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十五）村夫子

　　雷扬彧
　　何谓村夫子？村夫子者，乡村学问人，教师也，俗称孩子王。人言，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可那时山里糊口不易！
　　一
　　和多数地方一样，山村的初冬，进入半农闲状态，好天气，好心情；天上阳光，和大家脸上笑容一样灿烂，古人不是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吗？
　　就在这样的好时节，村里来了位老师，本来开学初就要报到，不知被什么事绊住。新老师姓王，四十开外，戴眼镜，较斯文，可脸总阴着，又沉默寡言，眼神尤怪异，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何人何物，他都视若无睹，莫非我们在他眼中都成了隐形人？据说，他本不愿来，但上面不允。和大队有身份的外来者一样，王老师住在村中大队部的楼上。
　　一周后的一个清早，我去挑水时，觉得村里有些异样，大家交头接耳，神情凝重，原来大家在传递一个惊人的信息：王老师上吊死了，就在大队部的楼梯上，样子很吓人，是工作组的老杨最先发现的。怎么会这样？我只觉得他不过是个性格内向的人罢了。老杨当时也住在大队部的楼上，他一直住在那。
　　那件事后不久，老杨要我到他屋里谈代课的事，而且说好是晚上七点以后。大队部在村子中心位置，队部外的墙根下，有一溜垫高的青石板，傍晚常有人在那闲坐：吸烟、聊天、观景、发呆或打瞌睡……人头攒动时，不过十几二十来人，这就是村中最繁华地段，类似福州之东街口，上海之南京路，自然无车水马龙之盛况，有的是老少齐集，人狗咸至。平时收工后，我也常到那一带溜达，和大家套套近乎，听听鸡零狗碎的坊间小道消息。那晚，一路走来，竟阒无一人一狗，四处黑且静，到大队部楼下，怎么连楼道也暗幽幽得吓人，我不敢抬头，只顾向上走，上面亮光处，房门大开，一人黑着脸，独坐青灯旁，我惊出一身冷汗，定睛一看，原来制造恐怖气氛的是老杨，其实平时也常见他这么坐着。我深吸一口气，心神不宁地站到老杨跟前。老杨那晚心情大好，对我的左顾右盼，惊恐万状，浑然不觉，自说自话，絮絮叨叨：先做做，做得好，可转正……他声音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是叫我代课。这我自然高兴，于是连连应允，老杨兴致更高，更是口若悬河；最后是如雷贯耳的宏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不辜负贫下中农的希望……我却始终盘算着等下如何下楼，云里雾里地听着，当然也礼貌地唯唯诺诺，可能还信誓旦旦了吧！老杨终于尽兴，我忙千恩万谢道别。
　　我屏住呼吸，尽量放轻脚步，飞也似的跑下瘆人的楼梯，自然手电是一直亮着的，到了楼下，头也不回地往住处疾走。儿时听人说，人肩上有两盏灯，鬼魅不敢靠近，走夜路时，万不可回头，否则灯熄了，后果可想而知。虽然，革命那么多年，可该迷信时，就一点不含糊。
　　那时村里有一所小学（后来才有带帽初中班），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但多是复式班，学生不多，老师更少，一个老师既要教复式班，还要兼上几门课，比方你教语文数学的同时，还要上美术、体育等课，不管怎么说，这活比下地上山强多了。
