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在一大上受过何等特殊待遇？毛泽东与中

　　文苗体君
　　第一、关于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之谜。
　　关于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理论界有两种说法。一是，毛泽东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二是，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
　　一是毛泽东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就要弄清楚中共一大召开前，毛泽东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及长沙有没有共产党组织。查阅资料后，你会发现早在1945年筹备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谈到关于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时，回忆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91页）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当时，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他在代表证上入党时间一栏中，十分庄重地写上了自己入党的时间是1920年。就这样，毛泽东的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被确定了下来，随后，编纂出版的各种党史图书资料均采用这一固定说法。
　　1919年的毛泽东。
　　中共一大前，有没有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早期的共产党员彭述之有回忆，彭述之是湖南邵阳人，比毛泽东小2岁，彭述之在1983年香港《争鸣》杂志第6期上回忆说：一九二年九月我抵长沙时，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个什么模样呢？我在长沙逗留时间太短促，未能亲自了解它。根据贺民范的叙述，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同上海的大不相同，它当时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形成，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了中国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并且是他们的先驱组织。然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它已拥有五位成员，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相当活跃的教育界人士，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599页）文中提到的贺民范是湖南省宝庆（今邵东县）人，五四运动后，贺民范曾任湖南船山学社社长、船山中学校长，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支持学生开展爱国反帝斗争。1920年8月22日，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可见，贺民范、彭述之两位历史见证人用回忆证明了中共一大召开前，湖南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又肯定了毛泽东就是发起人。肖子升是毛泽东同学，又是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而且是新民学会第一任会长，据肖子升回忆说：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肖子升：《毛泽东的青年时代》英文版）可见，毛泽东做事谨慎，非常注意保密工作，而这个组织就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者通过查阅资料，还得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人数及成员名单，据毛泽东回忆，在正式发起建党文件上签名的有6人。至‘一大’召开时，李达回忆有10人，张国焘回忆约有10人。这就是说，由初创时的6人，发展到‘一大’时的10人。在这些回忆中提到的人，除毛泽东、何叔衡外，尚有彭璜、贺民范、肖铮、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等。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474页）从上面的材料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是中共一大前入党的，而且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是代表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
　　二是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该说法源自于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当年，出席中共一大的外地代表的接待工作都是由李达负责的，李达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毛泽东到达上海就是李达接待的。1962年7月1日前，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中共一大召开的情景时说，当年，是他亲自把给长沙共产党组织的信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的毛泽东，毛泽东接到通知后，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毛泽东、何叔衡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回答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465页）这里的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而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为此，后来还有人揭发李达诬蔑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曾担任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的李达，在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党员人数时说：上海约9人，北京7至8人，武汉7人，济南5人，广东2人，长沙10余人，长沙那时可能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毛泽东自从党的‘一大’后即1921年10月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党。（吴少京主编：《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蔡和森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师的同学，后来蔡和森到法国勤工俭学，当时在法国有几十名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夏，他们集会讨论了建党问题，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蔡和森先后两次致信给毛泽东，对建立党的必要性、步骤方法、组织纪律和入党条件，介绍得很清楚，并估计两年建成党，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回信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这段文字是说，毛泽东拥护建党，并依赖陈独秀，但他自己没有马上建党的意思。过去一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是秘密情况下建党的，反对者认为毛泽东与蔡和森是挚友，毛泽东是没有必要对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保密。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1920年在上海合影。（左六为毛泽东）
　　既然中共一大前没有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那长沙共产党组织是何时创建的呢？易礼容的文章做了明确的解答，易礼容是湖南省湘乡县人，1898年生，曾是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8月，与毛泽东、彭璜等共同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并担任经理一职，他一直支持毛泽东、何叔衡在新民学会中的工作，大革命时期，任过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的代理书记。易礼容在《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中回忆说：社会主义青年我没参加，我是直接参加共产党的。毛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我。当时因为社里人很多，谈话不方便，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篱笆旁边谈话。他说要成立党。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30人救70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瓜熟蒂落。我说瓜熟蒂落那就干吧。又过几天，他找了我与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当时我们怕被敌人发现，没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成立党。有材料说明湖南有个三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不过那时不叫三人小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九、十月。李达说过，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只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是对的。（吴少京主编：《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294页）肖三，原名肖子璋，湖南湘乡人，1896年生，早年参加新民学会，是毛泽东的同学，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在《不能忘却的怀念忆何叔衡同志》一文中说，一大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回到湖南，开始着手建党。1954年，肖三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在该书《可纪念的三十节》部分中，肖三写了一大闭幕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始建立中共党组织，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转引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第3243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年谱》中也写到：1921年10月10日在长沙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支部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在小吴门外清水塘租赁一所房于，作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机关，并与杨开慧搬到这里住。（《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通过对上面两种说法的仔细分析，我认为毛泽东在中共一大前应该是中共党员，因为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时，长沙也被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李达回忆说：这个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由此可知，毛泽东就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外围党员，所以毛泽东说自己是1920年入党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至于中共一大前，毛泽东有没有在长沙组建共产党，通过现有的资料，还存在一些分歧。
