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占卜打破僵局天文星占，如何助太宗李世民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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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资治通鉴》，可以看到在政变或者政治斗争中，天文星占都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例如，玄武门之变前傅奕对于两次太白经天的奏报对玄武门之变的发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自《史记天官书》开始，《天文志》便在历代正史中占据重要位置。
　　由于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古代帝王认为天象的变动是上天对于时政的认同或者警告，所以历代《天文志》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日、月、五星以及各恒星的变动关系。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一直与星占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和现代天文学与科技联系紧密不同的是，星占学则自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江晓原在《天学真原》里面将此体系解释为：以战争胜负、年成丰歉、王朝盛衰、帝王君主的安危善恶等事项为待占对象的星占学体系。
　　江氏所说的体系即军国星占学，因为星占学的这一体系，长期以来，星占学被视为迷信，并体现在早期的研究中。唐以前的天文星占
　　由于古代天文学是作为王权的基础存在的，所以在此意义上，古代天文学具有政治统治术的本质。
　　卢央认为：中国古代的学者们坚信：支配星球运行和季节变化的力量，也同时支配着尘世间的各种事件。天界和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与相互影响。这种天人感应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有权威性的的思想。
　　而星占体系，正是这种天人感应观念的一种。
　　天文观测是古人通过观察天象的变动以确定农时的活动，它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较为成功的认知。
　　正是因为天文观测在古代的重要作用，使得天文观测形成了王权的基础，也应运而生了其后的君权受命于天以及天人感应的观念。
　　而天文星占，本质上是受诸如天人感应等观念影响而诞生的产物，是服务于古代帝王通天需求的。
　　正是古代政治的这种需求，形成了天文星占的思想来源，这也造成了古代政治与天文星占之间的密切联系。
　　《汉书艺文志》言：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便是对古代天文者的一种定义，也是古代政治与天文星占的密切关系的解答。
　　《汉书艺文志》认为星占家的职责是观测天象变化，判断吉凶祸福，为帝王政治决策提供参考。
　　所以中国古代的星占学，从不问及普通人的命运，只关心战争胜负、皇室安危、水旱瘟疫等军国大事。
　　在唐以前的天文机构方面，相传在传说时代，少皞以凤鸟氏为历正；至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至唐虞之际，羲氏、和氏绍重、黎之后，代序天地。
　　至三代以降，夏商设太史以掌天文图法。
　　周朝设太史正岁年，又设有冯相氏视天文之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之变。
　　到了秦汉时期，《通典》记载：秦汉以来，太史之任，盖并周之太史、冯相、保章三职。
　　此后直至隋朝，虽然太史的归属单位以及名称间或有些许变动，但太史一职掌天文历算被一直保留下来。
　　唐代前期天文机构的变动基本都与当时的政治局势相关，这再次说明了天文在唐代与政治有着紧密关系。
　　唐初建国之时，承袭隋制，立太史监掌天文历象，直至武德四年李世民攻克洛阳，政局趋于稳定，于是高祖方开始对隋朝旧制进行改动。
　　龙朔二年对天文机构的改制是在龙朔年间高宗对百官诸司大行更名的大背景下的，一方面在政治上龙朔年间对外征战取得了显著成果，大唐的版图在此期间达到最大化。
　　另一方面对各大机构的改制又是在孙英刚所言的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令）这样的纬学思想影响下进行的。
　　而且此次改制，详细来说也有此前发生日食、太白经天等极凶的天象等因素的影响。
　　武则天光宅元年对天文机构的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将浑天监独立出来，不再受秘书省节制，这与高宗以及武则天未称帝时史书上借天文星占对武则天的隐形批判有关。
　　武则天将天文机构独立，方便其更好的对国家玄象之学的掌握和对天文记载的干预。
　　长安二年武则天复改回太史局，使之隶属于秘书省，一是武则天信赖的术士尚献甫于此年去世。
　　二是武则天已经召回中宗，朝中还政于李氏的呼声再起。
　　景龙二年的天文机构改革与武则天时期的类似，在此前朝臣已经多次借用天文或者灾异对韦后发难，韦后也借助术士对其进行反击。
　　如景龙二年的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起，便是韦后借祥瑞进行的一次反击，正是中宗时期韦后与朝臣借灾异、天象以及祥瑞的政治斗争，促进了景云二年天文机构复脱离秘书省管辖的改制。