　　我惴惴不安地走上讲台，生怕有辱使命，一边努力工作，一边使命琢磨，那王老师到底怎么了。蛮荒之地有如此活法，真乃三生有幸，多少人梦寐以求。这比当大小队干部都强，那是拿工资的，虽然一个月仅十来元，可对我们来说绝对是高薪。那时我们千辛万苦挑一担谷糠到几十里外县城赶墟，也就挣块把钱。说起进城，大家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以沾沾热闹的人气，使寂寞的心得片刻欢愉，忧的是进城的路漫长而又崎岖，且每次进城从不空手，总要挑些东西去卖，否则拿什么买灯油买盐。为省钱，我们备下在城里和来去途中的干粮，有时大家早早把东西吃完，返程只得挨饿。平时，最富裕时，身上就几角钱，刚进山那阵子，我和姐姐每人身上就一枚五分硬币，我用手帕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稀罕的似家中传世之宝，生怕被窃贼惦念，还隔三差五拿出来看看。一年辛苦劳作，到年底分红，除去口粮与返城车票，所剩无几，总共三两张红绿纸币，夹进爱书，闲暇时过过眼瘾。一个月能有十几元钱，那不啻发大财，为此，我心里美极了，有很长一段时间走路都带风。
　　渐渐有传说王老师自尽，是因为发配，我疑窦暗生：至于吗？山村虽僻远闭塞，却也可安身立命。但或许我不该以己度人吧！
　　二
　　我们村是主村，周六副村的老师要到我们这学习，其中有个唐老师，给我的印象挺深，他家不在我们公社。唐老师，瘦骨嶙峋，脸枯槁蜡黄，虽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却健谈。一见面，他就和我们聊他的学生，他的家庭，他的自留地。聊得最多的是他的几个宝贝女儿，没有儿子是他终生遗憾，他说他愿意拿所有的女儿换一个儿子。我们就笑他，何老师说：＂像阿祥那样的换不换？＂
　　唐老师一着急，脸上竟黄里透红，连连摆手，一本正经地说：＂我说的是正常人。＂何老师笑笑，＂阿祥还不正常？村里那么多孩子认他做干爹。＂其实当时谁都知道，我们村阿祥可是个近乎乞丐的人物。
　　唐老师不再解释，垂着头，长吁短叹到：＂你们不知道啊！＂四十多岁的唐老师，那时女儿多已出嫁，我们说他这下可享福，可他听了总摇头，脸色晦暗地嘟哝道，＂你们不懂……＂一脸灾难深重的神情，每每说到痛处，这个中年汉子，似乎一下子又衰老憔悴了很多，好似个不堪重负的人，正肩挑力不能及的担子，一步三喘地在陡坡上挣扎着前行，这时大家一般就默不作声。
　　唐老师还爱较真，好显摆自己的学识，本来嘛，能在山村当老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殊荣哦？不表现表现，岂不是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一次他愤愤地说，你们村那个县城来的知青小冯真不懂事，见到我就问：＂吃完了吗？＂那时他刚吃完派饭从农民家中走出来，有一阵他在我们村临时代课。
　　＂话怎么能这么说？＂唐老师说，＂他完全可以问：‘吃饱了吗？’或是‘吃好了吗？’‘吃完了’不就是‘吃了’就‘完了’！太不吉利。呸，呸，呸！＂
　　我们还以为是什么事，听明白了，都笑，他更得意， ＂说这话，我还嫌不吉利。呸，呸，呸！＂大家更乐 。
　　＂那小冯真呆，第二次见了我，还那么问；第三次他刚说‘饭’，见我脸色不对，就打住，我帮他往下说‘吃好了吗？’小冯竟然笑着说‘不就是完了吗？’真不可救药呀！＂
　　我们忙问：＂那后来呢？＂
　　＂后来这家伙，见了我就躲，还偷着乐。＂唐老师的话还没说完，我们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这样的聊天多是在我们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时进行的，大家说着 ＂阶级敌人＂＂路线斗争＂什么的，不知怎么就扯到明摆着的人民内部矛盾上来，竟还津津乐道。对大家的放肆，魏校长多很宽容地睁一眼，闭一眼，有时忍不住也掺和进来，一时＂学习＂的热情达到高潮，人人脸上洋溢着久违的、无比轻松的笑容。
