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父亲，临终前反复问儿媳邓颖超我儿子怎么不来看看我？

　　周恩来与父亲感情很深，但却极少在人前谈起父亲，直到他晚年时，才偶尔会对家人们提起父亲，他曾对家人说：我对父亲是同情的，他为人忠厚老实，这一辈子的月薪从未超过30元，但是他却很有主见，不怕危险，还曾在危险时刻掩护过我。可是，他去世前我却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1942年7月，周恩来父亲因病住院，当时周恩来也因刚刚做完手术在住院休养，邓颖超怕影响周恩来的术后恢复，也怕影响周父的病情，所以两面她都没告知，周父临终前问儿媳：儿子怎么不来看我。
　　邓颖超谎称周恩来出差了，但没想到就是这善意的谎言却成了周恩来一生的痛，7月10日周父医治无效去世了，而次日7月11日就是周父68周岁的生日。周恩来父亲周劭纲
　　周劭纲187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户逐渐没落的官宦人家，他的父亲曾有过官职，在周劭纲幼年时后，他家随家族举家搬迁到淮安，父亲在淮安给人家当师爷挣钱养家。
　　十七岁时，为了考取功名有个好的前途，周劭纲参加了县试，但却名落孙山没有考中。
　　父亲也曾想让他从事师爷这个行当，但周劭纲为人太过实诚，不善此道，父亲只能放弃了让他今后做师爷的想法。
　　但周老爷子没有放弃给儿子另谋生路的想法，为了让周劭纲今后能有个好的出路，周老爷子决定为其花钱捐个出路，他先是为周劭纲捐了个国学生的身份，然后又为他花钱捐了个主事的官阶，但也仅仅是个虚职，只能充充门面，没有俸禄可拿的。
　　但周老爷子却以此给儿子周劭纲说了一门好亲事，亲家姓万，也是官宦世家，亲家公官任同知，女方是万家小姐，名叫万冬儿，因在家排行十二，所以又叫十二姑。
　　冬儿聪明伶俐很得父亲万同知的宠爱，就连冬儿不愿缠足，父亲也同意了，还同意冬儿读书识字，最后竟然在十几岁时就在父亲的首肯下，接替母亲成了万公馆的总管，并且还管理的井井有条。
　　1897年，万冬儿跟周劭纲成婚了，婚后次年就生下了长子，周老爷子很是高兴，为长孙起名为恩来，周劭纲还根据妻子的梦境为儿子起了个乳名叫大鸾。
　　而此时，周劭纲最小的弟弟病得很重，为了给弟弟冲喜，仁义的周劭纲忍痛决定把长子周恩来过继给弟弟，但此举并没有挽留住弟弟的生命，弟弟还是过世了，弟弟的过世让年事已高的周老爷子也因过分悲痛而追随小儿子走了。
　　周老爷子的离世，让这个本就清贫的家生活更困难了，周劭纲的俸禄根本无法养家，当时的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百般无奈，周劭纲跟妻子商量，他去外地谋生路，妻子留在家中照顾家人和孩子。
　　好在妻子万冬儿非常能干，很懂得如何节俭持家，也让周劭纲在外能稍微安心些。
　　但是周劭纲在外打工的薪水连他自己顾下来都难，更别提补贴家里了，而万冬儿只能想尽办法维持着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最终由于过度操劳，万冬儿在1907年过世了，年仅30岁，而周恩来年仅九岁。为厚葬亡妻而辛劳
　　当周劭纲得到妻子去世的消息时，万分悲痛的他立即辞去工作赶回家乡，他要亲手为亡妻办理后事。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岳母提出的苛刻要求竟让他无法为妻子下葬，岳母要求：女儿是官宦之后，后事要风光，棺木一定得是楠木的，还必须雕刻十二朵正花等等，不达要求不得下葬。
　　周劭纲只能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先买了楠木棺材，其他的就暂时无法达到了，岳母不同意下葬，他就把妻子的灵柩暂时安放在庙里，待凑足钱再回来厚葬亡妻。
　　为了尽快能让妻子入土为安，周劭纲把三个孩子托付给亲人，他又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打工之路。
　　而年仅九岁的周恩来，也懂事的主动挑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重担。
　　听说东北好找工作，周劭纲辗转去了铁岭，因为他有当师爷、文书的经验，所以很快就在一家公司谋了个文书的职位。
　　虽然月薪只有十几元，但周劭纲仍然是兢兢业业的努力工作着，可周劭纲太耿直了，他看不惯公司领导仗势欺人，结果没干几天他就辞职了。
　　在外面奔波了一阵后，周劭纲因思念三个儿子，就带着仅有的一点积蓄回到了淮安。
　　而此时，周劭纲的大哥周贻赓和堂兄周济渠在东北发展得不错，周济渠更是在妻兄的安排下获得了一个肥差。
　　在一次得知周济渠出公差会经过淮安时，周贻赓委托堂兄把十二岁的侄儿周恩来和周恩来父亲周劭纲一起带到东北，一方面可以让弟弟周劭纲能在东北谋个差使，另外也可以让侄儿能继续上学，因为他收到侄儿周恩来的信了，信中说：四伯父，因家里实在太困难，我不得不辍学了，可我真的想读书。
　　周贻赓因自己无子嗣，所以对侄儿们都很亲，尤其是喜爱周恩来，于是他就委托堂兄帮忙接周恩来父子过来。
　　周济渠帮周劭纲在铁岭谋了份文书的工作，还把周恩来安排进铁岭当地一所著名的书院去读书，周劭纲薪水虽不高，但在堂兄的安排下食宿都是免费的，倒也为父子俩节约了不少的开支，就算后来周济渠调职到奉天后，也经常接济堂弟和侄儿。
