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潜邸出身官员与大元帅府幕僚，他们有什么差别？

　　皇储、皇子龙飞后，潜邸出身官员可谓盼的云开见月明，部分潜邸出身官员因为与皇帝的亲密情感，被委以重任。南宋诸帝受个人资质、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故南宋诸朝对潜邸出身官员的任用情况也各不相同。
　　高宗朝潜邸出身官员与其初期政局
　　赵构与大元帅府各派臣僚以光复祖宗基业的共同口号，掩盖着各异的社会倾向，一度模糊了同一旗帜下截然不同的社会目标，随着时势的发展，这种差异很快即趋于明朗。赵构对此心知肚明，故即位当天就下令大元帅府限十日结束。时有大臣奏请依徽宗之例，乞恩随龙旧人然高宗以崇宁以来，随龙恩例太厚委婉拒绝，其即位后，多数大帅府官员未被委以重任。
　　故高宗即位后，有张慤位列执政，李纲拜相，宗泽镇守开封等；也有汪彦伯、黄潜善及原康王府宦官蓝珪、康履、黎楶、杨公恕等才是赵构登基前后的社会核心。上述诸人恃旧弄权，造成了高宗朝初期政权的腐朽，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
　　原大元帅府幕僚与高宗即位后的人事任用
　　先是，耿南仲本为宋钦宗最信任的潜邸官员，钦宗即位后，以南仲为东宫官员，礼重之，官至尚书左丞、门下侍郎。此后，耿南仲为高宗出谋划策，与汪、黄沆瀣一气，常伴高宗左右，首劝赵构登基。然即位后，高宗对其态度截然大变，马上翻脸，不仅薄其为人，更言恨不手斩之。此虽为狡兔死、走狗烹，但也足见赵构为人之阴险狡诈。
　　同时，耿延禧、高世则等为宫观官，不予重用。黄潜善、汪伯彦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故而甚得朕心。高宗即位当天，任命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这虽非宰相之人，却居文武职官之首，掌有实权。于是黄、汪二人网罗编造众多借口阻止李纲入朝。
　　从内心深处而言，高宗也不愿意李纲任相，但为保全自己及皇位，高宗不得不为。李纲入朝后，慨然以修内攘外为己任，提出一系列正确的革新政策及措施。后高宗与黄、汪之徒为泄私欲，对李纲一贬再贬，将其流放至当时最为荒凉的海南岛。
　　而后汪、黄用事，然二人原都是地方小官，骤然进入政权中枢后，缺乏规划国家整体运营的经验。宗泽、赵士、向子諲、张所等正直人士均遭排挤。宗泽虽外任，但联络抗金义军，在民众中威望颇高，在宋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所率领的东京留守司军也是宋军的中坚。面对黄潜善、汪伯彦等小人当道，宗泽以拨乱兴邦为己任，斥责黄潜善为闲人，汪伯彦为微人，故黄潜善、汪伯彦二人对其恨之入骨。
　　后宗泽入对，高宗为之动容，欲留泽，黄潜善等沮之，遂外任。随着李纲被罢，张慤去世，宗泽也彻底失去朝廷上的援助。面对高宗的一味苟和，宗泽连上二十四道奏疏，黄潜善、汪伯彦皆笑以为狂，辄为潜善等所抑。最终，在黄潜善、汪伯彦的阻挠下，宗泽忧愤成疾，出师未捷身先死，使南宋朝一时再无一个足以支撑危局的人物。而高宗用黄潜善、汪伯彦，冷落宗泽、李纲，并杀陈东、欧阳澈，其气度识见也就可想而知。
　　其他潜邸出身官员如张慤为同知枢密院事，在朝谔谔有大臣节，谋国尽忠，遇事敢谏，但不幸早卒。他的去世使朝廷上缺少了与黄、汪之徒抗衡的重要人物。李植言无不尽，为汪伯彦、黄潜善所忌，高宗即位后，便被外任。随侍其多年的韩公裔，高宗继位之初迁武功大夫、贵州防御使，后以事忤黄潜善，遂降三官。
　　后高宗念其旧劳而召用。后又遭秦桧排挤而外祠。同时，在此之后的数年间，黄、汪二人成为权力中枢内极得高宗信赖的社会顾问，这对处于形成期的南宋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原大元帅府核心成员与南宋前期的两次社会危机