　　为了能有钱办大事，校长建议搞一个互助金，就是每个教师每月交五元钱给校长，校长收齐后转给约定的一个老师。我们大队九位老师，这样每个月就有一个老师可得到这四十五元巨款，九个月一循环，按大家的话说，就是轮流当财主。我最小，自然很谦让地排在最后。那时总觉得时间过得真慢，那笔没到手的钱，我早早盘算了多种用法。想想普希金说得不错，心永远憧憬着未来！有希望，就有欢愉。哥哥当时送给我鼓舞斗志的普希金的诗，没想到还有这用场。
　　很快就到了夏收，每每此时政治学习就相应减少。沉闷的学习，欢乐的聚会，我不知是厌倦，还是企盼。随着秋季新学期的开始，政治学习也恢复正常，可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唐老师，有老师说，他忙着呢，小外甥病了。再后来是魏校长心情沉重地告知：唐老师去世了。消息来得太突然，后来才听说，唐老师老婆一向体弱多病，他是他们家的栋梁。可他很早就有肝炎，妻子、女儿个个都是他的宝贝，自己省吃俭用，有一点钱都给孩子；而家中，大人的事，孩子的事 ，又事事要操心；长年累月没什么营养，又超负荷劳作。校长说，我们的互助金都捐给他家吧，没人有异议，同是飘泊异乡的人，风雨同舟早都是我们的默契。很长一段时间，每当看到背有些佝偻，瘦弱矮小的中年男子，就有些怅惘，脑海中马上会浮现出唐老师那瘦削、焦黄的脸，当然还有他那略带苦涩的笑。
　　生活的重担到底把一个中年汉子压垮，在山村，我的那些同事们，有几个在人生路上是轻装上阵的，但面对重负，各人有各人的活法。
　　三
　　杨老师是我们大队范老师的丈夫，他在公社其他大队任教，每个周末，他都要跋山涉水地走十几里山路回家。我总以为，他身上有至圣先师孔子爱徒颜回的影子，我读书不多，隐隐记得孔子夸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更赞他：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囿于见识有限，对人有好感，我就好将他往圣贤身上靠。王阳明不是说：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吗？
　　他，高高的个子，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衣裤，脸色苍白，头发略长，脑后的一绺还齐刷刷地竖着，才见到他时，我常不由自主地想到怒发冲冠、刚正不阿。其实，他很随和，我们喜欢接近他的更主要原因还是，他博学多知。他的周末除了干活，就是读书。闲下来一幅手不释卷的样子，我想，安贫乐道大抵便如此。夫人常左右看不顺眼，戏谑地挖苦、娇嗔的斥责都不能改变他的爱好，而他略带歉疚，而又明显讨好的一笑，常常能平息一场风波。
　　那次从公社开会回来，正好和杨老师一路。
　　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山村的秋季，天朗气清，处处飘散着幽幽的稻谷香。金灿灿的阳光下，山野竟然闪烁着一种金属般的光泽，各种色彩也更艳丽：翠绿、杏黄、殷红……，连山泉也格外清亮。俯身小小的泉潭，掬一捧水，弄皱一池秋水，水中倒影，是印象派的画；行走中，惊起觅食的山鸡，迷人的锦绣从水面飘往空中，旋即融入漫天的霞光里。