　　玄宗开元二年虽复改令为监，但仍不使天文机构隶属于秘书省，一方面是方便对天文机构的掌控。
　　另一方面与玄宗推动星占的反正及压制道术乱政的需。至于开元十四年，政局再次稳定，将太史局复隶属于秘书省回归唐初的局面，则是顺理成章之事。唐代的星占
　　在唐代前期，星占其实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辅助措施来进行的，这点在李淳风所著的《乙巳占》中可以看出来。
　　李淳风认为：若乃天道幽远，变化非一，至理难测，应感讵同？梓慎、裨灶，占或未周，况术斯已下，焉足可说。至若多言屡中，非余所尊。
　　可以看出，李淳风并不强硬的要求星占预言的精确，因为天道幽远又变幻无常，所以星占想要做到又准确又多验，是很难的。
　　所以李淳风在序言中褒扬了历代的占星学家，认为星占的作用其上在于开基阐业，以济民俗。
　　其最在于沉思通幽，曲穷情伏；其盛在于托神设教，因变敦奖，亡身达节，尽理辅谏。
　　也就是说，星占的重要性和它的兴盛之因就在于星占的辅政作用。
　　所谓的神道设教，就是让皇帝利用天命天意这种神明之理作为手段以教化万民，而要实现神道设教，首要的条件便是皇帝自身需对天命天意存有敬畏之心。
　　李淳风认为应对天变在于明君宰相，随变而改，积善以应天，中国古代认为的天，是善恶分明的天，所以面对星变这种天意，要用修德修政来去应对。
　　从李淳风的思想可以看出来，唐代前期对星变的占验，其实并不是以准确为目的性，或者说星占的准确与否并不是星占学能够被历代皇朝重视的主要原因。
　　星占学受重视的主要原因是从下对上来说，它是作为在政治上有发言权的阶层对统治者的监督性辅政措施而存在，参政的人员可以通过星变去警示统治者，侧面提出政治意见。
　　从上对下来说，它又是统治者宣扬天命、正统的一种重要的政治统治术，统治者可以借助于修德修政规避星变，也可以通过星变为政令或者自身的行为寻求依据。
　　既然是这样，那么纠结于古人是否相信星占这种问题就并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不论古人相信与否，史书中记载的占验准确与否，星占作一种连通上下之间政治互动的活动，它的实际影响以及借由星占还原当时的政治局势，才是最值得探究的部分。玄武门之变与太白经天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于晋阳起兵。
　　次年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册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
　　但是在唐朝建立的以及唐朝初年平乱统一的过程中，秦王李世民战功卓著，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于是太子联手齐王李元吉，同李世民之间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政治斗争。
　　而从武德九年五月开始的三次太白经天，让太史令傅奕做出了秦王当有天下的密奏。
　　这使得李渊召李世民前来问询，李世民密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宫脱身后，于次日发动玄武门之变。
　　太白，即古代对于金星的称呼，它早上出现于东方时又叫启明、晓星、明星，傍晚出现于西方时也叫长庚、黄昏星。
　　由于太白在夜晚是仅次于月球的第二亮的天体，所以在星占学意义上，太白的异变往往受到古人的重视。
　　太白在星占学中主兵，代表着大将、威势以及杀害，所以凡是和兵事相关的吉凶，一般就要靠占卜太白星得知。
　　古人认为，太白越亮，则其所对应的分野地区就兵强国昌，反之则有兵败亡国之兆。
　　既然太白经天代表着兵祸和动乱，那么连续三次的太白经天使得作为太史令的傅奕必须将异常的天象和预言上报给高祖。
　　可以说，正是傅奕秦王当有天下的预言直接导致了玄武门之变的发生。
　　太白经天发生之后，使得武德九年本来就紧张的政治局势进一步的恶化。
　　李渊在收到预言之后对李世民态度的急剧转变，李世民知道预言之后的一系列反应正是对李渊态度即将发生转变的预见性举措。
　　而李世民的加紧布置虽然也让蒙在鼓里的李建成做出了相应的对策反击，但李建成的反击并非是由于星变引起的。
　　太白经天引发的秦王当有天下的预言，所直接影响的只有李渊和李世民两方，李渊、李世民双方对于太白经天的应对与解读，无不说明了唐代前期星占与政局的紧密联系和谶纬、术数之学对政治的巨大影响。
　　傅奕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的预言虽然在当时给太宗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麻烦。
　　但是在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获得储位并且登基之后，这个预言反倒成为证明太宗天命所归的证据。
　　从前文列举的占辞可以看出，对于在位的皇帝，太白经天是非常不吉利的，意味着他的皇位或皇朝即将被他人取代，或者被权臣掌控。
　　因此，历代皇朝对于太白经天都非常在意和防范。
　　所以当太宗贞观初年频频出现太白经天的天象，自然会引起此时已经登基的太宗的关注，也因此牵涉出了贞观初，太白频昼见以及女武王者两件迷案。
　　这两件迷案，不仅说明了唐朝前期天象与其引发的谶言对政治的影响，也展现出了当权者对星变在记载和其实际影响方面的干预。参考资料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唐大诏令集新编》
　　《两京城坊考》
　　《隋唐两京考》
　　《唐刺史考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