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都长安的文化功能

　　摘要
　　长安作为唐代都城和国际性大都市，其所具有的人才优势，良好的教育环境，发达的学术文化，高度繁荣的艺术文化，丰富的宗教文化，享誉世界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多种功能，确立了成为盛唐文化生发荟萃之地和辐射源泉的优越地位。
　　无论在大唐文明与盛唐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还是在唐文化与城外文化的交流、融通和创新、传播中，唐都长安及其长安文化都发挥着核心功能和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构建了自身瑰丽、博大和开放的风采与超凡的魅力。
　　中国古代各政权的都城，大都位居首善之区往往也是一代城市建设中的杰出代表，发挥着多重的功能。这在统一王朝的都城，尤其如此。
　　一朝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乃至军事中心，大多非都城莫属。
　　唐王朝正值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显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新气象，而唐都长安则正是这种盛唐气象的生发荟萃之地和辐射源泉。
　　本文试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唐都长安的文化功能及其影响。
　　1、雄厚的人才优势
　　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而文化的发展、创新传播和交流，又离不开各类专门人才。
　　在两《唐书》中，除去宗室诸王及后妃公主，入传人物约有2055人，其中有 154 人籍贯不明，有籍贯可考的有 1901 人。
　　姑以两《唐书》人传人物作为代人才分布的一个侧面，则长安城的人才优势极为明显。
　　唐都长安所辖万年、长安二县入传人物共计202 人，约占唐代入传人物总数的十分之一多。
　　人才的活动常常呈群体状态和网状结构，论长安人才亦应考虑其周围邻县的人才状况，长安城及京兆府则共有入川人物418 人，约占唐代人传人物的将近五分之一，由此可见，唐都长安及其依托的京兆府各县，无疑是人才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
　　一代都城又是风云际会、五方杂处、八方辐轩的所在。唐代盛世，四方学子赴考应试博取功名文武官员各展其才奔求仕进，僧徒道士布法施教文人学士著书立说，无不以流聚长安为施展抱负的舞台。
　　仅以唐代诗人而言，《全唐诗》著录 2200 多位诗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在长安居住或逗留的经历。
　　仅在开元天宝年间，生活或主要活动在长安的诗人，据统计就有 230 多人。至于其他方面在长安居留的人才，大致与诗人的情况差相仿佛。
　　一般而言，人才分布密集之地，亦是文化相对发达之区，而文化的发达又是造就、吸引人才最多的地方。
　　人才的分布与文化的发展体现着一种同生荣、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
　　不难看出，唐代长安的人才优势，一方面表现在产生的人才数量多，而且不少大族望姓累世显名，历久不衰。
　　如韦、杜、颜、李、萧氏等即是如此，反映出当地人才成长的稳定性和高密度。另一方面，唐都长安又是国内人才最大的流入和吸纳地，如李白、杜甫等诗人曾长期居留于此。
　　而褚遂良、陈子昂、白居易、柳宗元、元、韩愈、刘禹锡等人也长期在都城任职。
　　著名的唐初秦王府十八学士中，更有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苏、姚思廉、颜相时六人入籍长安及周围各县。
　　这极大地扩展了人才成长的基础，有助于都城文化的繁荣发展、融通创新和交流扩散。
　　这种人才优势，奠定了唐都长安优越的成才环境和文化兴盛的空间，也促成长安人整体文化素质和普追提高。
　　2、优良的教商环境
　　清唐时期是我国古代教育制度走向完备的重要阶段。唐代学校体制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类，官学则由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构成。
　　李渊登基的当年，即＂命裴寂、刘文静＂等修定律令，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也各置生员＂首创唐代中央与地方官学的雏形。
　　第二年，为了＂兴化崇＂，命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子学内，四时致祭，给儒学以崇高地位，这就形成了有唐一代崇儒兴教的文化政策。
　　作为都城，长安是唐中央官学六学二馆的所在。所谓六学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均直辖于国子监:二馆是弘文馆和崇文馆，分属门下省和东官。
　　其中，国子学、太学和二馆为贵族性质的学校，四门学介于贵族与人之间，律、书算三学则是下官吏及度人子弟的专科学校。
