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为何有和通泊之败？僵化的作战观念和变化不定的作战指导

　　头条创作挑战赛1728年，雍正皇帝遣使准噶尔，重申此前遣返青海和硕特台吉罗布藏丹津等反清叛乱分子的要求，却被准噶尔珲台吉噶尔丹策零拒绝了。
　　1729年3月，雍正皇帝晋升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统率西路军；晋升北路军统帅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令二人分统所部出师讨伐。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雍正皇帝决心一举荡平准噶尔。
　　北路军统帅傅尔丹接到雍正皇帝的谕令后，立即率军前出至乌里雅苏台南的察罕廋尔设立大营。为了迷惑准噶尔人，北路军的官兵们没有在科布多和乌兰固木这样的军屯重镇集结立营，而是伪装成每三年更换一次的边防哨卡戍守兵，在扎布汗、特斯等处建起哨卡，分散驻守。
　　清军西北两路用兵示意图
　　1730年春，傅尔丹上雍正皇帝，呈报了北路军的作战计划，即以8000人的兵力分兵四路，每路2000人。从布尔干、布鲁尔、库列图岭、奇兰河穿越阿尔泰山后，会合西路军直捣准噶尔汗国本土。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要想保证不被人察觉出意图，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先是1729年6月，3名喀尔喀蒙古人越界跑到准噶尔地界，透露了清朝大军即将出兵的消息；接着，带领商队前往肃州进行贸易活动的准噶尔人特磊，亲眼所见清军西路军出兵的情状并立即向噶尔丹策零报告。
　　这些突发情况迫使雍正皇帝在几番犹豫后，最终决定暂停原定的军事行动。1730年秋，雍正皇帝召回西、北两路大军主帅岳钟琪、傅尔丹，重新制定作战计划。
　　这将近一年的时间，给了准噶尔汗国调兵遣将的机会。噶尔丹策零接到特磊的报告后，决定先发制人。1730年10月开始，准噶尔军就迫不及待地率先发起进攻。清军西路军在巴尔库尔、青海噶斯口岸各处都遭到了准噶尔军的袭击。
　　12月，更大的败报传来。准噶尔军再次祭出盗马战术，兴兵2万洗劫了清军西路军设在哈密和巴里坤之间的科舍图岭牧场。清军阵亡3243人，损失牲畜122557头。
　　准噶尔袭击清军
　　之后，准噶尔军挟战胜之威，继续窜拢哈密城东的塔尔纳沁、青海的哈吉尔卡伦等处，一直深入到柴达木盆地以南的德布特尔。
　　虽然清军在肃州镇总兵樊廷等将领的指挥下最终击溃准噶尔军，但准噶尔军的袭扰使清军西路军蒙受了极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急报如雪片般送到北京。
　　雍正皇帝针对准噶尔的盗马战术，采取了新的策略：步步为营，筑城进逼。要岳钟琪、傅尔丹两路清军在派出机动部队袭扰准噶尔的同时，在各自的作战区域内分别修筑三座土筑砖包的大城，包含瓮城、角楼、城壕等，设施齐全。
　　在这三座大城附近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冲，还要分布几座卫星城和数十座炮台。如此依托这六座大城步步蚕食，西、北两路军可于三年内会师于准噶尔的腹地博尔塔拉，成为插入准噶尔汗国腹心的尖刀。
　　这一套筑城进逼的策略倒是和俄国人在准噶尔北方牧场的扩张手法不谋而合。区别在于，清军的这一整套筑城计划具体实施起来所花费的成本相当高。
　　根据傅尔丹于1731年春呈送给雍正皇帝的报告，筑城计划中仅在额尔齐斯河修筑的第二座大城及其卫星城和炮台群，就需要配备15000名后勤保障人员、26000名作战人员、鸟枪5000杆、子母炮300门、威远将军炮60门。
　　清军的西北后勤补给线
　　准噶尔军擅长野战，攻城能力方面一直是短板。是以在和俄国的冲突中，准噶尔人长期只能坐视俄国人利用堡垒点、线、面结合，蚕食北方领地而徒唤奈何。
