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事情能成，无非是找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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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第四十九卷汉纪四十一
　　东汉汉安帝永初五年（辛亥，公元111年）【原文】
　　先零羌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南奔渡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转盛，而缘边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治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劫掠，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复以任尚为侍御史，击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乃罢孟津屯。【译文】
　　羌人先零部落攻打河东郡，到达河内郡。百姓惊慌不安，很多人南逃，渡过黄河。东汉朝廷派遣北军中候朱宠率领五营兵在孟津驻防，下诏命令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等地修建堡垒，共六百一十六座。羌人势力已经转盛，但沿边郡县的二千石官员、县令、县长多数是内地人，并没有守土抗战的决心，全都争着上书请求将郡县官府内迁，以躲避兵灾祸难。三月，朝廷下令，将陇西郡府迁到襄武，安定郡府迁到美陽，北地郡府迁到池陽，上郡官府迁到衙县。百姓眷恋乡土，不愿离开故地，于是官府下令割去庄稼，拆除房屋，铲平营垒，毁掉粮仓。当时接连发生旱灾、蝗灾和饥荒，加上驱赶劫掠，百姓流离四散，沿路死亡，或者抛弃老弱，或者沦为他人的奴仆婢妾，人口损失超过半数。朝廷再次任命任尚为侍御史，在上党郡羊头山与羌军交战，打败了羌军。于是朝廷撤销在孟津的驻兵。
　　【解析】
　　惊！
　　堂堂大汉王朝，居然让羌人兵峰直指旧都长安，更是打过黄河进入河东郡（今山西），直逼河内郡（今河南北部），再深入可能都要打到洛阳都城下。
　　祖宗蒙羞啊！
　　如此局面，反映了东汉朝廷国力下滑，尤其是西北方面的糜烂，以至被一路推塔到家里。
　　面对这种局面出现了个怪现象。
　　羌既转盛，而缘边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
　　羌人进军路线沿途周边郡县纷纷上书表示希望迁徙郡县内百姓，以避锋芒。
　　原文内解释到，这些地方郡县官员多是内郡人。
　　这个和当时官员任免方式有极大关系。
　　一般来说，地方官采取异地任用，不会让本地人担任本地的一把手，避免其在职期间利用职权扩张家族在本土势力。
　　这个措施放在现在也多是如此。
　　效果是有的，但遇上一些特别情况就有可能抓瞎，比如上面材料汇总提到的。
　　这些地方官因为不是本地人，在面对羌人进军时大多数都选择了迁徙郡县逃避。
　　之所以如此，个人认为有四个方面因素。
　　其一，意识的问题。
　　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地方官虽然不是本地人，但和本地百姓其实都是同文同种，都是中国人。
　　但在东汉这种意识并不强，更多是认为自己是某地、某族之人。
　　比如张三是平原郡人，他调安定郡下当县令。
　　他是汉人没错，但在身份认同上，他认为自己青州平原人，对于安定郡下的那个县，他是父母官没错，但那不过是份工作，是个自己向上爬的载体，那些地方百姓豪强，在他眼中并不算同族。
　　所以，羌人进军的时候，他第一要务并不是保护当地百姓豪强的利益，而是确保自己安全着陆，或者说用最平稳的方式处理。
　　因此迁徙就是最佳选择。
　　其二，人的问题。
　　关东出相，关西出将。
　　材料中提到，这些官员都是内地之人，有多少能够了解兵事？
　　恐怕寥寥无几。
　　对于羌人进军，组织部队防守进攻，这些地方官他会吗？