　　杨老师兴致勃勃地给我讲雌雄山鸡的区别，我原以为山鸡都长着好看的长尾巴；他说留鸟和候鸟，我惊讶，原来天下一般黑的乌鸦，竟然是留鸟。看着远近的山林，杨老师又讲起花青素。不知怎么我们聊到了老师的职业病     咽喉肿痛，说着说着，杨老师俯身脚边掐断一茎小草，说：＂这草叫马鞭草，可治喉咙肿痛。＂那小草其貌不扬，小小的植株，却长着长长的花序，形似马鞭，序上的花虽小，却泛着蓝宝石般光芒。与杨老师同行，那条似乎满眼荒凉而又寂寞的山路也让人走得有滋有味，在他的眼中，世界是那般的神奇与美妙。那年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想，几乎扼杀了我的求知欲。聆听杨老师无关革命大计的闲言碎语，我轻松愉快，更骇然，原来我们身处的世界是这样精彩迷人。
　　很遗憾，就是这么一个热爱生活，崇尚知识的人却命途多舛。儿子一出生就夭折，孩子本是健康的，可大意的接生员，没让这小小的生命多看几眼大千世界，就遽然离去，并不年轻的接生员本应该知道不严格的消毒对母亲、对孩子会造成什么后果。
　　我永远不会忘记初夏的那个早晨，杨老师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上衣，还是那样脑后的头发根根直立，那口棺材好小好小，可他携着似乎异常沉重，他那渐行渐远的背影竟有些佝偻，那年他还不到三十岁。后来，杨老师有两个女儿，一直没有儿子。杨老师是极孝顺的人，他的母亲早年守寡，母子相依为命，母亲极想要孙子。偶尔提到丧子之痛，他最唏嘘不已的是：＂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母亲！＂好像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真是祸不单行，也就是那年的秋天，村里发生了火灾。大约是下半夜，我听到＂救火！＂的叫声时，忙跑到屋外的回廊上，只见村子的一隅已是火光冲天，整个村子如同白昼，周遭的山头上的树木历历在目，发着怪异光芒的空中，飘飘悠悠落着鹅毛大雪般黑色的灰烬。我挑上一桶水就往起火的地方疾走，风助火势，熊熊的大火吐着猩红的火舌，正在吞噬村中阿旺家的木屋，火中不知什么在炸响，烈焰炙烤下，一股股热浪向靠近的人扑来，但大家还是发疯似地挑水，泼水，火焰始终没有一丝一毫要熄灭的意思。转瞬间，火舌就窜向杨老师家新盖的小楼，楼房仿佛是灶膛中的一截柴，而且是一截干透的柴，黑红的火焰似游走的群蛇将小楼团团围住，它们张狂地飞腾着，我似乎听到了呼呼的风声，那是祥和宁静的夜晚风魔火魅狰狞的笑声，笑得人毛骨悚然。湿透的衣服冰冷地贴在身上，寒彻骨髓。那一夜，我们把村中几口井的水都挑干了，火才熄。不知是水的功劳，还是那条石板路，使火焰无法再施展它的淫威，可三分之一人家还是被无情的大火吞噬，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第二天，我们没上课，遭灾人家带着孩子在废墟里翻找还能使用的东西。我看到了杨老师，他是中午赶回来的，当时我正陪着他的妻子，他安慰了一番妻子，就帮母亲翻找东西，而后便向小队长走去，其时，小队长正蹲在废墟边低着头抽烟，杨老师神情忧郁，他走得并不快，脑后根根头发仍直立着，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几年的心血毁于一炬，那几年，并不强壮的杨老师可是用周末的时间，一根根地把要建小楼的杉木从大山里扛下来。他头发凌乱，衣裳褴褛，草鞋破烂，可兴致勃勃，路人一声招呼：＂杨老师又扛树啦！＂＂是啊，盖房子！＂杨老师虽喘着气，回答得却轻松、愉悦。面对灾难肆意发泄是人之常情，可杨老师只很平静地向队长提出帮忙借一两间小屋过度，仅此而已。那场灾难的肇事者是杨老师的邻居阿旺，他总在家中焚烧垃圾肥，对于当地人的这种陋习，听说杨老师不止一次地劝说过他们。可很多人总心存侥幸吧，他们终不理会，谁想在那个天干物燥的秋天恶习终于带来了厄运。
