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体中杨冬等科学家因为物理学可能不存在了就要自杀？

　　我一看到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大刘的另一部短篇《朝闻道》人类为了获得宇宙大统一模型而造了超级粒子加速器，因实验将导致宇宙灭亡而引来更高智慧的排险者予以阻止。排险者曾接收到上一轮宇宙中智慧生物以宇宙毁灭为代价而获得的终极真理，但不肯告诉人类。感到整个宇宙顿时变成一个巨大的悲剧，余生已无意义的科学家想出折中之法：排险者告诉他们终极奥秘，十分钟后再将他们毁灭。于是一批批人类精英走上真理祭坛，看到自己毕生都梦想知晓的答案后，在强光中化为美丽的火球飘逝而去。
　　这当然是刘慈欣小说之间的一种互文关系，不少读者都能看出，大刘的《三体》实乃其各类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但这并不能够解释大刘为何如此极端地构造出一个真理祭坛的意象，把对真理的追崇推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类似宗教神性的高度？为什么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技术崇拜者？
　　这还是要从成长于革命语境，却又经历了90年代革命退潮之后的环境讲起。看过我之前的回答的朋友能够知道，大刘是意图在革命失落之后的语境下再建革命，他的诸多作品都有着中国现代史的影子与投射，这点大家都能感到，然而这只是表面。而他构建出真理祭坛这一意象、强调真理的至高无上，却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美学进行了一次大的再革命。
　　他曾半开玩笑地修改了康德的墓志铭：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康德为了让人类在宗教丧失权威之后的世界里仍然能够回答宇宙的目的及人类应根据何种法则行动的问题，在星空之外，又提出内在于人的道德律令，认为只有作为道德本体的人的自然存在，才是整个自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然而，大刘却认为善乃是人间的法则，它虽有益，但并非是超历史的存在，人性其实一直在变。我们和石器时代的人，会互相认为对方是没有人性的非人，况且，传统的道德判断不能做到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判断，一旦整个文明陷入生死存亡时，道德的准则可能会陷入困境。因此他把善的问题抽离出去，强调真的至高无上，这在《朝闻道》中体现到了极致，前文已述，无须赘述。
　　而他为什么抽离善，这就要从中西文化讲起。西方面对自然而产生的崇高感是在面对强大异质力量威胁下产生的恐惧的痛感，进而爆发出大胆挑战的精神，这显然是一种主客体的对立。而中国在面对自然时的雄浑则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统一，是主体化入客体的伟大与豪迈，还要被套上儒家礼仪的枷锁，人与宇宙的同构饱含着伦理精神，将自然现象予以伦理解释，中国人就不需要向外去探索真，而只需向内求善，并将其在社会中予以实践，在内圣外王的理想中获得最高满足。这样，现代科学的探索欲与理性精神实乃难以诞生。
　　中国文化缺少的不是道德律令，而是敬畏星空。因此，刘慈欣以如此直白而极端的方式，将孔子的道改写为真，就有了革命色彩：在他看来，对宇宙的麻木感充斥整个社会，他试图通过对《2001：太空漫游》的模仿，来引发中国读者对星空的兴趣，去星空寻找那超越现实的价值像水晶，很硬，很纯，很透明的宇宙的空灵之美。这恰恰意味着，这空灵之美不可能像在克拉克那里仅在超现实的维度上展开，它同时受到现实的牵引。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长年生活在基层的刘慈欣对中国的贫穷和落后有着深刻的体验，因而视科学为将人从蒙昧与苦难中解放的力量来推崇，中国的科学权威是很大，但中国的科学精神还没有。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他创作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小说，尽管科学本身是最国际主义、最超脱世俗的，却在成长于红色年代的刘慈欣身上与一种公民对所属政治共同体的责任感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那最空灵的幻想无法不与中国最现实的创痛关联在一起。《地火》设想新的技术终结了煤炭开采带给现代中国的种种悲剧。《乡村教师》里生命垂危的教师临终时还在向最贫穷愚昧的角落里的孩子们讲授牛顿力学三定律。《中国太阳》里，水娃从黄土地到大城市再到人造太阳及最终踏上向宇宙深处探索的人生之路，不但是靠自己的努力摆脱了物质贫穷的过程，更是一次次的思想蜕变之旅，他最终把对星空的理想反馈给人类，这正宣示着古老农耕民族的觉醒和新生。
　　那些无畏追求真理的故事都是中国故事，它们展示的与其说是真理本身的美，不如说是现代中国对科学的浪漫想象与对未来的自我期许一种自强不息的古典豪迈与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