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盛世重新审视那些曾被歌颂的历史时期

　　历史开讲
　　有些历史数据会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某些历史事件，并改变我们固有的认知。比如以下两组古代人口数据（学者估算）。
　　第一组数据：西汉初年，全国的人口约为1400万1800万；东汉光武帝刘秀去世时，全国人口约为2100万；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全国人口约为1616万；唐朝贞观初年，全国人口约为1235万。
　　与这组数据相关联的，是一串光明伟大的词汇：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第二组数据：秦统一六国之初，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约为5959万；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人口约为5648万；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人口约为4602万。
　　与这组数据关联的，是一串黯淡无光的词汇：秦末流民、绿林赤眉流民、黄巾流民与隋末流民。
　　从以上两组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种粗浅的认识：王朝建立之初，是凋敝稀疏的人口在努力地为太平盛世做出贡献；王朝衰败之时，是庞大无助的饥民加速了纷争乱世的到来。
　　这个认识虽然粗浅，但很符合逻辑。
　　文景之治掩盖了什么？
　　中国古代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年的历史中，人口的繁衍与土地的供给之间，一直保持着互爱互伤的关系。
　　那段时期，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大多数人口都集中在黄河流域。那里的耕地面积也长期保持着恒定的数值，且农作物的产量也没有大的突破。
　　根据当代学者的估算，隋唐以前，黄河流域的耕地所能供养的最大人口数量大约是6000万人（前提是农业生产技术总体没有革命性的提升）。只要不超过这个人口数量的峰值，那么中原王朝治下的老百姓就能免于挨饿（勉强生存），朝廷的官僚府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横征暴敛（贪污腐化）。
　　现实就是这样。
　　说到官府的横征暴敛，我们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只有王朝中后期才会普遍存在对百姓的压榨剥削，王朝前期往往政治清明，对老百姓也很仁慈。
　　错了，不是这么回事。
　　封建王朝对老百姓的剥削是贯彻始终、不曾有一刻消停的。
　　比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史料上大多是对汉文帝本人节俭、勤政、开明的褒扬。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汉文帝这个大领导确实做的很到位，很有仁君的风采。但当时西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却是：地方官员普遍挪用公款、中饱私囊（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
　　这一情况极大影响朝廷财政收入，以至于从吕后到文帝都在不断想办法消除这种贪腐行为，他们曾出台严厉的法律或直接派工作组（御史）去调查，反正没少费功夫，但效果是很有限的。
　　这些地方官既然有胆子侵吞属于皇帝（朝廷）的财产，自然也敢去掠夺百姓的权益。
　　所以，后来贾谊呈给汉文帝的奏疏里就坦言：咱们大汉都建立四十来年了，可是国库还是没钱，老百姓也穷的要命。一旦遇到天灾，老百姓就得饿肚子，就得四处逃荒，就得卖儿卖女！（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
　　贾谊说的是事实。可为什么国库没钱，老百姓也穷呢？当然是因为官僚系统贪污腐败，难受约束。对此，汉文帝除了能吃斋减肥、努力工作、约束后宫之外，对于汉帝国的广大基层公务员队伍，他几乎无力管束（绝大多数贪腐行为难以被朝廷禁止）。
　　后来，汉景帝面对的也是类似的情况。
　　汉景帝对帝国公务员们的德性是门儿清的，他曾在诏书指出：我手底下那些当官的，整天对朝廷阳奉阴违，满脑子都是跑、找、要、送，追求的就是捞钱，简直烂透了！（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
　　这就是文景之治背后的社会底色皇帝是好皇帝，政策是好政策，可贪官依旧贪得无厌，百姓依旧穷困。
　　文景之治尚且如此，其他历史时期也就可想而知了。
　　贞观之治好在饿不死而已
　　既然汉初的社会就如此贪官横行、侵害百姓，为何还被历代史学家（包括现代）称颂为仁善大义的文景之治呢？
　　道理也简单：官府汲取的财富土地产出的财富。因此，老百姓有余粮养活自己，面对恶政和暴政，能忍也就忍了。
