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佛教与寺院从外来到主流，是如何成为明朝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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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唐朝时期三教合一，让佛教思想成为了社会民众讨论的重要文化思想体系之一。
　　在此之前，统一中国民众思想的学说体系毫无疑问是儒家学说，毕竟在若干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儒家思想早已经被统治阶级确立了主流地位。
　　可是在文化繁荣开放的年代里，佛教思想逐渐与儒家思想并驾齐驱。其实，佛教并不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它的起源地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印度。
　　从印度传进来的佛教，在经过藏区民众的传承和创新之后，逐渐演变为了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后来也成为了佛教文化当中的主流。从外来到主流，佛教逐渐也成为了统治阶级面向全国开展思想统治的工具。佛教文化从外来到主流的演变过程是怎么样的？为何它又会成为思想统治工具呢？印度传来，藏区发展
　　现代社会流传的佛教文化，大多都是经过创新和改良之后的内容。要想探寻中国佛教文化的发源，我们还得把目光投向藏区。
　　藏传佛教，的的确确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极高的声誉。今天谈到藏区少数民族文化，藏传佛教也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张名片。但是你知道吗？这里的佛教文化和佛学思想，其实是从外部传进来的。
　　最开始的佛教文化，起源于印度。印度佛教，才是正宗的传统佛教。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玄奘大师，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这个故事是真实在唐朝社会发生过的。他所前往的目的地，正是天竺也就是印度。这一过程，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
　　由此可见，印度佛教对中原地区的影响程度是非常高的。
　　不过，统治印度民众思想的，不是佛教，反而是印度教。反而是传到中国来之后，佛教的影响力才进一步扩大。
　　西藏地区和印度之间的地理距离本来就不远，两个地方的某些社会文化和风俗人情都有重叠的地方。宗教这种精神层面的信仰，当然更容易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交往来传递。
　　于是，印度的佛教传到了西藏，受到了吐蕃首领干布的大力推崇。
　　干布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我们对他的认识，也不应当只局限于《公主进藏》的文章当中。作为少数民族首领，他有胸襟，有手段，有魄力，更难得的是对各民族和各地区文化都保持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面对佛教，干布感觉自己找到了佛教文化的魅力，也找到了能够为全体吐蕃人民重新树立信仰的精神食粮。所以他和他后面的几位继任者，都致力于发展佛教。
　　从印度传过来的某些佛教内容，和吐蕃的实际发展情况并不符合。于是，在统治阶级的带领下，佛教开始了本土化的变革。经过这样一段漫长的历程，藏传佛教才逐渐成形。
　　不过，藏传佛教并没有在西藏地区一往无前地发展下去。干布推行佛教，就意味着他要抵抗传统的藏区信仰对民众的信仰。之后吐蕃的个别首领，为了消灭前人的影响，更是蓄意打压藏传佛教，重新扶持本土宗教。
　　当时，藏区的民众迎来了相当剧烈的认知变化。要知道，确立一个新的信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面对极大阻力时，上层建筑很有可能一蹶不振。
　　两次大规模的灭佛活动，几乎让藏传佛教完全丧失了生机。上层阶级的刻意打压，更是让藏传佛教和众多的佛教信徒遭遇了灭顶之灾。
　　不过，上层阶级的消灭力度始终还是有限的。所以，藏传佛教虽然无法大规模传播，但最起码在社会上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火种。
　　这些火种，在吐蕃分裂之后，又形成了燎原之火。
　　吐蕃分裂，几位贵族首领把持朝政，一个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四分五裂。众所周知，天下混乱的年代里，社会思想总是会异常活跃。春秋战国时期是这样，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这样，五代十国时期同样也是这样。
　　这个规律，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适用。所以在西藏地区，藏传佛教又得到了欣欣向荣不断发展的养料。
　　分裂的政权和势力为了巩固自身的实力，会通过扶持思想体系发展的方式来实现对民众的思想统一。而藏传佛教，此时也就成为了他们手中的有力武器。
　　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藏传佛教不断发展，不断吸纳新的生命力，最终取代了西藏地区本土宗教信仰的地位。于是，藏传佛教就这样从外来变成了主流。
　　当然，在藏传佛教发展的过程当中，印度也在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养分。
　　前文我们提到过，地理位置的接近，正好为宗教信仰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经济基础的相似性，又会为宗教信仰落地提供更大的合理性。
　　西藏地区的经济条件相比起同一时期的中原大地来说，还是毋庸置疑地落后。不少底层民众个人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现实世界也会遇到诸多的难题。
　　大家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在西藏地区又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光明未来，所以，不少人难免会对现实世界失去信心。