　　六学二馆有生额 2250人后增至3200多人，而最多时学生则增至 8000 余人。此外，还有广文馆＂掌领国子学生业进士者＂。医学、乐学和天文历学等，也是中央官学的组成部分。
　　其中医学有生额 90 余名，天文历算学生额 230余名。唐代地方官学由京都学、都督府学、州学县学、市镇学、里学组成。
　　其中，京都学即包括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县学中的京县、畿县学，前者包括长安城内的长安、万年二县，后者含长安周国京兆府诸县。
　　由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构成了长安及其周围地区完整的官学体系。至于私学则属私人行为，其设置与多赛，与个人家境、知识分子境及人们对于教育文化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长安乃人才济济、文化发达之区，私学的兴盛实属必然之事。
　　都城的优势和多而且全的学校建置，营造出长安地区良好的文化氛图和教育环境，为当地学子人学求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唐代又是我国古代科举取士制度趋向健全的重要阶段。唐代科举与学校的关系极为密切，因为学校是科举人才的基本来源，参加科举考试又是学校学生追求的目标。
　　中央和地方官学每年冬天通过校内设科考试，成绩优秀者作为生徒推荐到尚书省才能参加省试的各科考试，考试及格者才能取得受更部铨选的资格，铨选合格即可委以官职。
　　学校教育、科举考试、铨选人仕这种三位一体、相互关联的体系结构促成了唐代教育的兴盛，人才的大量涌现和文化的繁荣，也促进长安成为教育最为发达的城市。
　　长安既为学校教育发达之地，又是四方茅蒂学子登科考试、博取功名的场所，而围绕科举考试兴盛起来的行卷、温卷之风，以及曲江宴饮、雁塔题名等活动，更是一时时尚，对于文人学士具有无比的吸引力。
　　天下学子无不辐轿京城，文人学士亦群贤毕至，他们以文会友、诗赋唱和，交流信息相互砥砺提携，又奔走于官府显宦之间，形成门生故吏关系。
　　所有这些使长安文化教育环境更臻优化，莫定了长安城有唐一代教育中心的显著地位。
　　3、发达的学术文化
　　儒学和史学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文化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
　　盛唐时代稳定繁荣的社会经济环境，开放进取的文化氯围，为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唐代统治者对于儒学和史学尤其给予特别的关注。史称，＂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
　　他即位之初，便创设孔子庙于国子内，并在各州郡亦同时设立色，此后，历代相袭遂成定制。
　　出于对儒学的尊崇和大一统的需要，唐太宗曾命孔颖达和颜师古等人分别撰写了《五经正义》和《五经定本》完成了儒学从内容到文字的统一，再加上当时私人撰写的一些儒经义疏，从而共同实现了统一懦学的任务。
　　在此基础上，国都长定成为唐代儒学文化最为发达的中心。
　　长安城内既是中央官学的主要所在地，州县学等地方官学亦多有设置，中央官学六学二馆汇集了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庶子弟，而当地的百姓子弟更集中于地方官学。
　　这些学校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即使是专科性质的中央官学书、律、算学，学习儒家经典亦是必修的功课。
　　代科举考试虽然科目繁多，然就主要和常设科目而言，儒家经典无疑是法定的科目。
　　因而，长安地区教育的兴感实际上也反映了儒学发展的一般状况这里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基地，拥有最为庞大的习儒队伍和经学大师，史称＂四方儒士，多抱负典，云会京师＂。
　　作为官方哲学，那些出人朝廷的官员和文臣谋士，也往往精通儒术，以儒家学说作为效命社樱、评判是非知人论世和安身立的根本。
　　他们或人学研经提高学业，或追逐科场以求仕进或主讲中央官学布道施教，或暂人私门授业解感，或驰聘文坛学界开风气之先，尊经崇儒之风需学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弥漫于朝廷内外，士庶之间。
　　通经术、精儒学既是莘莘学子功成名就的必备素养，也是官员百姓安身立命的生存哲学。
　　这种学术文化追求，构成了唐都长安文化的主流特征。刻制于唐文宗开成年间并保存至今的《开成石经》正是长安儒学兴旺发展的历史见证。
　　我国自古就有重视修史的传统。唐代设立史馆和实行宰相监修史书的制度，是统治者重视史学和古代修史制度的一大进步。
　　官修史书和宰相监修制度的确立，也为后世所效仿。
　　唐代设立史馆和史官地位的提高，是统治者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和渴求史学资治功能的反映。
　　从而促成了唐代史学的繁荣李渊登基不久，即命肖璃等人撰修六代史，太宗李世民亦子承父命，今魏征等人编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
　　唐王朝对前代历史的编撰，对国史的整理创修，注记类史书的大量出现，无不是在史馆及宰相府所在地国都完成的。