　　噶尔丹策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曾勒令在斋桑湖之战中俘虏的瑞典籍俄军炮兵准尉列纳特，带领亚梅什湖之战中被俘的俄国技师，采用欧洲人的铸炮技术，为准噶尔军铸造大炮，共制造了7门铜炮和3门白炮。
　　依靠这些装备，噶尔丹策零在准噶尔传统炮兵包沁之外又建立了一支欧式炮兵部队。但这支初建之师的装备还是以长于野战的轻型火炮为主，依旧缺乏可以担当攻城使命的重炮。
　　就此情况而言，可以不难想象，倘若雍正皇帝能够坚定不移地将筑城进逼的计划进行到底，将会对准噶尔汗国造成多大的威胁。
　　准噶尔军队中的欧式炮兵
　　1731年2月，雍正皇帝在给傅尔丹奏折的批复中表示，要继续增派京师八旗和地方驻防八旗兵充实北路军的军力。预计到1731年秋，北路军察罕廋尔大营的兵力将从两万余人增加至四万余人。
　　1731年4月25日，傅尔丹在科布多河以西修筑了北路军西进计划中的第一座大城，西路军也已经前出至巴尔库尔筑城。
　　预计到1732年，北路军可以推进到额尔齐斯河，西路军可以推进到乌鲁木齐，形成犄角之势让准噶尔人腹背受敌。但正当两路大军的筑城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雍正皇帝又改变既定方案。
　　原因是噶尔丹策零几次袭扰清军作战区域都在西路军的防区，这就给雍正皇帝造成了一种错觉：哈密、巴里坤等处在接下来的作战中仍然会是准噶尔军重点进攻的目标。
　　那么清朝是否可以趁准噶尔主力在西路军方向而后方空虚的当口，分贼力于一方，指示进剿另一方呢？
　　在这种主观臆断思维的主导下，雍正皇帝急不可耐地命令傅尔丹必须于1731年7月完成科布多的筑城工作，而后举精兵6000于同年8月奔袭额尔齐斯河的准噶尔牧地。
　　雍正皇帝
　　可实际上，噶尔丹策零已经准备掉转矛头对付清朝的北路军了。1731年5月，从准噶尔逃脱至科布多的被俘西路军清兵蓝生芝报告称，准噶尔已在阿尔泰山集结兵力，欲攻北路。
　　这时，准噶尔军还在大举进攻吐鲁番东部清军西路军驻守的鲁谷庆（今鲁克沁）。准噶尔军声势浩大，鲁谷庆的清军被围困了四十多天。
　　西路军战区急如星火的奏报使雍正皇帝更加坚定地相信：准噶尔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仍将主攻哈密、吐鲁番地区。是以清廷方面对蓝生芝的报告采取了冷处理。
　　6月初三，在距科布多筑城地不远的乌苏图舒鲁克卡伦驻防的清军抓获一名准噶尔人塔苏尔海丹巴，他的供称基本证实了此前清兵蓝生芝的报告。
　　机不可失，傅尔丹决定先发制人提前行动，趁准噶尔军尚未完成集结之际速迎掩杀，袭扰准噶尔军，挫败其战略企图，挽回科舍图之战落败后清朝一方的被动局面。
　　在没有上报给雍正皇帝的情况下，6月初九，傅尔丹以都统衮泰、总兵胡杰、参赞大臣陈泰等率满汉官兵9300余人留守科布多；又令顺承郡王锡保等至特斯卡伦等处勘测地形。
　　傅尔丹自己亲自率领包括京师八旗、山西右卫八旗、盛京八旗、黑龙江驻防八旗及索伦猎手等鸟枪骑兵在内的1万精兵，轻装出发。随军的将领巴赛、查弼纳、马尔齐、塔尔岱等均是久随傅尔丹征战的沙场宿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傅尔丹
　　6月16日，傅尔丹率军行经扎克赛河时，抓获准噶尔牧人12名，其中一名叫巴尔喀的供认小策零敦多布之兵虽号称三万，但并未集结完毕。
　　小策零敦多布是大策零教多布的堂侄，号墨尔根代青，原本率领自己的昂吉驻牧于喀喇沙尔一带（今新疆焉耆），监控天山南路各回部城邦。
　　战争爆发后，他即被喝尔丹策零调到汗国东线与清军作战。在准噶尔进攻哈密等处的多次军事行动中，小策零敦多布都当仁不让地充当急先锋。
　　此次，准噶尔进攻清军北路军防区的战事。本是由大策零敦多布、多尔济丹巴父子和小策零敦多布共同领军，但年事已高的大策零敦多布于途中患上眼疾，由他统率的近万部队行军被耽搁。
　　所以，原定的三万部队并未按时集结完毕，只有小策零敦多布率领自己的私兵一千多人到达阿尔泰山麓的察罕哈达以东地区。
　　对于傅尔丹而言，这真是绝佳的立功机会。小策零敦多布在准噶尔的名气仅次于大策零敦多布，如果能将他击斩或生俘，将会对准噶尔军的士气起到极大的打击作用，也是挫败准噶尔进军图谋的有效方式。
