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放390名死囚回家过年，约定年后回来受死，最后结局如何

　　历史开讲
　　宋人撰写的《东都事略》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宋代的第二代皇帝曾经问了臣下这样一个问题，我和唐太宗比怎么样，臣下则是纷纷阿谀奉承，只有李昉沉默无言，慢慢的念了这样一句诗。
　　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宋太宗听了之后连连拱手说，我还是不如唐太宗啊。
　　这句诗是来自于白居易的《七德舞》，歌颂的便是唐太宗李世民纵囚回家过年，到期在进行相约问斩一事。
　　历代的文学家对于这件事往往是褒贬不一，唐代的读书人往往以赞扬为主，而到了宋代乃至后面的朝代，则更多地认为这是唐太宗的沽名钓誉之举，其中最经典的评论来自于欧阳修的《纵囚论》，欧阳修说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不妨回到当时，好好的探究一下，唐太宗究竟是为何要实行如此这般的举动，在这举动背后，究竟隐藏了些什么？
　　《东都事略》贞观初年的执政思路
　　要理解唐太宗的纵囚事件，我们最开始还是要追溯到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可以说是一件双输的交易，对于死去的前任太子李建成来说自然是如此，而对于从兄弟鲜血中站出来的李世民，又何尝不是一种沉重的政治负担，只不过是死去的人的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还要苦苦的走完自己剩下的人生罢了。
　　得位不正一直困扰着执政初期的唐太宗，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留下一个盛世，让世人知道自己的丰功伟绩，从而掩盖他身上玄武门的血腥气。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所谓的盛世不过是仓廪实而囹圄空，就是老百姓生活富裕，国家富强，并且每个人都有着德化教育，监狱里面没有人。
　　玄武门
　　唐太宗那时候刚刚即位不久，仓廪实毕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何况国家当年还有外敌虎视眈眈，但是为了迅速的证明自己的能力，唐太宗在执政初期，便一直以为政宽简闻名。
　　在执政之初，每当有人将死囚的名单送上来，唐太宗都要仔细地进行过问，在显示出自己对于刑政的关心之余，太宗的宗旨就是，可死可不死的不死，可判可不判的不判。
　　最直接的例子便是贞观四年，那一整年，唐太宗一共就判处了二十九名刑徒死刑。
　　那一年，刚刚继位不久的唐太宗自信满满的对臣下说，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这一宣告无疑是唐太宗本人对于贞观盛世即将到来的政治宣言。
　　事情的发展总是有例外，唐太宗的政治宣言余音犹在，一件事情便突然打乱了太宗初期的执政思路。
　　李世民张蕴古案件
　　这便是张蕴古案件，而这件事，让唐太宗后悔了许多年。
　　这件事发生在贞观五年，而张蕴古则是当时的大理正。这个张蕴古之前得到唐太宗赏识是因为他写了篇《大宝箴》上书给唐太宗，唐太宗看到后觉得这人是个人才，便将他进行了提拔，负责案件审理。
　　那时候有个相州人叫李好德，经常说一些胡说八道的话，胡说到吸引了李世民的注意，然后就让张蕴古审理一下这个人，张蕴古一查发现，这个人有疯病，依法不应该处罚，并且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也同意了张蕴古的意见。
　　按道理说，这件事本来到这儿就结束了，没想到张蕴古是个话多的人，还没有得到正式文件的时候，便私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好德。
　　《大宝箴》
　　结果这件事被御史知道了，同时御史还附带了自己的猜测，指出张蕴古籍贯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当时担任相州刺史，张蕴古是在讨好和放纵李好德，他关于李好德有疯病的奏报并不属实。
　　李世民看到这个奏折直接气坏了，气急之下的他直接判处了张蕴古死刑，还特意下令斩于东市。
　　这下子可将李世民苦苦营造起来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一下子戳穿了。
　　平心而论，张蕴古绝对是有错误，但是张蕴古案件也绝无异议的是一件冤案。
　　张蕴古
　　这件案子最冤屈的地方在于，李世民完全没有按照自己当初定下的司法程序来判定张蕴古的罪名，而是一怒之下，直接凭借着皇帝本人的权威，给张蕴古定了死刑。
　　而张蕴古案件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在司法判案的时候，之前宽松的刑政环境直接变得紧张起来，毕竟放了罪犯生路可能自己的命就没了，在贞观五年和六年之间，全国所有的刑法案件都完全违背了李世民执政之初的思路。
