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宦官既然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他的墓葬选址会在哪里？

　　宦官势力在皇权强化官僚社会、抑制贵族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还表现为作为中央、地方官僚，宦官参与社会决策、治民理政多成效显著，如为皇帝出谋划策、提出有利于维护统治的建议，执行皇命、积极推动社会社会改革，在中央、地方任职恪尽职守、维持地方稳定等。
　　北魏宦官理政能力极其成效
　　作为皇帝私人代表，宦官多能执行皇命、尽职尽责。宦官多参与甚至主持皇家工程的兴建，如白整、王质、刘腾三人任大长秋卿时都曾营建石窟，王遇主持设计施工思远寺、平城东郭外寺院建筑群、巧福寺等寺院建筑，王遇还监修其他一些工程，这些工程的兴建，一方面满足皇帝彰显权威的愿望，如洛阳宫室之兴造；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满足皇帝或太后奉佛之宗教信仰，一系列石窟、寺院兴建之目的即在于此。
　　作为朝臣与地方行政长官，宦官治民理政多有不错作为且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如下：一是建言献策。二是严格执行中央诏令，推动社会变革。孝文帝在位时进行了著名的＇孝文改革’，创立文教制度，禁止鲜卑内部同姓结婚，实行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北魏社会的发展。在改革过程中，许多鲜卑贵族强烈反对甚至发兵叛乱。孝文帝为推行改革，除了大力笼络汉化的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外，宦官也成为重要的依靠力量，为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三是宦官任职中央者亦多能恪尽职守。如抱疑，＂自总纳言，职当机近，诸所奏议，必致抗直＂，赵黑＂官选部尚书，能自谨厉，当官任举，颇能得人＂，任选部尚书或吏部尚书者还有巧承祖、王遇、王质，毛没光认为＂四位宦官出身者，都是恩幸而居位，他们除祗助君主以外，已无为子孙而询私选举的可能。
　　四是治理地方颇有政绩。如赵黑任定州刺史，＂克己清俭，忧济公私。时有人欲行私赂，黑曰：＇高官禄厚，足以自给，卖公营私，本非情愿。＇终无所纳。＂孙小任并州刺史，＂州内四郡百余人诣阔颂其政化。后迁冀州刺史，声称徹少于前。然所在清约，当时牧伯无能及也。＂
　　北魏前、中期宦官之治民理政多有良好成效，与最高权为操擅者治理政局颇有手段有关，如冯太后＂性严明，假有宠待，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想，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孝文帝更是励精图治、推行汉化，对宦官实行分化打压政策。北魏后期宦官治理地方则多贪腐枉法、谋取取利。
　　北魏宦官墓葬地选择与依附皇权之官僚群体形成
　　皇帝与宦官形影相随，须臾不可离，这就构成了极端化的特殊的君臣关系。皇帝既是君主，又是家长。宦官既是臣下，又是家奴。宦官无论个人还是集团，缺乏在社会结构中独立存在的可能性。 由于北魏宦官的实际执掌远远超出了内官与外官的界线，宦官或位总中枢，或出历方伯，与朝臣几无武致＂，北魏宦官对皇权所表现的依附性，较之其他时代宦官，其臣下的身份特征更为明显、突出。
　　北魏政权曾对官民的丧葬地选挥有所规定。都平城时，北魏政权为加强对徙民管理，严格限制徙附平城新民归葬乡里。宦官任职或在京城，或外任为州刺史、郡守、县令，但亡故后，从目前所见宦官及其亲属墓志看，多归葬京城。最典型者为王据。
