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消费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是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奢侈品消费作为消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异项,其背后蕴含的资本逻辑对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作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也造成了消费欲望的无限攀升,导致消费者集体陷入被奴役、被掠夺的状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消费也愈发成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同时,奢侈品消费也带来了供求问题、生态问题和社会精神问题等,对此,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奢侈品消费思想,树立科学的奢侈品消费理念,引导奢侈品消费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营造和谐的生态环境,一同助力新时代美好生活,这是奢侈品消费在中国消费实践中的发展路径。 奢侈在中西方语境下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词,早期学者对奢侈的认知侧重于政治和道德方面,对其持批判意见,认为奢侈无论是对公民而言,还是对城邦而言,都是一种非必要且多余的东西。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奢侈的道德属性逐渐衰微,经济功能显露出来。18世纪出现的奢侈大辩论,众多学者对奢侈的论述使得奢侈的正面意义得到肯定,但奢侈在道德和经济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由此可见,奢侈的概念是历史变化的,在当下消费社会里,奢侈对于人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双重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使得中国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变革,最为显著的变化是经济的相对平稳发展,人民生活满意度的稳定提升。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消费领域的深刻变革,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逐渐由过去的生存性消费资料为主转向以享受性消费资料和发展性消费资料,对消费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也越来越强调通过消费来达到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随着奢侈品消费实践的不断推进,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系列行为,尤其是奢侈品消费问题,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 消费主义狂潮对我们生活的侵袭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作为一种为了消费而消费的社会陷阱,这是奢侈品消费无序蔓延滋生出的特殊消费形式。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切身体会到这种消费主义对人自身的影响,有人认为这种消费方式彰显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可以拉动内需,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有人持反对意见,主张奢侈品消费是对资源的挥霍和浪费,容易招致虚荣、炫耀、攀比等不良社会风气,不利于整个社会良好道德风气的形成。 反观如今的后工业时代,奢侈品逐渐以符号、标签的形式凌驾于社会秩序之上,这正凸显了表象上物质丰盛的社会,实质是精神的疲乏。因此,对奢侈品消费的哲学研究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是对马克思异化、生产与消费等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从人的本质理论来看,奢侈品消费的主体是客观实在的人,出发点是人的需要的欲望化,是人的本质的一种歪曲或异化。 理解这一点对正确认识奢侈品消费与人的关系,客观评价奢侈品消费所带来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其次,从哲学本身的反思和批判意义来看,在现代社会消费作为一种隐蔽的意识形态影响并控制着社会。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透析奢侈品消费问题背后的实质,发掘其背后的客观规律,为促进社会消费价值观的健康、有序、长效发展而积极努力。消费价值观作为一种无形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消费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现代消费社会下人们的精神需求愈发被个性化、符号化所主导,任由其自由发展下去,会引发盲目崇拜,进而可能产生畸形消费观。 其次,物质丰盛是当下时代的特色之一,奢侈品消费的普遍化、大众化成为新趋势,探寻奢侈品消费背后的规律有利于推动社会整体精神生活的良序发展。消费社会下,物质生产的丰裕是人精神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但也带来了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 探究经济哲学视域下的奢侈品消费内涵和价值,从对奢侈品消费现象的发现上升到对本质的揭示,从而推动人民美好生活的构建。最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资本在全球的流通,国际奢侈品牌依托购物平台,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促使奢侈品消费成为一种跨国、跨境的消费行为。 奢侈品消费的出场 奢侈是历史和政治的产物,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社会中,节约和奢侈以一种深刻的理性方式并存,并与社会的道德相挂钩。奢侈概念的发展是一个边界模糊、意义复杂的动态过程,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时代变迁、特定的文化、主体的价值观、宗教和情感以及审美的内在特殊性。 奢侈一词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希腊人崇尚勇气,奢侈被视作不道德的,并与其他一些穷凶极恶的罪行相关联。苏格拉底将城邦一分为二,一是必需城邦,城邦生活以满足基本需要为目的;一是奢侈城邦,是公民超越必需品对精美物品的需求。奢侈的城邦不利于武士精神的塑造,会让人柔弱、懦弱,应予以谴责。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强调将奢侈的柔弱一面,将奢侈与乌托邦相联系,奢侈是人超出必需之外的欲望,其无节制的追求会引发战争。 亚里士多德从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工具性之间的区别出发,反对公民对享乐欲望的无限制追求。经济生活的工具性、从属性决定了,用货币满足需要和欲望是其自然本性,但当货币用于获取更多金钱时,就脱离了其天赋功能。此外,亚里士多德还把奢侈是罪恶的精致与坚忍相对立,这为奢侈的古典印象提供了思想依据。 到17和18世纪时,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引起社会意识形态的动荡,社会整体道德观面临着冲击,使得人们对奢侈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曾经被视作奢侈的商品和服务成为中产阶级的消费对象,奢侈一跃成为社会大众的争论焦点,奢侈的定义问题是本场讨论的核心问题。在曼德维尔那里奢侈开始转折,奢侈与道德脱钩,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严格意义上的奢侈指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生存的东西。他认为奢侈是一种公共福利,追求奢侈也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工人就业。曼德维尔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显得激进,但也为之后的讨论提供了理论框架。与曼德维尔不同的是,休谟并不鼓吹放纵无度的奢侈是社会的福利,社会秩序并不是由单一的善、恶、奢侈等构成。他认为奢侈具有文明的一面,奢侈的欲望是自然的,是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适度的奢侈是可行的,对经济发展是必需的。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奢侈与等级、秩序相脱离,拥有了更多的自主地位,它以一种时尚的方式继续发展。沃夫冈拉茨勒称赞奢侈是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奢侈推动了现代经济进步的发展,并在欧洲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布《奢侈带来富足》。只有奢侈能带来更多财富,奢侈是社会的发展的推手,促进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实现。 同时,奢侈品也为人类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享受,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奢侈不仅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而且能提高生活品质,增强个人魅力。现代奢侈为全球社会发展做出进一步贡献。他认为在全球经济中,当今的奢侈品就是未来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我们需要转变思维,不断创新奢侈形式,从而刺激消费和经济发展。 到20世纪时,奢侈被物,尤其是人生产出来的物所包围。在鲍德里亚看来,奢侈是作为符号而存在的。现代社会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生产的逻辑从为了生产而消费转变成为了消费而生产。奢侈在财富的流通、资本的积累和阶级分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商品的二重性之外,物的功能性需求让位于符号需求。人们消费的目的不在于物品本身,而是把物用来作为彰显自身个性的感性的意义符号。 当下奢侈在消费社会下成为超出必需的符号、标签,逐渐走向大众化,奢侈在消费的历史洪流中迷失了方向。总而言之,奢侈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变化的。奢侈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下,主体的消费行为超出了当时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平均的、一般的需要。奢侈取决于主体的需要,人的需要会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过去的奢侈会成为当下的必需,因此对奢侈需要定期的给予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