　　唐代所修的八部正史，其中五部系出官修:李廷寿私撰的《南史》和(北史》，也同样是作者在长安最后完成的。
　　官修史书将著名史学家网罗于都城，长安也成为史学人才和史学研究的中心。
　　像刘知几及其《史通》，李吉甫及其《元和都县图志》等一批史学名著代表了利人在长安进行史学研究和授述的空前盛况。
　　唐魏王李泰《括地志》及大学者杜佑《通典》等作品，则显示了长安人史学研究的雄厚实力。
　　唐都长安儒学文化的繁荣和史学研究的巨大成就，无疑展现了作为一国学术文化中心的时代风果。
　　4、高度繁荣的艺术文化
　　音乐舞蹈和书法绘画是唐代艺术文化的主体，唐代社会的空前开放和稳定，又为艺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作为都城，长安不仅是艺术人才成长的理想之地，而且是艺术人才汇聚显名的舞台。
　　在成千累万的艺术家中，至今留有名姓且有籍贯可考的唐代艺术家，据统计仅得 540 多名其中，长安艺术家就有 93 人，约占六分之一。若把长安周围京兆府艺术家计算在内，则人数为119人，占将近四之一。
　　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在这些长安籍的艺术家中，书法家有 61 名，画家33人，音乐家8人。
　　颜真卿是感唐时期的著名书法家，也是唐代杰出书法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个，其书法变化多端，并融入篆、隶之古雅、涩重的特点，形成其宽绰开张、拙重浩大的气势。
　　京兆华原人柳公权是晚唐书法名家，他追阅诸家，师法于颜而加以道劲丰润，自成一家，＂颜筋柳骨＂揭示了两大家的不同风格。
　　长安画家中以间立本、李思训、李昭道、张营、周助、韩干、韩混、韦便、边鸾最为著名。
　　《阎黎图》、《历代帝王图卷》是传世名作，李思训父子所创＂金碧山水＂，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所谓＂北宗＂画法，影响深远。
　　张营周防是唐代仕女面成就最高的艺术家，韩干、韦偃以画马著称，韩滉以画牛传神，边鸾则精于花鸟。
　　他们的艺术创造，代表了唐代绘画的高超水平。
　　在音乐方面，唐太宗李世民曾制《破阵乐》又称《秦王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亦为太宗赋诗，吕才制曲，后改为《九功舞》。
　　高宗李治也曾编有《上元舞》。玄宗李隆基所编《霓裳羽衣》乐舞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乐舞，其阵容＂皆执幅节，被羽服，飘然有翔云飞鹤之势＂。
　　白居易所作《觉裳羽衣歌》曾有:＂千歌百不可数，就中最爱冤裳舞＂之句。
　　作为国都，长安又是艺术人才向往汇集和施展才华的场所，许多著名艺术家都曾长期居留长安显身手。
　　如盛唐时，以给皇室和政府奏乐、歌唱为职业的就有＂数万人＂。
　　即使到唐后期大中年间仍有＂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这些人中当有不少是技艺精湛的音乐家，可以说集中了国内不少音乐人才。
　　唐王朝在长安设有大乐署和鼓吹署，隶属太常寺;又在宫廷设有教坊和梨园，前者主要演习乐舞、百戏，后者以培养歌舞艺人为主。
　　京师左右两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城外新声曲一经教坊基演，全城艺人遂相仿效;唐代所设三个黎园有两个在长安，一个在宫廷演奏法曲，玄条常往观赏，发现错误还亲自校正，故该园弟子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
　　另一个在太常寺演艺人新作，人称＂太梨园别教院＂。可见代音乐兴盛以长安为最。
　　唐统治者中，李湖、李世民、李治、李旦、李隆基等既长书法，又特别重视书法，其国学即设有书学，置书学博士，不少官员进士，亦为著名书法家。
　　这种人文环境和艺术追求推动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大发展。
　　初唐尉迟乙僧盛唐吴道子等著名画家或入居长安，或应诏人京长期在都城从事绘画创作，既留下了大量杰作，也使长安画坛锦上添花。
　　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唐代艺术文化发展的社会土壤，而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推崇，以及唐代社会对于艺术文化的强烈需求，更是促成了艺术文化的空前兴盛。
　　唐都长安艺术文化的繁荣无疑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
　　5、多彩的宗教文化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它在唐代社会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唐王朝提出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并用政策，使佛、道等宗教很快发展起来，形成独特的宗教文化。
　　道教尊老子李耳为教主，故李唐统治者遂以教主后裔自居，高祖李渊定道教为三教之首，太宗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中宗时下令诸州各立一寺观。
