有真的动手，改革开放后他调到深圳，我们专门到深圳当面向他道歉，他说忘记了，其实那会忘记，只是原谅当年我们的幼稚和鲁莽。
　　还有七十多岁老翁李春梅，他是马来西亚归侨，五三年建场时就到农场，是第一代农场垦荒者，同时是橡胶种植和管理的行家，曾经是山下老队的队长，运动来了，说他是国民党间谍，真是莫须有，一把年纪还是流放到我们生产队干活，他是一位极为勤恳，极为负责任的长者，我与他一起在后勤班种菜，几十岁与我们一起干粗重，一起挑水淋菜，不久他病倒了到场部医院留医，后来因年纪大，又有病，实在不适宜在大山工作，又调回山下的生产队，没多久我到场部探望他，他的侄儿说他走了。
　　江连春，一把年纪，老共产党员了，俩口子带着儿子也流放到山上，生产队又多了三个劳动力，流放的理由很简单，是老婆家庭出身地主，真是莫名其妙，老江老实巴交一直勤勤恳恳工作，早早加入共产党，努力完成领导交代的每一件任务，像他们那样流放到我们队的人不少，莫名其妙，莫须有。我们知青与这些所谓坏人的接触，了解他们曾经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也了解这些人的过去，更感到开放改革今天的可贵。
　　有一段时间，原农场场长唐胜标也列为走资派，两夫妇待遇好一点，没流放到我们生产队，安排到山下的渔湾队为伙房拉木柴，他也常赶牛到我们山里生产队拖捡我们砍倒的树木，累了就到我们公家厨房休息并讨开水，我们这时才认识原农场场长，我们有时与他聊起往事，才知道唐胜标是老革命，广东省始兴人，原粤中中队手枪营营长，他一直为南林农场建设呕心沥血，一位功臣，到头来却成了走资派，还好在大山熬了四五年就平反，两夫妇终于调到农垦局，不少当年关心他的知青也受到关照，招工，读中专得以调回广州。
　　有时，与这些形形色色不同阅历的所谓阶级敌人接触，听听他们的经历，对我们来自各地的知青来说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收益。
　　今天，我们南林农场新三队依然还是公路的尽头，而知青们对昔日的拓荒依然充满情怀，毕竟，这里曾经洒下我们的青春岁月。
　　在远离场部的新三队公路边，知青们集资在一块大石头刻上知青之路四字并碑记，碑文如下：
　　知青之路碑记
　　1970年，这里还是原始森林，通往山下的路是由垦荒于此的广州、潮汕、海口以及本农场的知识青年历经艰辛，在没有任何工程设备的条件下以炸药、斧头、砍刀开路，用锄头开挖而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当年特定历史环境下，城市中学毕业生由国家安置到农村或农场劳动、生活。
　　今天，为保护热带雨林，这条路依然是公路的尽头，同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随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结束而终结，也是我们上山下乡之路的尽头。
　　祝福海南，祝福南林新三队。
　　广州市第六中学新三队知青二零零八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凿字
　　二零一八年秋立碑
　　一九七零，还没有公路，我们在原始森林砍树垦荒，在山坡用锄头硬是挖出一块平地，自己割茅草，自己砍树建起茅草房，篮球场。一群十七八岁从城市来到这里的年轻人。上图是部分女知青在新三队留影。
　　生产队依水而建，饭堂就在身后不远处，每天劳作归来，就在水边洗涤一天的劳累。2018年，我们再回到生产队，昔日总觉得穷山恶水，今天又觉得山清水秀，不同心境罢了。
　　当年新三队拓荒者，有知青，也有农场的知识青年，职工子弟，在艰苦环境中结下的友情，也感恩农场老工人对知青的厚爱。
　　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知青这段可悲可泣的历史各有各说，虽有褒贬，也不是一无是处，文革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不知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
　　那时候的荒唐与疯狂且不可复制的年代，这些反应的抒述并没有将那个时代丑化，而是给他注入了一种沉重，悲凉的美，将那种真实的痛苦和激情晕染在文字中。
　　居中者江连春，就是上文提到的因老婆家庭成分是地主，所以一家三口必须离开老连队，调到农场西伯利亚新三队，右一是他儿子江心贵，现在都住在场部。
　　五十年前，我们曾一起在新三队战天斗地。2021年夏天，我们又回到农场探望昔日老职工江连春，他居然能叫出我们的名字，大概没忘记曾经的艰苦岁月。现在他身上有两个光环：有60年以上中共党员的证书；同时是农场屈指可数的百岁老人。
　　农场耄耋老人很多，也称得上长寿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