　　清准交战图
　　于是，傅尔丹取消原定进攻游牧在图鲁图绰尔的准噶尔人牧群的行动，改为直接进攻察罕哈达的小策零敦多布本部。6月18日，清军急行军两日后到达博克托岭（今蒙古国科布多市以西50公里处的和塞尔赫山）下的图尔巴图湖。
　　由参赞大臣苏图等率领的1000名京师八旗兵首先和正在此地放牧的准噶尔军发生遭遇战，这时的准噶尔军已经在此聚众近万人，不过由于分散驻牧，反而未能对清军形成兵力优势。
　　之后，清军后续部队陆续赶到，准噶尔军面对来势汹汹的清军只能边打边走。此后连续两天的激战中，清军紧紧追在准噶尔军后面不断发起攻击，一直追到距离科布多大营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和通泊。
　　6月21日，正当傅尔丹狂飙突进之时，大、小策零敦多布聚集的3万人马抵达和通泊战场外围。形势顿时逆转准噶尔军对清军形成了3：1的兵力优势。
　　21日下午，傅尔丹和手下众将商议后决定率部后撤。清军以前锋统领定寿、副都统苏图、觉罗海兰等领1000兵在东，归化城副都统马尔齐、塔尔岱领1000兵在西两路人马负责殿后，傅尔丹自率主力8000人在前。
　　和通泊之战示意图
　　清军撤退当晚即于路上遭遇狂风暴雨，担负殿后任务的定寿部1000人行动迟缓，被准噶尔军追上包围。素有勇名的小策零敦多布一马当先，率领亲卫部队200骑突击定寿部，深受鼓舞的准噶尔军士兵也争先恐后地杀入战阵。
　　定寿部清军骤然陷入血战，随身携带的少量弹药箭矢又很快用完。6月22日，殿后的两支清军分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中西路定寿部全军覆没，定寿本人自尽、马尔齐等以下高级将官全部战死，仅有觉罗海兰突围而出。
　　歼灭定寿部后，准噶尔军开始进攻傅尔丹亲率的主力部队。列纳特所统领的欧式炮队也赶到战场。在准噶尔军准确而猛烈的炮火轰击下，清军伤亡惨重。
　　由索伦猎手为主体构成的黑龙江兵丁虽然单兵作战素质极高，但整体纪律较差，首先溃营而去。6月23日，察哈尔八旗、土默特、喀喇沁等数千蒙古兵丁也在准噶尔军的猛烈冲击下溃散，归化城士默特副都统衮布竟投降了准噶尔军。最后，只剩傅尔丹亲率的京师八旗依旧在抵抗。
　　战至25日，傅尔丹知败局已定，遂率领建制尚存的4000名八旗兵列成方阵，护卫随军的火炮等辎重物资突围。准噶尔军不顾可能遭遇清朝援军的危险，一路上死死咬住傅尔丹部，不断发起进攻。
　　战场场景
　　清军边打边撤。此前一直反对雍正皇帝西北用兵的参赞大臣达福到了真正的战场后，倒是以命相搏，亲自断后，最终战死疆场。
　　28日，清军撤至哈尔哈纳河，仍未摆脱紧追其后的准噶尔军。傅尔丹为了加快撤退的速度，命令部队扔下辎重物资，随后分作两路，一路由傅尔丹率领，一路由辅国公巴赛率领，继续向科布多方向回撤。
　　7月初一，傅尔丹亲统的两千残余清军终于撤回科布多；而巴赛一路却在准噶尔军的围追堵成下全军覆没。副都统塔尔岱在奋力保护主将博尔丹突围的过程中，受重伤掉队，幸亏其坐骑得力，这匹忠心的战马一路驮着濒死的主人不离不弃，塔尔岱终于在7月初七成功脱险，返回科布多。
　　和通泊一战，清军在作战中阵亡及被俘者有6923名，303名官兵在溃败时被杀或遭俘虏，总共损失官兵达7226人，侥幸逃出生天的只有2000余人战损率达到参战兵力的70！
　　其惨烈程度堪比1652年定南大将军尼堪被击毙的衡州之战，是19世纪以前清军最大的一次败仗。满洲八旗兵大部分官兵在和准噶尔军交战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逼得小策零敦多布亲自披挂上阵。
　　战场场景
　　尤其是荣誉感和内部凝聚力极强的京师八旗，更是一直浴血奋成，用沉重的伤亡代价使清军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参战的清军将佐18人中，除去投降的衮布外，只有突围逃脱的傅尔丹、德禄、塔尔岱、承保等幸存，余者尽殁于沙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殉国者中有相当部分都是名臣之后，他们能在危难之际选择以决死的惨烈方式向国家效忠，没有辱没祖上的名声。