　　原元帅府的核心成员黄潜善、汪伯彦及宦官蓝珪、康履等人，自然而然也成为南宋建立初期的政权核心。建炎二年，黄潜善为左相，汪伯彦为右相，高宗将国事委于二人，自已一味纵欲享乐，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金朝统治者闻宗泽死，决计用兵，命宗翰率兵南下。随着金兵铁骑的步步紧逼，不少朝臣对于扬州的安全问题提出质疑，建议宜提早采取措施，但黄潜善、汪伯彦笑且不信，后金兵突袭扬州，高宗等仓皇出逃，而十万多无辜的老百姓惨遭屠戮。作为维扬之变的罪魁祸首，黄潜善、汪伯彦不得不上疏请罢。高宗深念潜藩之旧，下诏二人加观文殿大学士，外任富饶之地。黄潜善任知江宁府，汪伯彦任知洪州，此二州物产丰富，都是外任的肥缺。
　　维扬之变后，黄潜善、汪伯彦虽已去位，但原康邸宦官康履、蓝珪等势力依然较为强大。宦官虽受士大夫的鄙视，但在最高统治者看来，高宗即位名不正，故其多疑性格更胜。而原康邸宦官不但长期陪伴高宗，而且与其共同经历生死，可谓患难与共，故而深得高宗信任。而他们恃藩邸旧恩用事，颇忽诸将。
　　诸将多奉之，而台谏无敢言者。就连有拥立之功的刘光世，欲拜节度，都要求于其门。在维扬之变中，王渊本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时康履颇用事，王渊与之深交，不但未受处分，反而因宦官荐而任枢密，最终，康履、蓝珪等宦官的种种作为，招致苗傅、刘正彦及所帅部众的不满，发动斗争，斩杀王渊及康履、蓝硅等人，强迫高宗禅位，史称苗刘之变。斗争平息后，高宗念及旧情，不但对劣迹昭昭的康履赠官，谥荣节，而且召回被贬在外的蓝珪等。
　　南宋潜邸出身官员与孝宗朝和议及近习孝宗时期朝臣争议最激烈的有二事，一曰对金和战问题，二曰弹劾孝宗近习。而潜邸官员都参与其中，而且成为主力。孝宗一生颇有中兴之志，对金作战收复失地时期社会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宗一直犹豫是否起用张浚，孝宗即位后积极起用张浚，这与孝宗的近侧集团的黄中、王十朋、杨邦弼、陈俊卿、张阐等用力甚多密切相关。近习是孝宗社会上的一个重要污点，而与近习的斗争叶成为其潜邸出身官员的一个重要社会活动。
　　从隆兴北伐看孝宗潜邸出身官员的恢复意识
　　宋孝宗是南渡诸帝之称首，直是有志于天下，孝宗即位后，决意对金战争。史浩为稳健恢复者，因战争准备不足，不主张即刻对金作战，以史浩、陈俊卿、王刚中等为代表，另一部分潜邸官员则为积极恢复者，以张阐及张浚门人王十朋、黄中为代表。
　　史浩、陈俊卿、王刚中等与隆兴北伐
　　史浩
　　史浩是一位稳健恢复主义者，故而反对孝宗在未做充足准备而北伐。故为被积极恢复者王十朋视为阻碍孝宗北伐的一大障碍，并首先向其发难，列举八大罪予以弹劾，并通过其理学同调将所谓的史浩主和继续扩散，形成舆论压力，逼迫史浩去位。笔者认为史浩也主和战，应从绍兴三十一年冬高宗下诏亲征谈起。
　　今学者多从孝宗即位后，史浩的表现评判其和战主张，而之前则谈之较少，史浩的主战思想甚是明确。据心理学者研究表明，内向性格人群仅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类人虽不善于表达，但是观察力极强。史浩性格内敛、老成持重，无疑属于内向之人。他深谙世事，观察入微微，善于揣度高宗还公道心理。
　　他明知高宗患有严重的恐金症，对于金人避之而无不及，此奏一上，极可能得罪高宗。但在其恢复情节的作用下，史浩毅然为之，以足见其并不是时人所奏的主和派。史浩为相后，不但奏请为岳飞，官其子孙，而且荐举人才，如王十朋、张焘、金安节、陆游等等，多为主战人士。这些也从不同侧面，衬托着史浩的恢复情节。加之，其子史弥远权倾宁、理二朝，为理学家不满，故亦掩其美。
　　王刚中
　　王刚中也是孝宗予以重任的一位官员。金兵南侵，两淮震扰，时王刚中帅蜀，驭军戢吏，恩威并行，会虏骑度散关，人情汹惧，公跨一马，日驰百里，抵仙人原。后身督战而功成不居。王刚中帅蜀三年，以功名著称于天下。孝宗即位后，王刚中被召回，后以疾辞而奉祠。
　　陈俊卿
　　陈俊卿也是孝宗的一位重要潜邸官员，他虽参与北伐，但就其思想而言，他也是一位稳健恢复者。陈俊卿又劝说高宗移跸建康，不但建议起用张浚，并以江淮都督府参赞军务，直接参与北伐行动。然对于此次北伐，陈俊卿与史浩基本相同，以为未可，主张不若养威观觉，俟万全而后动。但当张浚请于朝而出师，陈俊卿还是义无返顾的参与其中，并主张出其不意，直捣山东。战争的失败，张浚上奏待罪，陈俊卿奏请从作，贬两秩。
　　南宋潜邸出身官员与光宗朝政局
