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沫若和苏轼的视角,重新分析商鞅变法,解读商鞅的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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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法的严苛残酷为世人所争论,大部分人的观点也认为秦朝的猝然而亡,其中一部分应当归咎于秦法的暴虐残忍。
更有甚者,还会将商鞅同他的著作《商君书》一起批判,将商鞅的治国思想归结为封建专制的根源。
评价任何的历史人物,我们都应该放下现代人的道德情感和价值观,才能公正客观地探索人物真实的一面。
商鞅商鞅的负面评价
如《东坡志林》中所记载:"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 "。
不仅如此,甚至将商鞅比作苍蝇和污秽,对于商鞅的愤怒溢于言表。
《东坡志林》
苏轼认为,商鞅用严苛的法律将人民推向统治者的对立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要想理解苏轼对商鞅这样评价的原因,应当先知道商鞅变法的本质。
苏轼
商鞅的观点指出人民不掌握知识,也不去创造知识,保持顺从才能利于统治。
商鞅这种将"愚民"和"强国"相关联起来的思想,贯彻在了他的变法之中。
时局动荡,三家分晋,魏国迎来了自己的强势时期。
李悝变法
魏国经历了李悝变法,国家得到了长远且充足的发展,使其成为战国之首。
魏武侯魏击任用"兵家亚圣"吴起,攻下了秦国的河西之地。
在魏国的打压下,秦国只能依靠函谷关之险勉强支撑。
在这个内忧外患的背景之下吗,秦孝公即位。
秦孝公想要在短期之内就实现秦国的强盛,而商鞅要在秦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促使他不得不制定更为激进的方案来引起秦孝公的注意。
秦孝公
首先便是严刑峻法:在路上随意捡起别人掉落的东西,处刖刑;
男子重婚,处斩首;
公开肆意的讨论国家法令的,处斩首;
盗窃数额巨大的,处斩首。
这种轻罪重罚的政策虽然可以降低人民去触犯法律的可能,但是这也导致了犯大罪者有恃无恐。
如陈胜吴广起义,秦朝改朝换代的重要事件。
随后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运动席卷全国,各个郡县的人民都无法忍受这种严苛的刑罚。
陈胜吴广起义
秦朝的人民视秦朝的官员如同洪水猛兽,不是要吃人,就是喊打喊杀。
这种尖锐的官民对峙,基本上可以归咎为商鞅的变法所引起的负面作用。
这与苏轼的主张相违背,苏轼所信奉的是千百年来的儒学正统,信奉的是儒家仁政学说,其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之上,他主张罪与刑应当轻重相当,培养人民道德之风才是正途。
孔子
苏轼也曾直谏宋神宗表明新法的利害观点:"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穷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
宋神宗赵顼
商鞅的变法禁止农民接触外来的事物,将农民绑定在秦国的战争车轮之上。
商鞅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他的政治思想上,他对爵位继承的制度表示抗议,甚至建议摒弃传统继承形式,启用军功爵制,这有可能破坏传统制度,也有可能破坏国家的统治力量。
苏轼对此可谓深恶痛绝。
商鞅
商鞅的变法虽然可以很快的让国家在短时间内强大起来。
但礼崩乐坏,人人只遵照国家的意志行事,不顾及人民的感受。这会导致民众越来越不理解,以至于心怀怨怼。
商鞅向上触动了上层贵族的既得利益,对下实行恐怖统治难得民心,得不到底层百姓的拥戴。
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所有的势力所排挤,因此,他的终局皆是他咎由自取。
商鞅影视剧照商鞅的正面评价
万事都有其两面性,虽然商鞅奉行的愚民政策让百姓怨声载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商鞅的变法是具有创造性的。
商鞅的诸多评价者的正面典型,莫过于中国现代作家兼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评价商鞅是更"重实际"的政治家。
郭沫若
商鞅变法本质上是一次地主阶级的政治革命,使秦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国力日益强盛,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郭沫若先生对商鞅的评价如此之高,离不开他对于"法"的理解。
他站在战国时代的背景之下,旧的礼制传统已经不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就应当用严刑苛法替代它。
乱世用重典,重病下猛药。
商鞅影视剧照
正如郭沫若论春秋时所说:"时代不同了,礼必须下来了,刑必须上去,这是一种新秩序。"
商鞅此时颁布的严苛法令,的的确确地肃清了基层的治安环境。
连一向憎恶法家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公正地写道:"变法之后,人民大悦,乡邑大治,山无盗贼,路不拾遗。"
司马迁
郭沫若清楚地知道"法"与"礼"之间的关系,在必要的时候行必要的事,变法图强就是这个时代必要的事。
根据时世的变化改变治理国家的方法,郭沫若认为这就是商鞅分内之事,是合理的。
苏轼与郭沫若的分歧
郭沫若与苏轼都对商鞅有着数十年的研究,两人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理应评价相近,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
答案应到两人所处的社会时代去找。
《宋史·苏轼传》中记载了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苏轼
当时的王安石新政并不得民心,劳民伤财。
因此,苏轼极力地反对新政推行,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其位谋其政,这是苏轼所考虑的。
两人虽然都是文人,但区别在于郭沫若先生不是官。
两人的角度不同,苏轼的观点在于利民,郭沫若的观点在于利国,两人看待问题的观点不同,结论自然也不同。
苏轼画像
苏轼只看到了百姓生活的痛苦,但却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变法百姓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郭沫若认为,商鞅在变法强国的同时也考虑过人民的生活,让他们也能受到变法的殷惠。
人们虽然受到严苛法律的压迫为国家所服务,但是他们也从动荡的时局中获得了一份安宁。
抛开时局动荡,郭沫若可以在更高的角度,以一种客观的方向评价苏轼。
郭沫若
自列宁开始"和平、面包和土地"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的开始,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作为推翻中国帝制的重要承诺。
而商鞅开辟了土地改革的先河,因此郭沫若对于这位土地改革的先驱是有一定的好感的。
此外,商鞅变法彻底摧毁了古典的贵族制度,打通了下层人才的上升渠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世俗精英文明。对生活在没有贵族的民国时代的郭沫若先生自然是深有体会。
无论是夸赞或是批评,商鞅的变法并没有苏轼所批评的那样不堪,也没有郭沫若先生夸奖的完美无缺。
徙木立信
商鞅的变法从面子上很快的实现了秦国从孱弱走向富强,带领秦国的军队走出函谷关,统一中国。
但是从里子来看,他的变法也千疮百孔,例如军功爵制,六国都灭亡了,没有军功可立,百姓如何才能上升?
例如全战全耕,六国皆灭,人民的生活就会向着更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发展,变法所压制的工商业,又在压制着国家的进步。
总结
商鞅为中华民族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纪元,在延续继承了商鞅设计的制度保障下,我们走过了两千多年的骄傲岁月。
商鞅在那个尚且蒙昧的时代凭借一己之力,将人类的制度设计水平带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商鞅变法中法家思想里的糟粕应该被坚决地摈弃。
任何人都不应该让其招魂复辟,但他为当初蒙昧的时代做出了开创性的进步,也不应该被抹杀掩埋。
参考文献
《吕氏春秋》
《法经》
《商鞅法治理论的缺失》
《史记》
《战国策》
《商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