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到底在争论什么

　　熙宁三年，司马光愤然提笔《与王介甫书》，洋洋洒洒又不失条理的一一罗列出老朋友王安石在变法中的弊端。
　　王安石也不甘示弱，以《答司马谏议书》回之。
　　熙宁变法
　　我们都知道北宋是一个灿烂的王朝 。
　　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朱熹、赵普、曾巩、沈括、包青天、岳飞、宋江…同时在这个时代里荟萃，群星闪耀。
　　活字印刷术出世，四大发明显科技实力传于四海；又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呈市民生活丰富多彩、安定繁荣之景象。
　　可惜却只叹金玉其外。
　　粉饰太平的光鲜亮丽之下，大宋的江山早已摇摇欲坠。
　　北宋自从建国，一直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局面，后人甚至予以＂窝囊＂ 而责。
　　太祖杯酒释兵权，为加强君主专制把兵权收归中央，又重用文人举朝，武官纵使有收复失地的抱负无处可施展。
　　那边境忧患怎么防？
　　大宋内部也是浮浮沉沉，权力中枢的政治统治集团也各自为派，庆历新政还没开始几天，一帮保守派的臣子们都站出来，动辄这不行那不行，祖宗之法忘不得，义正言辞。
　　冗兵冗官冗费？
　　那就冗吧。
　　抱着这种安于现状的思想，宋朝头顶西夏辽金几大蛮夷之族的骚扰以和亲而让之，战场上以示和平换岁币称臣…
　　但范仲淹确实开了个好头，虽然失败的新政尤未果，但改革的萌芽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官僚阶层的有识之士知道旧例过时，制度运行体系的更正迫在眉睫，官员们有意识的主动寻求变革之道。政见之争
　　王荆公 可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实干家。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继位，少时便对临川先生的论道有所耳闻，很是钦慕。拥有汉武之志的君王剑一挥，轰轰烈烈准备大干一番，这与王安石的改革主张不谋而合，极力支持变法。
　　别看这位君王年轻气盛，对于＂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其却是有着深刻的认识，下定决心扭转大宋积贫积弱的国情。
　　王安石在推行变法前也确实搞过试点，收效不错才要大刀阔斧把改革覆盖到全国，这时候的司马光没意见。
　　但青苗法一出台，司马光就坐不住了，开始唱反调。
　　农作青黄不接之时，农民会向地主豪绅借高利贷，但赶上收成不好时农民往往会因为还不上高利贷卖身为奴，因而民间的盘剥现象靡然成风。
　　所谓青苗法的出台，就是政府以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贷给农民，农民可以直接从政府这里贷款，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司马光不同意，两位旧友就在朝堂之上辩论。私底下两人彼此欣赏对方的才学志性，但在政治场上却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经常吵得面红耳赤。
　　王安石有在地方做官的经历，百姓生活疾苦他有所目睹，往前只能向地主借贷，还不起贷款要么卖孩子要么当流民，家家支离破碎。现在政府帮农民解决了这个问题，待到秋收时再还，只用上缴少量的利息。
　　况且百姓们不用抵押土地，更加能抑制土地兼并，充盈国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从而富国强兵，外可御防夷敌，岂不一举两得。
　　但司马光却很快予以否然。
　　说的好个不与民争利！县官们谁能保证清清白白不从中贪戾？你都不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就强迫贷款。而且南北方发展境况不同，南方商品经济兴旺，北方又是土地经济，能参与青苗法的只一种作物。
　　总之，孰轻孰重，施之不然，争得就是一个经济利益！
　　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答司马谏议书》）
　　只是可惜青苗法施行后恰巧赶上连年天灾，农民没有收成，政府又步步紧逼，富民跟着担保或抵押的资产也不得不宣告破产。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前验证才广推之全国，出发点是没错，但内部官员层层衍生到执行过程，反而变了味。
　　地方政府的贷款准备金大多来自赈灾基金，甚至都没足够的金额官员们就放贷给老百姓，只顾着提高政绩，却把下层人民压的喘不过气，贪污榨取，又是一团乌烟笼罩。
　　虽然王安石曾在实施前说＂愿取则与之，不愿则不强也＂。
　　官僚阶层考虑到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有没有落实到具体行动，有没有真正为民生办事，大抵是没人在乎的。