　　下马治民，诗词歌赋吟风弄月没问题，但上马杀敌，定国安邦金戈铁马，真是难为人家了。
　　所以，人家避战也是常理意料之中。
　　但凡他要是会一点军事，或许也不至于如此。
　　其三，豪强势力
　　讲实话，咱们看上面材料中提到的地方官员上书迁徙郡县，但问题是以东汉地方格局，这事是地方官员能说了算的？
　　大概率的情况是地方那些豪强势力，认为羌人不可挡，应该暂避锋芒，于是纷纷希望郡县长官上书朝廷，允许迁徙。
　　毕竟那个时候财富主要以土地为主，土地不会跑，羌人也带不走。
　　只要过一段时间羌人走了，再回来，那就依然是地方豪强，但人死了就万事皆休。
　　所以，上书迁徙郡县也是地方势力的共识，只不过郡县长官是推到台面说话之人。
　　当然，也的确有些地方郡县认为守土有责，应该死扛等朝廷援军。
　　但问题是地方势力是否允许、支持。
　　在古代皇权不下乡，地方治理是以朝廷代表官员与地方势力合作代理的另类包税制。
　　地方官如县令之流，如果脱离了地方势力，基本上啥事都别想干，当真是命令不出县衙。
　　有地方官想打没关系，那是他的事，没有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打个屁。
　　其四，朝廷算计
　　之前提到东汉朝廷此时的困局，兵要调动，粮草要征集，一切都需要时间。
　　但羌人不会等东汉朝廷准备好再杀过来。
　　再加上羌人部队的特性，后勤基本靠抢，坚壁清野焦土战术就是滞缓羌人最好的办法。
　　但问题谁来提？
　　如果没有地方郡县长官的上书，朝廷直接提出要扒百姓房子、烧麦子、焚毁粮仓，命令下到郡县，地方长官敢执行？
　　恐怕刚说出口，就会被百姓给堵在衙门里，那些个都是本地人的衙役也不可能和地方长官一起祸害乡邻。
　　退一步来说，就算地方不反对，朝廷谁敢说放弃这些土地向后撤？
　　敢说的人，少不得扣个帽子投降主义、绥靖主义，怯懦避战，到时候天下悠悠之口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朝廷要脸、公卿要脸、邓太后和皇帝都要脸。
　　因此，地方长官的上书就堪称是及时雨，想睡觉有人送枕头。
　　之前提到，地方长官上书迁徙郡县其实是地方势力与地方长官共识的体现。
　　朝廷再下令地方郡县收缩后撤就不用担心骂名了，毕竟下面也是主动提起，朝廷不过是同意而已。
　　此举也是为朝廷争取时间，朝廷也需要如此。
　　于是，朝廷想要收缩，不好说；地方想要迁徙，希望允许；羌人部队可以用前壁清野滞缓。
　　诸多汇在一起形成共识，朝廷下令郡县迁徙以避羌人锋芒。
　　至于，迁徙时候发生的那些事，恐怕是那些底层百姓的悲歌，而那些豪强、大族，早就准备好了只等一声令下。
　　甚至等他们再回来，还能借机兼并一波，吃吃人血馒头。
　　唉。
　　【闲扯】
　　一开始读，觉得感叹。
　　后来就不觉得，毕竟类似这种事情在以后的史书中还会多次看到。
　　可能看得多了就麻木了。
　　个人在历史能随波逐流都算是极高评价，真实情况是如一滴水没入大海之中，连浪花都积不起。
　　所以才会有只有时代的某某，没有某某的时代。
　　当然，说历史潮流或许太过宏大，对于一些事件而言，其实也是如此。
　　咱们一直以为个人能够主导历史事件，甚至引领创造。
　　其实不然，很多时候，个人只能够顺应。
　　而顺应的不过是多方共识，就如上面材料中提到的一样。
　　任何事情都是主要力量形成的共识，然后个人在发现了这种共识之后，投入其中顺应这种共识去引导或者随浪而行，这也是咱们常说的顺势而为。
　　咱们前两天不还说了吗，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要团结大多数力量和大多数人。
　　但凡敢逆势的，其实本质并不是你逆着潮流，而是你在逆着主要力量，逆着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思或共识。
　　反对力量这么大、反对的人这么多，这事还能成，除非天授！
　　就算是天授，也不过是在诸多机缘巧合之下，那些主要力量、大多数人的共识悄然发生了改变，而又恰好你依然踩着那个点，于是把你拖了一把，然后侥幸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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