　　王据在冀州经营多年，＂高祖、文明太后东巡冀州＂曾亲幸其冀州之家。后王据还京，＂养老于家＂，此家为平城之家。孝文帝迁洛，王据＂扶老自平城从迁洛邑＂，其妻郭氏墓志载郭氏永平四年＂堯于京师＂后，二人＂合葬于北峻之巧＂。
　　封魔奴墓志说＂事历家锅，先奎靡记＂，可知其与乡里关系几乎中断。封魔奴迁葬乡里乃因以其养子封回为代表的潮海封氏家族重新振兴，意欲重建乡里关系、提升家族口第、恢复社会地位，因此才有迁葬之举。只有如封魔奴那样的世家大族，潮海封氏子孙出于荣归故里、重构乡里关系目的才会将其改葬乡里家族墓地。
　　与宦官大多葬于洛阳北邱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族士人尤其是世家大族子弟即使亡故于京师洛阳，也多归葬乡里家族墓地。宦官葬附京城的行为表明作为朝臣的北魏宦官对皇权的依附性，也是宦官愿意成为皇权统治下官僚的一种表现。汉族士人归葬乡里家族墓地，表明其乡里依存度更高。北魏宦官之依附皇权，汉族士人之重视乡里，主要肇因于宦官、汉族士人和乡里关系的亲疏程度不同。
　　乡里为汉族士人生存给予更多庇护，为其发展提供较为优越的条件，因此他们对乡里的依存度较离。受东汉魏晋的传统影响，乡里也是没族士人养名之所在。汉族士人家族势力在乡里社会盘根错节，他们在官场受挫、不愿仕任或因年老辞官时，往往还归乡里。
　　如刘僧利，《魏书》卷五五《刘芳传附族兄僧利传》载：
　　芳族兄僧利，控财通侠，甚得乡情。高祖幸徐州，引见，善之，拜徐州别驾。迁沛郡太守。后遂从容乡里，不乐台官。
　　刘僧利之子刘＂世明既还，奉送所持节，身归乡里。自是不复入朝，常以射猎为适。＂高變不仅从容乡里，还对在京师朝堂为官的兄长高允化笑相加，由此可知，乡里才是汉族古人能够＂从容＂、＂怡怡然＂之所在。
　　唐长孺认为明元帝征召＂郡国豪右＂到京师是＂为了勾结和控制固有地方势力＂，＂可是这些郡国豪右的势力既然以宗族乡里为基础，就不愿意轻易单家内徙，所以不惜聚结反抗。＂汉族士人＂之所以对京城官人生活给予否定性的或者说消极的评价，是因为时人对……京城生活有着忌避和嫌恶，这都是来自对当时乡党社会生活的理想化和对官僚制抱有怀疑的认识。＂
　　京师则会给宦官更多发展机会。北魏早期君主、鲜卑励贵并没有魏晋皇帝、世家大族对宦官么歧视眼光、防范也理，北魏时期上层统治者所信奉的功绩主义也有利于宦官摆脱宫廷奴隶之卑贱身份，并通过向君主贡献才智与忠诚而成为当朝新贵。因此，有宦官远离乡里而仕宦京师之举。
　　即使宦官升任高位、权势煌赫，能否为乡里所接纳也因人而异，如成轨出任燕州大中正，似当为乡里所接纳。封津则不为＂州乡所归＂，《魏书》卷九四《阐官封津传》载：
　　肃宗初，糞州大乘敵起，诏津慰劳。津世不居朵梓，故不为州乡所妇。
　　虽然宦官可能位高权重，但＂在士族社会的背景之下，他们卑微的出身很难获得士族阶层的认可＂，其自然不为＂州乡所归＂。
　　宦官自愿或被强制远离乡里，进入宫廷、朝廷任官，成为中央官僚，实为北魏皇权统治下贵族官僚化的表征。中原汉姓士族而言，北魏时显已大量兼具社会领袖的身份，并没有完全走入官僚体系。与南方相比较，北魏士族似乎大部分都是＇城市乡村之双家形态在北魏后半期，汉士族中央化已有开始的痕迹，……大部分没士族兼具中央与地方势力＂。＂当宗族大部分成员成为以俸禄为生、以官宦自达的较为＇官僚化’士族时，与乡里的关系逐渐疏远＂，世家大族尤其如此，乡里根基本就脆弱的宦官则更会因任职中央而疏离乡里，以至墓葬地选择京城而非故乡。
　　宦官葬归京师的行为，表明依附皇权的官僚群体开始形成，至北魏末、隋唐时期，仕任京师、成为中央官僚的汉族士人葬于京城附近者也逐渐增多，如山东世家大族归葬乡里者则成为较为特别者。
　　北魏宦官制度建构与皇权正统性、权威性
