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谈辽金荐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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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金政治体制具有鲜明的贵族政治特色，辽金荐举制度及其运行，反映了皇权与贵族政治的关系，体现了辽金政治体制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辽朝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铨选制度不够健全，荐举缺乏制度性规范，带有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契丹贵族通过荐举培植个人和宗族的势力，严重威胁皇权。
　　金朝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彻底，荐举带有更多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色彩，制度比较规范，是严密的铨选制度的组成部分，主要为朝廷延揽人才服务，虽然有各种弊端，但确实较少受制于贵族政治。
　　中国历史上官员选任的荐举制度源远流长，历代王朝荐举官员的制度化程度、运作方式、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
　　辽金也是皇权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通过不断吸收中原王朝的制度文化，规范贵族的权力，强化皇权。贵族政治色彩浓厚的辽代荐举
　　辽代的荐举制度，受到中原王朝荐举制度和契丹世选制度的双重影响，辽代中期以来，有的世选职位如二府宰相、部落节度使被纳入铨选，人选并不限于世选之家。
　　贵族子弟的任职范围亦远远突破了世选职位，他们可以通过入值御帐充任护卫、祗候郎君以及荫补、荐举等途径入仕，继而担任中央和地方官府的要职。
　　辽兴宗重熙十六年（1047），诏：世选之官，从各部耆旧择材能者用之。在世选制不断被削弱的背景下，诏令重申世选传统，即由各部耆旧从世选之家择贤而用。世选制包含推举、荐举成分。
　　和历代王朝一样，荐举官员，选贤任能，是辽朝南北两面官宰辅的重要职责。辽兴宗时的北院枢密使萧孝穆说：枢密选贤而用，何事不济？若自亲烦碎，则大事凝滞矣。
　　南面宰相杨佶，居相位，以进贤为己任，事总大纲，责成百司。辽道宗即位后，诏宰相举才能之士。
　　此处所谓宰相应包括南北二枢密院、北面二宰相府、南面中书省的长贰官。契丹贵族基本垄断了北枢密院长贰官、南府宰相和北府宰相的人选，南枢密院长贰官、中书省宰相则契丹贵族、汉人世族并用，辽中期以后参用进士出身的汉官。
　　宰辅的用人权、荐举权，实际上起着维护契丹贵族特权的作用。出身于契丹贵族的宰辅，荐举的对象首先是契丹贵族。
　　辽代契丹贵族荐举亲族之风比较盛行。这突出体现了辽朝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贵族政治特点。如后族（国舅帐）萧阿古只五世孙萧柳，辽圣
　　宗统和中，叔父恒德临终，荐其才，诏入侍卫。后来其伯父萧排押任东京留守时，又奏柳为四军兵马都指挥使。奏即奏举、奏荐。辽圣宗太平中，惕隐耶律弘古荐举同出皇族横帐孟父房的刺血友耶律马六补宿直官。
　　皇帝也会特诏契丹贵族官僚荐举族亲。辽道宗清宁初，六院部人萧图独以事入见，帝问族人可用者，乃荐举其弟萧兀纳，召为祗候郎君。
　　皇亲国戚、贵族官僚的荐举，对官员的仕途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结交权贵，成为官员选任、升迁的捷径。
　　辽太宗会同九年，后晋官员高勋降辽，授四方馆使。此人性通敏，入辽后好结权贵，能服勤大臣，多推誉之，这里权贵、大臣主要指契丹贵族官僚，所谓推誉，就是向皇帝荐举他。
　　辽世宗任命他为南院枢密使，辽穆宗时历任上京留守、南京留守、知南院枢密使事。辽朝的皇太后、皇后、王妃有摄政、问政的传统，她们也往往荐举官员。
　　当然，契丹贵族荐举的官员，也确实有德才兼备、政绩突出者。这符合契丹贵族和辽朝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
　　如萧思温荐举的耶律斜轸，后来成为一代名将、名臣，官至北院枢密使，忠心辅佐辽圣宗，实现了政治稳定、边防稳固。
　　又如辽景宗的叔叔耶律隆先，数荐贤能之士。辽兴宗时的北院枢密使萧孝穆，所荐拔皆忠直士。
　　通过荐举，一些出身平民而有真才实干者得以进入官员队伍，这有利于拓宽辽朝选官的范围，扩大统治的基础。
　　皇权主导下的金代荐举
　　金代初期，在军事占领辽境和中原的过程中，女真军事贵族被赋以承制除授新附部落、州县官员的权力，这大致属于辟举。
　　但金太宗已刻意对军帅除授官员的权力予以限制。山西都统完颜宗翰获赐一百道空名宣头，太宗诏谕：寄尔以方
　　金前期承制除授以外的荐举，也是女真贵族特权的表现。宗室完颜宗弼任都元帅，南征收复河南，表荐（仆散）忠义为猛安。