　　宋神宗本来想让司马光更好的辅助改革方案，但司马光本就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坚决辞京，十五年著书《资治通鉴》。
　　我们再来看市易法。
　　一个市场供求关系，供大于求时政府平价收购民间滞销的货物，等到供小于求货物短缺时政府再高价卖出。商人也可以向政府借贷，抵押地产，定期交利息。
　　王安石的本意是想通过政府手段打压民间奸商对市场生产的垄断 ，通过对商人的管理把大部分盈利都收为官有，以平抑物价，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虽然一定程度上收见成效，但其本质就成了国家对商业贸易的垄断，官员们哪些能懂商品价值规律能懂经济学常识，从中层层剥削，贪赃枉法，严重损害了中小商户的利益。
　　说来如此，荆公是很执拗的性格。
　　其为人清廉正直，纵使有再大权力也不流于世俗，直到老年都不忘自己变法的初心，对变法的议论纷纷，荆公亦自然不成怵：＂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
　　（《宋史·王安石传》）
　　这种性格涉及到政治问题，又碰上个＂理想主义者＂人格，固执认为自己的法子百无一失。
　　为了更好的推动变法毫无阻碍进行，朝中老臣如吕公著、富弼、韩琦等坚持祖宗之法的保守派或被分配朝外或主动请辞。
　　曾对王安石有过知遇之恩的欧阳修因对变法持有意见被王安石过低评价，苏轼觉得王安石的变法太过激进，有不妥之处，因此卷入党争被王安石视为旧党连同清算；甚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因为反对变法被大力打压。
　　司马光说王安石眼光差，不会用人，这时候倒戈支持新法的，大多见风使舵的人如吕惠卿邓绾都被提拔重用。
　　小人得志，管它改革的方向正不正确，反正这个官我是当上了，好处我是捞着了。
　　司马光觉得要先普及一下管理阶层的经济知识体系，也就是为变法培养专业人才，可荆公认为自己变法体系结构都很完善无需改正。
　　荆公何以作想，自己从上而下的既定政策到地方政府胡作非为给搞歪了。
　　争议极大的另一法即保甲法。宋朝军事力量本就薄弱，王安石意在增强国防力量，以住户划分保丁，农忙时就专心搞生产，农闲时就进行军事训练，还能加强民间治安。
　　但是反对的声音又开始沸沸扬扬：农民还要兼顾务农和训练，保长作风又成地痞流氓一般，因而百姓们以自残来躲役，宁死也不做保丁 。
　　司马光呢，以为保甲会劳民伤财，加重人民负担，朝廷之出也会增多，实属浪费钱的不必要之举。本来中国的百姓就适合辛勤耕地，这样子折腾，更会耽误国家大事。
　　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呜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岂不误国事乎？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
　　民间遍野哀鸿，朝堂四方攻讦，种种改革的阻力愈发强烈，王安石也因此被罢相。法理不容
　　除此之外，俩人在法治之争上也各有侧重。
　　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场典型案例-北宋阿云案 。
　　因一起民间少女杀人案，司马光与王安石于朝堂之上就此展开辩论，谁也不肯相让。
　　这起案子在中国法律史上业已成为典型案例。
　　十三岁的阿云在为母守孝期间，被无赖叔父卖给一老光棍韦大为妻，阿云气愤不已，于是就打算杀死韦大。少女胆小，就只对着韦大乱砍几刀，仅砍掉韦大的一个手指头。
　　本来只为一场小案子，一天之内知县从速解决以判处阿云死刑罢。
　　因为死刑案要逐级上报，到许遵手里觉得不对劲，就闹到了神宗那里。
　　神宗无辙，让王安石和司马光来评判。
　　司马光以为法律应在乎王权之上，不能随意更改；王安石则反然处之，皇帝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法律只是为适应皇权而存在。结语
　　王安石的开源是要广敛聚财，为国家实现富国强兵，只不过他所认知的理念范畴真正运行起来没有从一而终的走在正路上 ，官僚机构无法进行有效的约束，发展成与民争利终是赢不得民心。蛋糕被分，权贵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一拥而上，这就让改革更加步履维艰。
　　荆公一生为大宋，为自己的理想国家付诸实践，哪怕＂尽吾志而不能至，可以无悔矣＂ 。
　　司马光同样尽忠效臣，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角度看待变法以激进，不可持久。矛盾的是，初期还抱有观望的态度因党争酿就的意气度事，依靠权力倾扎，等到升任宰相掌握大权时尽废新法，而无一取之长，甚至放任北宋辗回变法前羸弱的模样拿不出新法以续命，与功与过，不予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