　　客观地说，傅尔丹在战前趁准噶尔军立足未稳，对小策零敦多布发起斩首行动的想法并不能算错。只是他在实现这个作战目标的过程中，对所获取的情报缺乏理性分析，对敌我双方的形势又没有做出充分的估计。
　　全军战败后，身为主帅的傅尔丹当断不断，依旧命令部队携带严重妨碍行军的辎重撤退，结果是行军速度缓慢的清军一路被准噶尔军围追堵截，付出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诚然，作为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傅尔丹并不优秀，但也不能因此就将他归类成不识军务的莽撞之人。此外，清军驻守科布多后方的部队未及时发兵救援，也是造成和通泊一战清军惨败的重要因素。
　　战场上的清军形象
　　从1731年6月22日开始，就有溃逃的清军士兵回到科布多，留守科布多的都统衮泰急忙调遣各处军台站的驻守清军准备西进救援傅尔丹，但是响应者寥寥。
　　扼守科布多河以东的参赞大臣陈泰，更是畏敌如虎，竟率领帐下3000名骑兵向东逃窜。失去了这支科布多附近最强悍的野战力量，衮泰的救援计划也就胎死腹中了。
　　陈泰的父亲是康熙朝在昭莫多击溃噶尔丹的名将费扬古，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但陈泰却没有继承乃父的优秀军事才能。后来，雍正皇帝追究战败责任时，陈泰被撤职囚禁。
　　由于傅尔丹进军并非奉命行事，而是自行其是。直到1731年7月初五，雍正皇帝才在岳钟琪的奏折里大概得知了傅尔丹所部被准噶尔军围因在和通泊的消息。
　　不过，这并不代表雍正皇帝对和通泊一战清军战败就没有责任。雍正皇帝在继位前后，并没有带兵作战的经验，在主持军事战略方面，只能盲目复制前人的经验。
　　此前，1720年清朝北路军在屡屡翻越阿尔泰山对准噶尔的作战中不断取胜，使雍正皇帝深信尊圣祖父皇先年奇谋，派出攻击之兵必能奏捷。
　　是以雍正皇帝在历次军事计划调整中，唯一不变的一条宗旨就是倚重北路军。由于北路出击必胜的信念过分强烈，他根本不相信准噶尔人有胆量向北路军发起进攻。
　　这种墨守成规、过分自大的想法也存在于北路军统帅傅尔丹及其麾下的部分将领脑中。应该说，死抱着过时的军事信念而不思变通，才是和通泊之战清军战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清军形象
　　从1729年到1731年，在与准噶尔军多次袭扰边境的军事冲突中，雍正皇帝想出了步步为营、筑城进逼的策略，来克制准噶尔军的常用战术。
　　但由于雍正皇帝始终没能准确地预判准噶尔军的战略企图，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取消已经制定的战略预案。对军事战略决策部署随意调整，最高统治者朝令夕改的多变指示，必然会导致手下军队统帅的跟风盲动，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军事灾难。
　　作为雍正皇帝真正的对手，噶尔丹策零却有过自统一军、南征北战的长期历练，极具军事才能。和雍正皇帝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自始至终，准噶尔军的作战目标从未变过：
　　就是通过传统的盗马战术削弱化解清军进攻的能力，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而后集中优势兵力尽可能围歼或重创清军野战主力部队。
　　科舍图牧场的作战使清军西路军损失了大批的牲畜，和通泊一战又重创了清军北路军的野战兵团，接下来，准噶尔军将会把更猛烈的战争之火倾泻到清朝的国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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