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不足好事变坏事！给十九岁的我上映后按被访者意愿停映

　　文︱姚洁凝
　　张婉婷执导的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公映四天后引发争议，片中女主角王卓聆（阿聆）与佘丽薇（阿佘）向传媒控诉曾反对电影公映，之后又有第3名主角＂香港小姐＂江冰滢撰长文写感受，称当时被拍摄团队误导才会签下同意书。张婉婷于2023年2月5日到戏院谢票时，宣布电影由2月6日起暂停公映，待大家厘清究竟发生何事，才决定电影会否再上映。一部历时十年制作、由著名导演张婉婷执导，为英华女学校重建筹款的纪录片《给》，上月力压《神探大战》、《窄路微尘》等电影，夺得第29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电影奖。为何大获好评的电影，会掀起争议呢？笔者为大家分析事件的经过，以及当中因为沟通不足、送检赶急和义务筹款拍摄等情况，令好事变成坏事。
　　香港纪录片《给》讲述6位＂00后＂英华女校生，由中一开始的10年成长故事，她们的梦想与成长，受到家庭环境、教育制度和社会运动的影响，包括2012反国教、2014占中、2019反修例。年轻人看似身不由己，实则展现年轻生命的能动性、任性和韧性。电影评论学会指该电影涉猎广泛，从渥沃之家到平民小户，由破碎离散到方言与地域特色，都能够在作品中找到细腻平实的纪录，六名被访问的少女犹如璞玉，又未经矫饰的直率动人，在镜头前散发着点点灵光。纪录片的原意是为了替英华女校筹款，所有收益都归学校。《明周文化》2月4日转载阿聆的万字自白全文，她首度开腔表达不满，根据她及当年见证拍摄过程的师生了解，影片只供＂校内放映／筹款用途＂，从无公映心理准备。
　　电影由拍摄至公映十年，电影主角由青少年长大成人，负责电影出品和公映人员，未有做好与主角的沟通，未有顾及主角的心理变化，令事件经传媒和公审愈描愈黑。主角阿聆控诉，首映前半年至数月前，始首次获悉校方和导演有公映打算，曾多次间接透过校方及直接向导演反映，盼获悉剪辑内容及故事大纲，但不得要领，＂导演以每个人都要求删这段删那段的话，纪录片便剪不成的理由拒绝＂。其实主角是因为与校方多次交涉未果，校方更以其父母曾在2012年签署的＂同意书＂为由，指其＂继续阻止的话有机会有法律责任＂，企图用法律去胁逼主角就范，种下祸根。后来更发现，制作团队在众受访者不知情下，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诗，被编成电影的角色和桥段。
　　受访者对以＂狗仔队式偷拍＂及剪辑手法有情绪困扰，是人之常情。当事人事前对这些展现自己成长片段的手法不知情，为何英华校董会作为电影公映的利益方，在公映前，和把电影送交电检前，未有与义务拍摄的受访者沟通清楚，并获得已届成人的受访者真诚同意呢？笔者欣赏张婉婷愿意公开承认做得不足，她同意＂人是比电影重要＂，因此，张导演果断把电影暂停公映，以令各方都能冷静下来，深思究竟该纪录片是否还适合作公映。
　　电影涉及少女成长的黑材料，亦有她们对社会运动的看法，年轻人正踏入社会，担心其在电影中真诚的回应影响到日后就业和发展，实属合理。不是每人都想成为镁光灯下的明星，更何况少女们只是义务为母校拍摄。义务工作者不应为利益方，承受被公开批评的压力。笔者希望英华校董会能以人为本，妥善处理事件，尽量减少对青年人日后的影响，不要因财失义。
　　版权声明：本文系作者原创文章，图片资料来源于网络，本文文字内容未经授权严禁非法转载，如需转载或引用必须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