　　不久后，每到节假日，人们又看到兴冲冲的杨老师，挎柴刀，携木杖，着芒鞋，往大山里去。
　　四
　　我们村的小学，在新大队部的礼堂里，准确说，礼堂两侧的耳房是学校的教室。说是大队部，其实仅比一般民房高大些，全杉木结构，两层楼高。底层又大又长的厅堂即为礼堂，礼堂最靠里处有一方小小的舞台。礼堂是泥地，践踏的人多了，油黑发亮，雨天则湿滑无比；窗框一律没上漆，风吹日晒后呈陈旧枯槁的灰褐色，且全无玻璃。冬天即使糊上报纸，也难抵挡寒风在教室里游窜。泥黑的地面，常能见到嬉戏闲逛的蟑螂、蛤蟆、蜈蚣、甚至蛇。那次放学，女生们尖叫起来，原来一条一尺来长的蜈蚣正无比惬意地在礼堂中踟蹰，最终，一胆大的男生将不速之客驱走。虫豸们多不急着赶路，一个个作泫淡超然之态，我琢磨，人家不服，凭什么要我走开！这本是我的地盘。因之，礼堂地面时时上演较平和的人与虫的领地之争。
　　我不懂，当地人为什么从来只驱赶蜈蚣，问了才晓得，按习俗，蜈蚣打不得，否则有灾祸，尤其是女的。据说，邻村一个小媳妇不懂，结果，厄运接踵而至，吓得我，远远见到蜈蚣就立即恭恭敬敬地回避，犹如卑贱草民之见鸣锣开道而来的达官贵人。
　　自王老师自缢身亡后，队里就在礼堂中教室上方加盖几间小屋，再修架简易木梯。才完工，工作组的老杨就搬了来，随即暂住在农民家的魏校长也搬来与老杨做伴。魏校长的家乡远在闽南，说是来支教，寒暑假回家，已经来了十几年。
　　魏校长，高个子，高鼻梁，大眼睛，极像阿拉伯人，尤其是那肤色，什么时候都红红白白，岁月仅在他额头刻下几道不太深的皱纹，我估计那年他三十来岁。每每见到他，总觉得他就是误入山林的番客。不劳动时，魏校长总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他很在乎自己的仪表。教书嘛，就要有教书的样，他常如是说。他是地地道道无神论者，小学楼上那几间小木屋，极简陋，板墙风干后，缝隙大得硕鼠都能出入自如。有人说，大队部从旧址搬来后，把王老师的冤魂也带来。更有人绘声绘色地形容给魏校长听，说夜深人静时，常听到有人缓步上楼声，却见不到人；到后半夜，不知谁总在楼梯口，长吁短叹，声音好凄苦，听得人毛骨悚然。那时，老杨虽说也住那，但到底是客，他不是回家，就是外出开会，为此，魏校长常孤守空楼。说鬼的人，说着说着，容颜大变，随即还环顾一番魏校长栖身的陋室，似暗示你这破屋险了，他可能忘了鬼能穿墙过户的，魏校长听了仍泰然自若，面不改色，随即从容淡定道：＂我是张天师的后人，善捉鬼！＂说着他瞪起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那人不信，笑他吹牛，他让人家等着瞧。说来怪，不久后，据说鬼真走了。鬼一走，人就来。农闲时，村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到魏校长的斗室小坐。常常是，地上一堆人，墙上一堆人。他小屋的墙上，贴满有诸多人物的宣传画，环顾四壁，样榜戏中的各路英雄济济一堂。有人说，校长喜欢样榜戏，觉悟高哦！他竟瞪圆双眼辩解道：＂什么？……人多热闹！＂