　　宗室完颜亮任职宰相，徼取人誉，荐大臣子以为达官。因此，金前期举人唯亲、攀附权贵的问题比较突出。当时渤海、汉人官员多依附于女真军事贵族，堪称女真贵族的政治代理人。
　　金熙宗颁布天眷官制，特别是金海陵王颁布正隆官制后，随着皇权和中央集权的强化，金朝官员的铨选也规范化、制度化，官员的任命主要通过朝参赴选。
　　金世宗正式将荐举纳入铨选制度，使荐举成为皇权主导下选任官员的制度性安排。大定二年，诏随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各举廉能官一员。朝廷遣员对被举荐人进行考察。
　　大定三年定制，若察得所举相同者，即议旌除。若声迹秽滥，所举官约量降罚。这是对举主职品、连带责任的规定。
　　金章宗即位后，改革选官制度，进一步完善荐举制度。如明确规定了岁举、举人自代、任内举荐僚属等义务，规范举主的资格，放宽被举人的条件，制定考察被举官员的程序。
　　这显然是皇帝和中央政府规范官员荐举权、加强人事管理的措施。金朝后期推行辟举县令法，此处辟举与辟署不同，实际就是保举、荐举，而且并不限定由路官、州官保举管辖的县令，县令的遴选和任命权仍在尚书省和吏部。
　　金世宗、章宗特别倚重宰执荐举人才，金世宗对宰执们说：荐举，大臣之职。外官五品犹得举人，宰相无所举，何也？
　　这里所说的大臣就是指宰臣、宰执。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荐举人材，常若不及，荐举往往得人，受到金世宗的嘉奖。
　　论者以为宰执操纵荐举权和选拔官员的权力，极大地妨碍了其他官员对荐举的积极性，不无道理。金世宗、章宗时期宰执的任用，女真贵族仍占优势比例，体现了皇权和贵族政治利益的一致性。
　　但这个时期皇权能够比较有效地制约贵族的权力，保证贵族特权不会损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
　　况且当时出身于女真官学、女真进士科的女真宰执以及进士出身的汉族宰执不少，他们多数来自普通官僚和平民家庭，是维护皇权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金朝效仿唐宋的铨选制度，有一套程序繁琐、循资格升迁的制度设计，即便女真人有超迁格，但仍然受章法制约。
　　无论是制度设计的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效果，金世宗、章宗确立的荐举制度本质上是服务皇权而非贵族政治。
　　比如，金代铨选制度规定循资序晋升职务职级，由于资考的限制，致使州县官员严重阙员，所以金世宗、章宗多次下令荐举、廉举可任刺史、县令的官员，破格提拔使用。
　　如果说金代中后期的荐举制存在种种弊端，难以收到广揽人才的功效，那么荐举的特殊形式，基于廉察制度的察举、廉举，在金代形成了有效的运作机制，对整饬吏治，维护皇权、制约贵族特权，还是颇具积极意义的。
　　察举建立在廉察制度的基础上，是一种特殊的荐举制度。金世宗时期，吏治相对清廉，廉察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廉察使由皇帝派遣，廉察的对象是地方官员及势要，公开巡视与微服私访相结合。
　　廉问使既要弹劾违法乱纪及不称职者，也要奏报朝廷嘉奖升迁勤政廉洁的官员，朝廷另派官员复查核实。廉察、廉举收到一定的成效。不少骄横跋扈的女真贵族官员被罢免，政绩突出的官员得到升迁重用。
　　金朝后期的御史中丞李英认为考课法徒为虚文，主张恢复大定年间当时号为得人的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之制。辽金荐举制度的消极影响
　　辽代的世选制、荐举制，存在裙带之风和结党营私之风是不可避免的，并对皇权和中央集权构成威胁。辽圣宗时，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荐举国舅帐萧敌烈，称其材可为枢密使。
　　辽朝的皇权专制中央集权程度比金朝低，金朝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辽朝更彻底。
　　辽朝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北面官掌控军政大权和部落事务，其主要官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契丹贵族，更多地保留了契丹传统的政治文化。
　　辽朝的铨选制度不够健全，荐举也比较随意，缺乏制度性规范，带有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
　　金朝的荐举制度则带有更多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色彩，制度比较规范，是严密的铨选制度的组成部分，主要为朝廷延揽人才服务，虽然有各种弊端，但确实较少受制于贵族政治。
　　辽金荐举制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消极影响严重。辽代契丹贵族利用荐举培植个人和宗族的势力，严重威胁皇权。金代铨选循资格、荐举请托营私，致使官员奔竞苟且之风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