　　第二、毛泽东为什么在一大上被称为神经质？
　　在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回忆中，中共一大期间毛泽东在住宿上受到特殊待遇，而且与众不同，一大代表李达在回忆中说，一大期间毛泽东被代表称为神经质，可以这样说，当时的毛泽东和参会的其他代表有一种明显的不同，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921年7月23日至30日，中共一大在在上海李汉俊的寓所内召开，外地赴上海参会的9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这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渔阳里2号（也就是上海陈独秀的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第二天，张国焘就让包惠僧搬到博文女校去住。当时，只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子，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是，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三是他性格看上去孤僻，不合群，大家认为他神经质。
　　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清水塘。
　　在一大代表开会期间，各地代表们相互交换意见，都认为应当在各地从事组织工人运动，但对于党的工作该如何进行，却没有多加讨论。当时，与会代表都还年轻，最小的是北京小组的代表刘仁静只有19岁，山东小组的邓恩铭只有20岁、王尽美23岁，张国焘、周佛海都是24岁，毛泽东28岁，陈公博是带着新婚妻子来开会的，李达也刚刚结婚不久，他们多数没有结婚，相互见面时总要谈起恋爱的故事。李达在其自传中说：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引自《李达评传》，第89页）1955年李达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文中回忆说，一大期间，毛泽东同志在代表的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到这样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时，他却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正在计划着回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吴少京主编：《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我认为中共一大更应该算是一次理论研讨会，李达、李汉俊等对于马列主义有较深的研究，对于马克思的著作有些他们可以倒背如流，当时的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了解的还不是很多、很深，所以在这样的会议上，毛泽东以学习为主，也就坐在一边耐心听别人怎么讲，并一直保持沉默。历史证明，毛泽东是一位注重实践的革命者，所以当别的代表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毛泽东却在思考筹划着会后回到长沙该如何推动开展革命工作。
　　第三、关于毛泽东在一大上做记录员之谜。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很重视收集和保管文件档案，在中共一大上，当时会议没有专职的秘书，会上，28岁的毛泽东被推举负责会议记录、文件保管等秘书工作，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的首任秘书，后来，瞿秋白也曾担任过秘书，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曾经出任过秘书长。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曾回忆说，1921年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吴少京主编：《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各种资料显示，在一大上毛泽东没有做过正式发言，他的工作就是做会议记录员，工作中积极认真，时常是一面做好记录，一面动脑筋思考问题。一大代表刘仁静曾回忆说：毛泽东在‘一大’上采取慎重谦虚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很难将他突出出来作为某种主张的代表。（吴少京主编：《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但一大会议主席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回忆与其他代表的回忆存在很大的不同，他说在一大期间，毛泽东也脱不掉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时常爱设下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就坠入其中，发生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的笑起来。（吴少京主编：《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1919年在长沙合影。（后排左四为毛泽东）
　　此外，毛泽东在一大上对侦探的警觉性也非常高。1921年7月30日晚，当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也就是会议的闭幕式，即将召开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急忙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因为当天下午，周佛海忽然闹肚子，肚子很痛而且不停地上厕所，根本不能出门，所以就一个人在租住的地方躺在地板上糊糊涂涂地睡着了。其他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到《新青年》编辑部，议论会议下步该如何召开时，而只有毛泽东非常警觉地单独回到代表住处博文女校，看看那里有没有被侦探监视。周佛海回忆说：一大快要结束时候，一天晚上，我要睡着了，大约十二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进房来，轻轻问我‘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我骇了一跳，问他，才知道出了事。（吴少京主编：《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一大期间对侦探的警惕程度是很高的。
　　第四、毛泽东确定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后期又由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后来，为何把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五次反围剿、长征，历经磨难到了延安，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为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战期间，在延安的中共势力一天天壮大，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的呼声越来越高，需要把党的诞辰日确定下来。
　　中共一大代表临时住所博文女校。
　　1936年，一大代表的陈潭秋用俄文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关于一大开幕的日期，陈潭秋认为应该是在1921年7月15日之后。1936年，一大代表毛泽东与美国进步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不习惯公历的纪年法，他讲的5月应该是中国传统农历的纪年法，而1921年农历5月份总共29天，这29天相当于当时的公历1921年6月6日至7月4日。1937年，一大代表董必武在延安对斯诺的夫人说：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具体日子董老也记不清楚。到了1938年5月，在延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党的生日，许多人向毛泽东、董必武询问此事，对此，他们二人也十分焦急，最后，没有办法，二人经过商定，确定7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正式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来纪念是1940年，1940年《群众》杂志第4卷第18期（7月7日出版）发表了一篇《庆祝中共19周年纪念》的社论，社论明确指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到了194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20周年时，延安的《解放日报》以第二版整个版面刊发《中国共产党20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纪念中国共产党20周年》的社论及朱德、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的文章。从此，中国共产党的诞辰之日被确定了下来，每年7月1日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事实上，后来经过研究，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31日，开幕的日子是1921年7月23日。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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