　　魏校长晚饭后，常到我们知青楼走走看看。他踱进门，在灶前条凳上坐下，娴熟地卷起一支烟，钳起一小块燃烧的木炭，点上，美美地吸上一口，一番吞云吐雾后，话就多起来。一次，他一本正经地说：像你们这样吃下去，跌死也不会出一滴血！我琢磨了一番才明白，他是说我们如此粗劣的饭食太没营养。这是事实，没有人不想改变，但也没有人能改变。那会儿，我们哪一个不是面黄肌瘦？除了定量的大米，任何东西都没有保障，有盐算不错，那还是卖鸡鸭、鸡蛋、卖米糠等的钱买的。种的菜，是有一顿没一顿。养几只母鸡，只只是计生模范，我都恨不得给它们发锦旗，很稀罕得到几个蛋，还多拿去出售。只有馋得不行，才开戒，一个鸡蛋加上半碗水，放些盐，蒸着吃，当蛋羹端上桌，那久违的袅袅清香向我们袭来时，感动得大家，两眼放光，舀蛋羹的手也微微颤抖，就差要涕泗流。猪肉什么荤腥更不用说，曾因锅台上方从不见悬挂的肥猪肉，屡屡被村民取笑，说馋到把抹锅的油都吃掉。听校长慷慨陈词，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
　　一天傍晚，魏校长兴冲冲背了小半竹篓小虾米来到我的厨房，我从不知山间小小的溪流中还有虾，虾很小，身子是透明的，似乎连五脏六腑都看得清。魏校长将篓中的虾倒了半脸盆，直把我惊骇得不知说什么好。他把虾冲洗干净，撒上些盐与切碎的藠头，然后调上面粉，再摸索出半瓶油，这油是他百里迢迢从家乡带来的。
　　开始炸虾，油才下锅，灶边能站人的地方就挤满了人，自然多是学生。油微微冒烟，魏校长就把沾着面糊的虾子，用调羹舀到油锅中，沸油马上包围了虾块，滋滋作响，白色的虾块由乳白变成淡黄，又变成橙黄，渐渐地又透出些褐红。不一会儿，诱人的香味就溢满整个厨房，闻香而至的村民，在人群外高声叫道：＂好香呀！魏校长在弄什么吃的？＂魏校长那顾得上搭理，夹一块炸好的虾块，放在碟中，一边继续炸，待碟中虾块凉了，魏校长开始尝味道，大家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从油锅转向他的嘴，默默地盯着看，也像他那样微微皱起眉头。魏校长叫声＂好吃！＂大家这才舒眉展目地笑，你甚至可以感觉到有不少人悄悄地咽了口口水。终于锅中油干，魏校长把堆放虾酥的脸盆放到饭桌上，大家不由地＂啊＂了一声，这时，魏校长才松了口气，大大方方地对大家说：＂随便吃！＂话音才落，我们已顾不上斯文，蜂拥而上，你推我挤地把手伸向那诱人的美食。我尝了尝，的确美味极了，香、脆、甜、鲜，不一会儿，半盆的虾酥就被大家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看疲惫不堪地坐在灶边吸烟的魏校长，我有些不忍，说，把你半年的油都用完了，以后怎么办？他还是那幅不介意的样子，说，煮菜有盐就行！后来，隔一段时间，魏校长就会为大家改善一次伙食，没有油，但我们还可以吃盐水煮鱼虾。如果是刚开学，那我们就准有虾酥吃。
　　我们那虽是产粮区，但每个人的口粮还是有限的。魏校长常把自己的口粮卖了，把粮票寄回去，这样自己就得节食。
　　一天，教师学习时，魏校长说有件事要和我们商量，一向爽快的他，说话竟有些吞吞吐吐。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他才说：星期六下午，我们组织学生去拾稻穗怎么样？不捡白浪费，然后按劳分配。他这话，把我们惊呆了。那年头，到处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么长的尾巴藏都藏不住呀！惊讶之余是沉默，久久地沉默，大家垂着头，霜打的菜秧一般。魏校长脸更红，似乎不要大家附和，像对我们，又像对自己说：＂凡事我一个人担！＂随后几个星期的辛苦，万没想到，秋收结束时，全校拾到的稻穗竟然有好几千斤。