　　养成一个习惯要持之以恒夜以继日的坚持，而破坏它只需要小小的违背一下。
　　贞观四年，死囚才只有29人，而到了贞观六年，死囚犯已经到了接近四百人之多。
　　犯人亡羊补牢
　　犯了错就要补救，李世民后来冷静下来后，更是因为这件事自责不已。
　　在张蕴古死后，李世民曾经对房玄龄说了这样一段话，其中有句很重的话，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
　　尽管表面在责问房玄龄等人，其实这也是李世民向臣下承认自己错误的一种方式，对于这样一位追求完美的帝王而言，这样的案件，无疑是自己执政生涯的污点。
　　李世民
　　那到底怎么补救呢？
　　李世民也进行了反思，自己在贞观初年的执政思路虽然好，但是却未能形成一个制度上的约束，从而导致了刑法司法的时候，法官往往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皇帝要宽仁，他们则宽仁，但凡皇帝不宽仁了，法官的司法也随之改变。
　　李世民开始在制度上进行一些保证，比如五复奏制度。
　　之前的是三复奏制度，并且时间间隔很短，往往皇帝还在气头上，无法做出冷静的判断，李世民的五复奏制度则留出了较为宽裕的冷静时间，从而避免了张蕴古案件的再一次发生。
　　李世民
　　《旧唐书》刑法志曾这样形容五复奏制度的影响：自是全活者甚众。
　　因为这一制度，唐朝前期死刑案件数量也因此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并没有随着李世民的死去而人亡政息。
　　并且针对张蕴古案件后，法官们司法越来越严苛这一现象，李世民也弘扬了这样一种精神，便是失入宁失出，倡导法官们宁可重罪轻判，也不能轻罪重判，并且对轻判的法官处罚程度较轻，对于重判的法官则惩罚较重。
　　贞观之治之所以被后世称道，李世民的反思精神不可不谓功劳极大。以帝王之尊承认错误，并且和臣下一起想办法进行补救，最终集思广益，这就是李世民的气度。
　　李世民剧照纵囚之举
　　理清了这些，自然也就理解了李世民的纵囚之举。所谓的纵囚，无非是李世民挽救自己错误的另一种做法。
　　首先这些囚犯释放的时间是贞观六年，而《资治通鉴》更是明确记载，这些囚犯都是去年入狱的死囚，而在贞观五年张蕴古案件后，法官们的审判尺度则严苛了许多，这就意味着这些囚犯中往往有许多罪不至死之人。
　　而李世民又不能将这一结果全部的进行推翻，直接宣布是法官审理错了，这无疑是对自己朝廷威信的打击，于是便费尽心思想到了如此办法。
　　即先纵囚，然后利用儒家思想中关于德化百姓的理论，等到死囚如期归来，便宣布他们无罪。这样既是对过去一年司法错误的一个挽救，却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好名声，也符合儒家思想的主流。
　　犯人
　　这也很好的解答了欧阳修在《纵囚论》中提出的质疑，欧阳修认为这些死囚都犯下了一些罪行，又关押了很久，单凭一天的恩德，是不可能感化死囚的。
　　欧阳修的想法也并无道理，三百多人一个也没有逃亡，这件事情确实是极为反常。
　　并且根据上文的分析，极有可能是李世民本人通过某些手段与囚犯们达成了某些约定，并且在囚犯们看来，肯定是又百利无一害的交易。
　　于是便有了《资治通鉴》如下的记载：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犯人纵囚背后的贞观盛世
　　如果有这样一个节点，向世人宣告着贞观盛世的到来，纵囚无疑是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而时间，便在贞观六年。
　　贞观六年，唐帝国的触角延伸在东亚的广袤土地上，所有的外敌都已经被扫清或者臣服。
　　而对内，经历了隋乱破坏的中华大地上，又再一次迸发出来惊人的生产力，四海充实，政治清明，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握能力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我们很难想象，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便有纵囚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因为这意味着帝国对于每位百姓的掌握力度，地方政府对于自己所属百姓的了解程度。
　　李世民剧照
　　李世民的自信其实绝大部分并不依赖于后人所揣测的约定，而是自信对于那些死囚来说，自己统治下的帝国已经清明到并没有那些死囚任何逃亡的空间，他们只有唯一的选择，那就是遵守和自己的定下的期限。
　　这就是唐人的自信，这也是纵囚事件中，背后的难以掩藏的耀眼，理解了这一层，自然也就不难理解文章开头的宋太宗一拱手所说的朕不及也。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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