　　＂北魏聰起朔漠，汉化以渐，新旧竞替，制杂胡华＂，前期社会体制为胡没＂双重奏＂，在此种体制下，胡没冲突时有发生，后期经太和改制而没化显著，但胡汉矛盾仍未消巧。崔浩国史之狱、孝文帝打击鲜卑守旧势为、六镇起义等都是胡汉冲突的突出表现。外朝汉化、反没化势力斗争的风起云涌也导致宦官势力暗流涌动，北魏宦官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集团，或依附胡化势力，或从属没化势力，卷入谓奴冲突之中。
　　在社会斗争过程中，宦官势力的文化倾向发生转变，即由胡化而逐渐汉化。宦官势力的没化进程较滞后于北魏统治家族汉化的步伐，因此北魏前中期宦官势力多依附胡化势为而反对狭化势力，东魏北齐时期宦官势力没化、文士化倾向有所显露，又开始反对鲜卑武人。宦官与北魏皇帝文化倾向转变步伐之不协调，造成宦官势为有时会站在皇帝对立面，甚至威胁君主安全与权为稳固。
　　严耕望指出＂北魏初期之立国实由部族制度演化而来，君弱臣强，事固宜然；是以华化为君主所欣乐，而为部苗所嫉悴，非雄才大略之君不能御其臣以就己意也。太祖以幼孤统国，不数年而拓疆千里，此固非常之才，故能锐意革制，大启华风，用汉士，建台省，尤其特也。＂北魏前期君主虽为强化皇权屡有汉化之举，但其亦面临着汉法与旧俗的选择困局，他们既想通过运用汉法提升皇权正统性、权威性，又需要维持旧俗安抚鲜卑肋贵势力，此点在严耕望所称道之＂大启华风，用汉士＂的道武帝拓跋珪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道武帝对＂简慢无礼＂的李栗和＂有似儒者＂的贺狄干均用诛杀政策，既与道武帝天既兴、天赐年间没化、反汉化政策交替推行有关，也表现出道武帝在旧俗与没法之间取舍的艰难。非汉化无以＂制勒群下尽卑谦之礼＂，过度、激进的没化在民族也理上又难以逾越。这也造成北魏前中期社会生活中＂稍偕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的现象。
　　宦官制度的建构正是北魏政权＂稍偕华典＂的一种表现，表明北魏君主从汉法旧俗选择困局中迈出重要一步。宦官制度的建构有利于满足北魏君主＂制勒群下尽卑谦之礼＂的统治需要，并通过＂稍偕华典＂逐步摆脱＂胡风国俗＂，为皇权推动没化及逐渐强化打下基础。
　　北燕政权中已经建立起相当完备的宦官制度，宦官不仅用于传问，亦掌禁卫，而且北魏经常授予宦官的中给事一职也在北燕官制系统中出现。究其原因，宦官制度具有体现君权正统性的象征意义。余华青在《中国宦官制度史》中说：＂中国宦官制度的正统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宦官制度己成为国家正式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宦官制度与君主专制体制的关系日趋密切，直至完全融为一体，宦官制度所具有的体现君权的象征性意义，亦愈来愈为浓厚。仿佛只有实行宦官制度，才能体现专制君主的权威尊严；反之，则似乎不足以成其皇帝体统。正因为如此，历代王朝更迭之际，胜者的一方总是立即清点、接收灭国的君权象征物。
　　天兴年间正是道武帝＂锐意革制，大启华风，用汉士＂、积极推动汉化改革之时。余华青认为＂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宦官制度，而且还导致了宦官势为的迅速增长＂，＂至迟在太武帝时期，北魏的宦官制度己经趕于系统完备＂。＂作为汉族王朝所特有的宦官制度，连同勤建君主专制制度整休一起，开始为北魏政权所承袭接受＂，表明北魏君主开始对汉族统治方式产生兴趣并予以吸收借鉴。
　　综上，宦官制度的建构与北魏皇权对宦官势力的起用，正是北魏统治者为突破汉法旧俗选择困局而采取的折衷性解决方案之一，通进稍優宦官制度之类的＂华典＂来体现皇权的正统性与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