　　几乎全校的学生都得到了新书包、新笔、新本子，表现好的同学还有精美的笔盒、卷笔刀……我也分到了两百斤的谷子。尝到了甜头，魏校长更是一发不能收，从那以后，我们真正开始了勤工俭学。砍松枝、剥竹壳、采竹叶、种黄豆……周六下午雷打不动的教师政治学习时间，我们却领着学生钻山越岭忙得不亦乐乎。更让我始料未及的是，队里的大小干部，对我们离经叛道之举，装聋作哑，甚至还有些放纵的味道。大队长的女儿阿凤，是我的学生，砍松枝，竟然创造了一天砍伐近千斤的校纪录。腼腆的小姑娘，我表扬她时，竟小声地说：＂爸爸说要听老师的话。＂随着学校资金的增多，全校学生不再交学费，所有的学习用品，学校包了，我们还更换了新的课桌椅，添置了乒乓球桌，这当然是花钱请木工做的，购置了各种体育器材和图书，所有的老师，每月还有两元钱的补贴。
　　紧随校长，我们亦步亦趋，人人拖着长长的资本主义大尾巴招摇过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还神气活现！
　　那次，我们组织学生到副村去挑新课桌，一声哨响，正待出发，有学生说，阿云没来，那是生产队长的爱子，魏校长听了二话没说，领着我们直奔阿云的家，队长的妻子听到呼唤，忙出来解释，说孩子耳朵痛。魏校长此时早已脸红脖子粗，提高嗓门说：＂又不用耳朵挑桌子？＂说得队长夫人半晌不知如何应对，阿云见妈妈没了词，老老实实拿了扁担跟我们走。管你什么皇亲国戚，本校长一概不理会。
　　魏校长还喜虚张声势，可雷声大，雨点小。有一阵子，队里种的地瓜，老被学生偷挖，队长忍无可忍，拿着枯死的瓜藤到学校告状。本来，那几日魏校长心情极佳，因勤工俭学，大家夸他为村里办了大好事。这下，几只害群之马玷污学校的好名声，弄得校长颜面扫地，他早义愤填膺，怒气冲冲将所有的学生集中到礼堂上。善于察言观色的孩子，知道校长真的动怒，迅速排好队，屏息敛声，只等一场暴风骤雨的降临。只见，魏校长右手携一柄老虎钳，怒目圆睁地站着，乡下的孩子最见不得老师生气，战战兢兢的盯着他手中的钳子。魏校长静默良久，直到我似乎能听见诸多小心脏咚咚咚咚狂跳声时，他才将老虎钳高举过头，很用力地空剪几下，随后，清了清嗓子，掷地有声地说：＂听好，谁再偷挖队里的地瓜，偷一个拔一颗牙，两个两颗，三个三颗，偷多少，拔多少颗！解散!＂这是什么训诫，听他要拔牙，我差一点忍俊不禁。我想，如此拔牙，他也只有解散，否则他自己也要忍不住。憨憨的乡下孩子自然知道这是吓唬，但这样的事情他们再没做过，否则，我不知道魏校长如何收场。
　　一次，下课后，魏校长到教室找我，其时，班上最调皮的阿刚竟然以窗代门，迫不及待地往外跳。下一节还是我的课，上课哨子吹响时，阿刚和同学们说说笑笑地从门外走进教室，魏校长伸手拦住了他，我这才发现，校长和我说完事后并没走远。阿刚有些紧张，魏校长和颜悦色地对他说：＂阿刚哦，你走错了！你从哪里出去，就从哪里进来！＂我们教室的地势高，从外爬窗进教室，对个头不高的阿刚真是难乎其难！阿刚胆怯地照办了，大家伸长脖子，欣赏阿刚无比精彩的攀爬表演，魏校长自然也站在窗边，阿聪手脚并用，狼狈不堪，在大家的哄笑声中终于翻上窗台，好一番挣扎，才滚落进教室。大家笑得岔了气，魏校长也孩子似地咧着大嘴乐。阿刚从地上爬起来，向着魏校长，低着头。魏校长笑饱后，仅一句话：＂窗不是门！＂我和魏校长搭班，他说，我们俩的角色再清楚不过，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互补，学生将来出息，一定感激我们。
　　可我一直弄不明白，他那时说话如此言简意赅，是否怕因言惹祸。
　　这就是山村众夫子之首领，一位特立独行的校长。
　　几十年过去，我想魏校长大约早已回到故乡，不知他锐意改革的精神是否也带了回去。在＂天地肃清堪四望＂的大好时日，他一定彰显才华，大展身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