　　所谓官府汲取的财富，不仅包括各类日常的苛捐杂税，还包括王朝对外战争的花销、皇帝（皇族）骄奢淫逸的需求等；所谓土地产出的财富，主要是指国家内部的耕地所能产出的粮食（满足人们基本存活需要的口粮）。
　　前者只要不超过后者，排除外部入侵和权力斗争的因素，王朝就能保持基本的稳定。然而，一旦前者超过后者，很可能就意味着土地产出的财富（口粮）满足不了王朝人口的生存需要，内部动荡很快就会爆发。
　　文章前面曾提到，隋唐以前，黄河流域的耕地能养活的极限人口是6000万。但如果朝廷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超出了现阶段土地的产出，那么不必等人口达到6000万，王朝就会崩盘。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史上的那些被传颂的仁政治世，其实跟皇帝个人的治国能力关系不大。这些盛世的到来，根本上是因为人口刚刚经历过断崖式的削减（前朝乱世人口因战乱饥荒而减少），而现存的土地总量不变，只要社会不再动荡，从前朝乱世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就能依靠富足的耕地面积，把自己养活的好好的。
　　那么，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只要当政的皇帝智力正常、精神正常，都可以实现所谓的XX之治或XX中兴。
　　咱们举个例子。贞观之治所处的时代就是这种社会状态。
　　当时，经历过隋末乱世之后，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时代的四分之一（前文提到过，隋炀帝在位期间人口最多曾达4600多万）。这也就意味着，唐朝初期，人均耕地面积比隋朝时期要多得多。而老百姓在自己养活自己方面，向来是勤劳的，所以就能依靠充裕的耕地产出充裕的口粮，物质生活条件自然就能改善（至少不会饿肚子）。
　　当然，土地富裕了，也意味着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加上口粮足够，人口增殖力就会迅速提升。
　　从唐高祖李渊晚年社会逐渐安定，到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人丁兴旺、普遍温饱，盛世的到来刚好用了二十年。正是古人教育帝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规律。
　　这一切，其实都是社会自然规律运作的结果，因此不必把功劳都往李世民身上贴。
　　此外，还有必要细致地说一说贞观之治下的民生状态。
　　按唐朝户籍制度，百姓有课户与不课户两类。
　　所谓课户，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赋役（交税）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所谓不课户，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不用交税）的官僚和他们的幕僚家丁奴婢。
　　当官的当然会吃饱吃好，而他们豢养的幕僚家丁奴婢属于官僚的私有财产，一般也能跟着当官的吃香喝辣（反正不会饿死）。所以，要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就不能在意这些官僚不课户的富足生活，而是重点关注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这些课户（底层百姓）过得怎么样。
　　有学者推算，贞观年间的百姓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来冲抵各种苛捐杂税。这是最乐观的推算（官府严格执行税收政策，不贪不占的情况下）。而实际上，当时的普通百姓一般会把四成以上的收成上交官府，其中就包含地方各级官僚的盘剥。而如果遇上特别贪、特别横的地方官，上交的收成甚至超过一半。假如再遇上天灾意外，那就很危险了。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你辛辛苦苦种地一年，收了100斤粮食，家里有妻儿老小等着吃饭，结果官府一口气就拿走50斤，你不心疼么？
　　但好歹，还有50斤粮食不是？全家紧紧裤腰带，偶尔采点野菜啥的，也够吃了。
　　古代的老百姓真是朴实温顺呐！
　　贞观之治这种盛世尚且如此，封建王朝的其他时代还能好到哪去呢？
　　所以，有的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所谓贞观之治，好就好在老百姓至少饿不死、冻不死（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比起隋末乱世遍地饿殍的情况，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要说唐朝的百姓从此过上了小康生活，那就是梦话！
　　后来的开元盛世其实也是这种最起码饿不死的好时代。
　　被我们歌颂的憋屈的太宗皇帝
