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士大夫如此痛恨矿监税使？只是因为身份不同？

　　明朝初年实行屯田制度，想要解决兵饷来源的问题，但是到了正统以后，屯田制度逐渐被破坏，许多屯田被诸王、外戚、宦官、军官等霸占，士兵开始逃亡，军队的粮饷不得不仰仗中央的拨给。到了万历时期，屯田数比洪武时期下降了约二十五万顷，皇帝更是带头霸占田地，想要把河南、山东等地的田四万多顷用作福王的王庄，情况愈加严重。
　　太祖立国，强本节用，劝课农桑，推行宝钞、禁用银是其体现；洪、永、熙、宣之际是国富民强之时，直接受益于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到了正统以后国家开始出现问题，嘉靖以后更是＂ 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 ＂，这迫使为政者加大搜刮、开拓新的财政来源以弥补不足；万历时期更甚于嘉靖，而这时期的搜刮也为维持王朝的正常运转起了作用，当天启一朝挥霍殆尽以后，崇祯两手空空，无法做到白手起家。
　　明朝财政从＂世宗中年＂急转直下，之后边事起，便以搜刮为能事。造成明朝财政严重不堪局面的原因包括：皇帝挥霍、四方多事、官员无能。加上在世宗之前国家财政本身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而未能及时处理，量变到质变，造成＂ 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 ＂的局面，庸君庸臣只能采取竭泽而渔的野蛮方式，＂加派于是始＂。而加派是以江南富裕之地为首选，之后随着形势恶化，逐渐扩展全国。
　　世宗一朝急速恶化的财政未能在世宗一朝得以有效解决，于是积累到后代，而后代＂增额如故＂，因为他们也同世宗朝一样庸君庸臣，束手无策。好不容易出来一个能臣张居正，可惜好景不长，边事又起。张居正之后，神宗一人挑不起大梁，底下官员更是浑浑噩噩，继承了前人的加派外，学会了在反对矿监税使的过程中博取名声，然而对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依旧束手无策。就像在教育一个即将饿死的人不要去偷去抢。
　　矿监税使起自万历二十四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皇帝的代表，派到地方通过各种名目搜刮财富。由于矿监税使对地方造成了危害、又侵犯了地方官的利益（包括对权力、财富的争夺），受到士大夫的极端排斥，上到内阁六部，下到地方县令，各种谴责矿监税使的奏疏接连呈递，而大多数情况下，万历选择以＂不报＂的形式予以否决。这使得矿监税使越发胆大妄为，他们干预地方税务征收、矿业开采、控制皇店、岁办、设卡征税等，而有关宦官的负面记载在在这一时期尤其频繁、集中。
　　但是贸然以矿监税使等同于邪恶，似乎又不是那么令人满意。首先，从隶属关系来看，皇帝是矿税使的直接领导者，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贯彻皇帝的旨意。不得不承认的是，相比于官员，皇帝更信任宦官，因此，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看到，皇帝对宦官的奏疏更重视，当宦官与地方官产生利益冲突时，万历皇帝更倾向于维护宦官，即使宦官为恶过甚，要么官、宦各打五十大板，要么训斥或召回另派。
　　其次，从矿监税使的行为上看，并非所有的宦官都是为非作歹。织造太监孙隆就是一个例子，孙隆力图树立起在地方的良好形象，许多江浙一带的官员也与之有很好的交往，可以说，孙隆一方面是作为皇帝的使者，另一方面又是儒化的地方官，在全国掀起的矿监税使浪潮中，浙江所受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最后，从官员批判矿税使的心态来看，起初许多官员主要是反对开矿导致的矿徒聚拢，担心这些人会危害地方治安，于是主张一闭了之。但是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最早开矿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洪武年，却未见那时有人反对。这其中的原因应该归结到明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万历时期开矿规模巨大上来。经济的发展带动矿业的有利可图，而明政府一律禁止，必然会使得官府与矿徒之间的矛盾加深，危及统治；万历时期财政异常拮据，以及使得皇帝不再考虑所谓矿徒作乱的后果。开矿永远不会是阻碍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官员的目光短浅才是。也有官员连带批判孙隆是属于高淮一类为虎作伥的宦官，认为天下之祸根在于宦官。实际上，这些官员中，一部分是为维护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不被宦官侵害；一部分是为了抗争皇权企图进一步掌控地方财政；一部分是为了声誉，为了留名于史书，因为自古以来宦官是恶，士大夫是善，而日后书写历史的依旧是士大夫阶层。
　　由于士大夫掌握着历史的话语权，当我们评价宦官的时候，更应该慎重，一棍子打死只会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