　　玄宗更在两京及各州府建有玄元阜帝庙，教人画老子像颁行全国，塑老子雕像于太清官中，并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塑像侍立老子塑像左右。
　　又于崇玄馆置玄学博士，诸州置玄学士，学《老》《庄》之文，以应科举考试，称为＂道举＂;玄亲还曾大力倡导搜集整理道教经典。
　　令京都名道士和两官学士将当时存有的数千卷道经编成《一切道经义》140卷，后又遣使往各地访求亡逸道经，把唐以前道教经籍勘定成道藏，编成《三 琼纲》3944卷，分送诸道采访使，以扩大道教影响。
　　据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记载，唐代共有道教寺观 1900 余所道士 15000余人，仅长安就有道观30 余所，足见教之盛。
　　唐朝统治者在尊率道教的同时，也大都崇佛而佛教在社会上又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和信徒。因而，唐代成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阶段，而且出现了自有理论体系的佛教宗派。
　　主要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这些佛教宗派的形成，标志着世界佛教中心由印度转移到我国。
　　长安作为国家中枢，自然也是佛教活动盛行和佛教文化昌盛之区。
　　据统计，长安城中坊里的 60%都设立了寺庙，一些重要的佛寺，往往＂穷极壮丽，土木之役愈万亿＂。
　　日本僧人圆仁在《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长安城里，一个佛堂院可敌外州大寺＂。可谓寺庙棋布，寺塔林立。
　　城内的借徒更是佛事不断、春风得意，他们＂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吗＂。
　　一地佛教高僧产生的多寡和高僧入寺的多少，最能反映当地佛教活动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状况。
　　有唐一代的佛教高僧中有确切辨贯者555人，长安所在的京道共出高僧近60人，主要是京兆府，尤以长安城密度最大。
　　而在唐代高僧有明确驻锡地的 688 名高僧中，京道占222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主要驻于长安城内，仅唐代前期人居长安城的高僧就有 149 人可知长安城内佛教活动及其文化颇为兴盛。
　　长安作为国都，无疑是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如唐朝统治者自太宗至宪宗前后二百年间，曾七次从法门寺迎佛骨主要是在长安供奉，每次都兴师动众、且关涉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影响重大。
　　玄奘自印度取经回国后，先后在长安弘福寺、慈恩寺和宜君山王华官潜心译经，19 年间共翻译佛经 75 部 1335卷。类似这样的佛事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长安佛救文化的发费。
　　此外，作为国际交往的中心，唐代长安城内驻有不少来自中亚、西城和高丽、本的传道求法的宗教人士及商人，便利了佛教的发履和传播及其它宗教教的传人。
　　如从波斯传入的袄教、摩尼教和景教，由阿拉伯传人的伊斯兰教等，均在长安建有祠寺，并开展宗教活动，从而丰富和扩展了长安宗教文化的内容。
　　6、享誉世界的中外化交流中心
　　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这不仅造就了文化的繁荣，而且，开放、宽容的文化环境，自信、进取的文化追求。
　　也使长安成为一座具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发展和世界的文明进步。
　　作为国都，长安是各方来往使臣的目的地，无论是吐蒂、南诏、回、高昌、丹等周边部族的使者，还是中亚昭武九姓国、大食、斯、拂群、天丛、新罗、日本等外国的使节，往来频繁，人数众多，沙及亚、非、欧诸洲。
　　仅长安的鸿寺在六至八世纪接待的外国使节就涉及 70 多个国家，形成＂万国衣冠拜冕施＂的空前盛况。
　　据统计，当时在长安百万人口中，各国的侨民和外籍居民约占到总数的2%左右，若加上突厥后裔，其数当在 5%左右。外方人士在都城人口所占比例之高，为历朝少见。
　　日本在唐朝曾前后十多次派＂遣唐使＂来长安等地，有意识地观摩摄取中国文化。
　　其成员往往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和留学生，人数最多时一次达500余人，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的深广影响正发生于此时。
　　不少外国的王侯亦曾流离长安，长期居留，他们或任职朝廷，或参加科举，或拜将统兵，效命于唐王朝，从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使者。
　　许多国家的留学生来到长安，尤以新罗、日本为多，他们长期生活在长安，向慕华风，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并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介绍、宜传和移植于本国。