　　孝宗即位初期，与理学人士志同道合，但后来又与理学人士决裂。晚年基于共同的社会目标，再次使孝宗与理学人士联合起来。而孝宗与理学的变化过程，也导致了光宗、宁宗的潜邸官员也随之变化，光宗潜邸官员表现为：理学型官僚或其同调官僚型士大夫理学型官僚或其同调的变化过程，而宁宗的潜邸出身官员则多表现为理学型官僚及其同调。
　　故而潜邸出身官员内部也充斥着两大集团，其斗争在光宗朝与权力争夺缠绕在一起。后宰执留正与理学人士结盟，才使两大集团的斗争有所降低。前文已经提及潜邸出身官员及理学人士与近习势力的斗争，这种现象在光宗朝再次发生。
　　光宗朝前期潜邸出身官员间的斗争
　　恢复始终是孝宗最大的心结，每隔几年便发作一次恢复冲动。虽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即位之后仍受制于高宗。高宗崩后，扫清了孝宗及主战人士恢复大业的最大障碍。而朱熹有重名，成为理学集团代表，倡导君子有党以共图天下之事。
　　在孝宗亲自部署下，理学集团的许多成员进入了权力核心，然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认同了理学的内圣系统，而是因为理学家的社会取向最能配合他在最后阶段的革新构想，另一方面，理学家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才接受任命的。他们并不是以理学家的身份在朝廷上来坐而论道，而是站在各自的职守之内执行这一革新的任务。因为这正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致君行道。
　　首先，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为理学人士扫除了最大的绊脚石，周必大任相，同年七月，周必大举荐陈傅良，刘清之，沈焕、黄艾等三十四人，清一色的理学人士。孝宗通过人事更换，欲给光宗建立一个以理学型士大夫为主的社会集团，以期实现他自己终身的社会理想。而理学家们也寄希望于新皇帝一新天下。而这些理性型士大夫在光、宁二帝交替时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淳熙十五年十月，光宗以皇太子身份参庶务已近一年，皇权分割为二之趋势已经明朗，随之官僚集团也表现呈二之势。光宗即位后下诏，不但召回潜邸官员，时刘光祖、赵汝愚、罗点、余端礼、陈骙等人，而且下诏书给王淮。程叔达等咨询初政。对于孝宗的人事部署，光宗很不买账，对孝宗选任的随侍六年的潜邸官员周必大任相严重不满。
　　因为光宗认为周必大虽为潜邸官员，但在权力更替时，明显偏向孝宗。而孝宗让其协赞新君，实为监督。光宗更倾心于忠于自己的官员留正。因为在光宗看来，留正是自己亲选，任职潜邸，更忠于自己。因为在光宗看来，留正是自己亲选，任职潜邸，更忠于自己。二人在光宗即位前，就已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
　　鉴于周必大与孝宗及理学的关系，光宗直接罢免周必大几乎不能，于是光宗想借助台谏，对其进行弹劾，迫使周必大辞职。光宗及留正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选任自己的潜邸官员何澹担任谏议大夫，执行这项任务。何澹的姑父为王淮的得力干将陈贾，何澹也由王淮亲自推荐以任职光宗潜邸，又与姜特立同乡，这些关系无疑也为其仕途增加了些许的社会筹码。
　　再加之，光宗及留正的授意下，何澹论奏：左丞相周必大不公、不平、不正之罪有十伏，望亟赐罢斥。后何澹不顾同年之谊，又诋毁赵汝愚废坏寿皇良法美意，有无君之心。何澹基本上是锐于进言者，其鹰犬式的攻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时局促成的。而何澹也凭借旧学背景，从光宗初年攻击周必大等人开始，何澹在政坛头角崭露。
　　周必大去位后，留正升左相，不设置右相，自乾道八年，孝宗设置左、右丞相，故相位多由两人担任，相互牵制。光宗却让留正独相，足见光宗对其之信任。然却开启了一相去台谏以党，一相拜台谏以党近的先例，成为后面韩侂胄、史弥远等擅权的关键性武器之一。
　　由于潜邸出身官员并非一个凝固的整体，除盼望共同的主子勤奋好学，并顺利即位外，几乎没有统一的社会倾向。故其分离，也属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