　　当代的历史学家很清楚贞观之治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其实李世民本人也很清楚。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外出打猎，偶遇一群叫花子一样的穷人，他们当中甚至有人差不多是光着屁股的样子（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这事对太宗皇帝的内心多少产生了点刺激。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曾打算兴建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拐着弯儿批评李世民：陛下，您忘了吗？造宫殿就得去民间征调青壮年农民工，这些人一旦来给您修宫殿，他们家里的农活就没人干了，一家老小吃啥？再说了，按国家政策，他们给您干活还得自己管自己吃饭，家里的余粮就不够了。这还不够惨吗？（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
　　估计太宗皇帝听了戴胄的话，心里肯定又气、又无奈。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想去泰山搞个自我歌颂大会（封禅大典），著名的反对派魏徵立刻站出来反对，并毫不留面子对皇帝说：就现在咱们国家的样子大片荒地没人种、大片地区没人住、交通道路差得很您还好意思去歌颂自己吗？（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魏徵说话难听，但毕竟有道理，太宗皇帝一定是心里憋气，表面上还要点头微笑。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李世民去河南北部（怀州）打猎游玩，心情本来挺好。结果有人趁机上奏，奏折上全是难听的话：现在国家天天把山东地区的农民工拉到河南这边造宫殿，大家都说现在的日子比隋炀帝时候的日子好不到哪去，一天天的都是在给国家干苦力，都快活不下去了！
　　李世民终于忍不住，但也只能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侍臣）发脾气，说大家最近老是在诋毁朕。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平定了高昌国（西域古国），李世民心血来潮，下令在被征服的土地上设置州县，结果为此不得不破坏当地原先的生活生产秩序，还要把内地百姓迁过去。反对派魏徵又站出来批评太宗皇帝：您一句话，搞的这些年关中地区老百姓鸡飞狗跳，大家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都被您折腾光了！（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安排专人装修太极宫北门，结果被房玄龄、高士廉看到，就当场责骂装修负责人窦德素，说他们又在劳民伤财。窦德素气不过，就去找太宗皇帝告状，太宗皇帝听罢，也烦透了，就把房玄龄、高士廉喊过来，当场开骂，说他们没事找事（何预君事）。两位宰相也挺有脾气，虽当面没有顶撞领导，事后却带着一帮朝臣故意摆烂（朝臣都不论事）。皇帝也只能忍着这股窝囊气。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世民准备第二次攻打高丽，于是从四川地区（剑南道）征用农民工造船，老百姓实在不想去造船（耽误农耕且耗时数年），就有很多人想花钱免去劳役。结果，当地州县官员趁机坐地起价，勒索百姓，导致很多人卖房子、卖田产，甚至卖儿卖女去凑钱，仍然不够。最后出现了大批群众逃难，以至于田地无人耕种，粮食歉收。结果粮价又暴涨，社会更加动荡，很快就出现了农民暴动。
　　当然，李世民也没能实现征讨高丽的目标。第二年，他就驾鹤西去了。
　　简言之，李世民屡屡被骂的经历，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贞观年间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始终处于勉强存活的边缘状态，但凡朝廷政策一失误、皇帝一乱来，老百姓就立马滑向忍饥挨饿、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朝不保夕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的社会，真的算是仁德盛世吗？而所谓千古一帝的唐太宗李世民，当真是那样仁德贤能吗？
　　我们只能说，以当代人的标准去深入评价古代社会和帝王，确实会发现很多难以被接受的地方，乃至颠覆我们的观念。
　　或许，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社会的标准去苛求古代社会的帝王们，更不用神化他们。他们当中那些最出色的少数人，也只是好运地碰到了历史发展的好时代而已，他们的伟大之处，或许也只是老老实实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而已。
　　总之，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还是要多一些冷静、客观，少一些臆想、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