　　如日本学者大和长岗和吉备真备依唐制删定日本律令，推动了日本大化革新的施行。
　　不少居留长安的各国学何借和求法僧，他们来了外国宗教和域外文化，又将中国化的佛教及其它文化传播于各自国家，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创新。
　　唐代社会高度重视乐舞艺术，唐代燕乐十部乐从名称就可知不少来自周边国家和西城胡人，而＂寒胡戏＂、＂胡＂等舞亦传自西城。
　　一些中亚及西域的乐人舞士也曾旅居长安，从事乐舞艺术的交流传播。
　　不难看出，唐代频繁的中外交往和文化交流，以及对周边民族文化的吸收，对唐代文化繁荣创新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与收获。
　　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语育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等，犹始八面来风，汹涌奔人唐帝国开放的国门，而帝都长安自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汇聚的中心。
　　文化的交流与扩散是双向的，以汉字、儒教中国式律令、中国式科举、中国化佛教为基本要素的中华文化圈正是在空前强盛的唐朝确立的。
　　唐文化在吸纳、融通城外文明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文明成就和文化扩散到国外。
　　这不仅表现在受唐文化乡响形成以中国为母体，包含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而且唐文化又对中亚、西亚和印度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唐都长安无疑在唐文化的扩散和中华文化圈及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中，处于策源地的核心位置。
　　唐代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长安作为一代文化发展的中心，其作用和功能是多方面的。
　　除上述以外，在空前繁感的诗文创作和科技文化等方面，长安也同样处于开风气之先和独领风骚的优势地位。
　　至于长安城中那些声势强大、瑰丽多彩的以节庆、娱乐活动为主的民俗文化，更是举国同仰、竞相慕袭。
　　国都长安不愧是大唐文化和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和生长、流播与扩散的源地。
　　博大宏、宽容开放、进取自的文化，上继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巨大文化潜能，又充分吸纳和溶人周边少数民族＂胡文化＂生命活力，并兼收域外文明的异质养料而消化之，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烂灿的篇章。
　　而唐都长安无疑是这一瑰丽文化最耀眼的明珠和乐章。唐文化最为鲜明的特点在于充分吸收外来文化又升华光大了中华文化。
　　虽然大外来文化输入中国文化系统，并深切浸染了唐人的文化生活与风习，但文化的特质内核如价值观念、伦理观念以及各种制度却得以保持并推陈出新。
　　同时，唐文化在保持本土主体性的同时，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对外来文化加以能动的主体选择与改造，从而吸取精华，为我所用，最终转化为中国文化肌体的有机成分，南亚佛教的全面中国化，是吸收外来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杰出范例。
　　惟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日本学者井上靖在《日本历史》中认为:＂唐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
　　英国学者威尔斯指出:
　　＂在整个七、八九世纪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在这些世纪里，当欧洲和西亚敝弱的居民，不是住在随室或城垣的小城市里，就是住在凶残的盗贼堡垒中;而许许多多中国人，却在治理有序的优美的、和蔼的环境中生活。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暧昧展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这一评价是客观而符合实际的。
　　这种世界性的文化和辉煌成就，正是透过唐都长安而走向世界的。
　　长安作为唐王朝国都，它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和国际性的文化交流中心。
　　这里是中外文化交流输送、融合创新的源地，是一代文化、教育、学术、宗教、艺术的中心，是中外交通的纽，这种无与伦比的优势条件和多重功能，共同造就了国际名都和长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