　　当你发现个人的力量已经完全无法维持生活之时，你会怎么做呢？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会把精神世界寄托到虚无缥缈的东西之上。而宗教信仰，正好就承担了这样一个角色。
　　人们在宗教的逻辑体系当中，可以找到一切与现实世界的苦难相对应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也不会过分放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反而会把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深刻注入到大家的脑海当中。
　　所以，藏族地区的实际生活环境，其实也为藏传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一片合适的土壤之上，藏传佛教才会从外来变为最后的主流思想体系。政府支持，多元发展
　　在藏传佛教发展的历程当中，佛教僧侣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
　　其实早在宋朝，佛教僧侣就已经在统治者的支持之下，有选择地做一些传播佛教文化的事情。
　　他们会在藏族地区修建众多的寺庙，会在寺庙当中定期举办大型的弘扬佛法的活动，也会专门召开讲经会，以更加直白的话语去宣传佛教当中的一些晦涩难懂的语句。
　　中央朝廷对此事予以了大力支持，朝廷会专门拨出一部分经费，支撑与弘扬佛教文化相关的一系列活动。一些得道高僧，也会得到社会民众的高度支持。
　　佛教文化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故事，两位高僧讨论佛学本质时，其中有一个人说：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用这两种佛教当中常见的意象来象征一个人的身心状态，恰好可以表达出这个人从内到外的纯净与透彻。
　　可是另一位高僧却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家文化中强调四大皆空，一切皆是空，本来无一物，尘埃自然也就无处附着。
　　两相对比，高下立现。而这首菩提树和明镜台的诗，从此以后也是广为流传。
　　不少新的学徒在研究佛教经典时，都会被这些高僧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系列充满文学意蕴的经典诗句所打动。
　　尤其是在唐宋这样一个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里，僧侣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解读，更是对传播藏传佛教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后来到了明朝，藏族地区与中央朝廷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矛盾。皇
　　帝想要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就必须要扩大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度。即便是在西藏少数民族这样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皇帝也不可能放松控制。
　　要想让民众在思想上达到高度的一致，统治阶级要做的当然就是用一种宗教信仰来统一大家的思想。而藏传佛教，此时此刻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经历多年的发展，藏传佛教已经延伸出了许多不同的流派，每一个流派之间，在核心思想上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在教义解释上又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
　　虽然大家在讲经和辩论的过程当中有着针锋相对之势，但是明朝的统治者非常明白，不同的流派从本质上来说都属于藏传佛教，只要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就能统一藏族地区人民的思想，还能让民众看到统治阶级对于他们的扶持，从而自然地支持统治阶级的政治秩序。
　　明朝政府还专门为藏传佛教的文化传播做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举措，比如说邀请藏族地区的得道高僧来到中原地区传播思想文化，在藏族高僧的指导之下，专程为他们修建寺庙，扩大藏经阁当中佛教经典书籍的储存数量。
　　这些举措，都上藏传佛教逐渐成为了中央统治者统治民众思想的工具。寺庙增多，经济增长
　　到了明朝，藏传佛教已然成为了藏族地区的思想文化主流。统治阶级也深刻地意识到，只要控制好藏传佛教的发展进程，就能控制好少数民族偏远地区民众的生活，也能保证中央集权对于地方的控制。
　　因此佛教文化沦为了一个统治工具，不管是佛教思想还是僧侣和寺庙，都是这个工具当中的一部分。
　　为了保证佛教文化的正统性和传播的不断绝性；统治阶级以此为据点，对藏族地区不同的佛教文化流派施以了不同程度的支持。
　　另外，宗教活动其实跟经济活动也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不管是修建寺庙还是传播佛法的活动，都需要大量的经济成本做支撑。
　　所以寺庙当中的香火钱，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济性收入，都会成为佛教文化传播的基本支撑。
　　而且，大量修建寺庙，必然会涉及与土地资源之间的纷争。土地资源又涉及农业经济生产，两者从表面上看似矛盾，实际上又能够通过经济要素的流动而实现稳定平衡。
　　经济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经济同样也需要在一定的政治环境当中才能实现发展。所以，明朝时期的统治环境，正好给了宗教和与宗教相关的经济活动一定的生存空间。
　　在统治者的刻意引导和市场交易法则的自然运行之下，上传佛教逐渐成为了社会思想的主流之一，也逐渐成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控制地方的统治工具。
　　结语：
　　藏传佛教并不是西藏地区的本土宗教，而是从印度方向传过来的宗教文化。
　　这一宗教原本只是外来信仰，但逐渐取代了本土的宗教信仰，成为了主流。明朝时期，朝廷有意识地在宗教扶持方面给予了相当正向的引导。
　　而藏传佛教也逐渐成为了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带上了一定的政治性意味。
　　参考资料：
　　1。《明史》
　　2。《中国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