　　也就是两位伯父的善举让周恩来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当时的东北由于是众多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的目标，周恩来在那里看到中国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受着外国人的欺辱，他看清了国人因国家的羸弱被外人欺侮的现实，深刻体会到了伯父说过的中华不振的沉重含义。
　　于是，在一次修身课上，周恩来说出了那句让人振聋发聩的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从此更是发奋的读书，在191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而从此又不得不和父亲周劭纲分别了。
　　而周劭纲为了给亡妻积攒下葬的费用，年近五旬的他继续在各地寻找着谋生的机会。
　　直到1922年，周劭纲才在大哥周贻赓的帮衬下，在齐齐哈尔烟酒事务局谋了一份办事员的差事。
　　虽然收入依旧是不足30元，但至少工作是稳定的，他总算能安稳地生活，亡妻下葬看来是指日可待了。周恩来一生之痛
　　从周恩来到天津读书后，父子俩就很少有时间团聚了。
　　周恩来虽然在四伯父的照顾下衣食无忧，但他很牵挂远在东北的父亲，那些日子，周恩来经常会写日记，日记中也满是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自从周恩来参加革命后，他跟父亲的联系就更少了，而周劭纲却经常能从报纸上看到儿子的消息，而这些消息往往都是让他很揪心的，那都是关于儿子的悬赏信息。
　　周劭纲其实不太了解报纸上说的什么共产党的内容，他只知道儿子选择做的事情一定是对的，能让黑暗腐败的官府如此想要抓住儿子，儿子做的一定就是和官府作对的事情。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的工作更是寸步难行了，周劭纲在报纸上看到了共产党被围捕被杀害被清剿的消息，他决定到儿子身边去支持、陪伴儿子。
　　于是这位老人毅然冒着危险来到了儿子身边，为儿子帮忙干些秘密联络的工作。
　　但随着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党组织已无法在上海立足，为了安全党组织秘密撤离了。
　　周劭纲为了不给儿子添负担，他离开了儿子去天津投奔大哥，大哥又托人给他谋了个收发员的差事，他又开始了为妻子积攒下葬费用的生活。
　　终于，1935年周劭纲终于攒够了钱，他立即携款回到了淮安，按照岳母当年的要求把亡妻安葬在了周家祖坟，此时距妻子过世已经二十八年了，他终于兑现了厚葬亡妻的承诺，而这也耗尽了他这些年来的积蓄，他又重新回到了穷困的生活。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恩来挂念已经六十多岁的父亲，不放心他在淮安自己生活，于是就把老父亲接到了武汉，当时周恩来正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任职。
　　听说，在父亲周劭纲到达武汉那晚，周恩来正在进行一场演讲，当知道父亲即将到达时，周恩来竟然是含着泪结束了这场演讲，他说：各位，我的老父亲要到了，我要先告辞了。
　　看得出，周恩来真的是十分想念自己的老父亲。
　　之后，周劭纲就一直跟随着周恩来一起搬迁、一起撤离，最后在重庆红岩村安定下来了。
　　当时周恩来住在曾家岩，而周劭纲就跟一些家属住在红岩村。
　　周劭纲虽然年纪大了，但他不想闲着白吃饭，就主动要求组织给他安排些事情做，经过周恩来的同意，就安排周劭纲去看守仓库。
　　周劭纲干得很起劲，唯一觉得不满意的就是，虽然离儿子不远，但是见儿子一面也很难。
　　周恩来太忙了，有时候他来红岩村公干，都忙得顾不上和父亲说上一句话，而父亲也只是远远地看着车，看着儿子下车，又看着儿子上车，只要能看见儿子一眼，他就很知足了。
　　对于父亲的孤单，周恩来也不是没有察觉，但他实在是无暇分身，所以他只能另辟捷径，只要有同事休息时会红岩村，他都会请同事尽量多找父亲聊聊天，给父亲解解闷，等同事回来，他再去向同事了解父亲的身体情况等等。
　　1942年7月，周劭纲突然高烧不退，紧急住院了，而此时，周恩来也是刚刚做完手术，在医院陪护周父的邓颖超为了不影响周恩来的术后恢复，决定先不告诉他周父生病的事情。
　　周劭纲被诊断为是疟疾，经常是一会昏迷一会清醒，当他清醒时他问病床边的儿媳：小超，儿子怎么不来看我，都好几天没见他了。
　　邓颖超也不敢告诉病中的老人实情，就说：恩来出差了，很快就回来，回来就让他来看您。
　　结果这句善意的谎言让周恩来与父亲没有见到最后一面，也成了周恩来一生的痛。
　　1942年7月9日，邓颖超写信告诉了周恩来父亲生病的事情，然而次日周劭纲就突然病情恶化，过世了，而此时周恩来刚刚知道父亲生病的消息，还在准备为父亲7月11号过68周岁的生日呢。
　　组织上担心这个消息会让周恩来备受打击，影响恢复，决定先不告诉他父亲过世的消息。
　　但是父子连心啊，敏锐的周恩来还是感觉到了异样，在他的追问下，工作人员告诉了他父亲已去世的实情，为此，他还破天荒的冲邓颖超发了罕见的脾气。
　　其实，他知道，大家都是为他好，但是父亲苦了一辈子，他连父亲最后一眼都没看到，他心痛，痛彻心扉呀。
　　周恩来带病坚持为父亲守灵，并为父亲举行了简朴的追悼会。
　　随后，父亲被安葬在办事处的公墓，而周恩来还为父亲刊登了讣告，还在自己贴身皮夹子中放着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背面是周恩来亲笔写的爹爹遗像。
　　这张爹爹遗像一直贴身伴随着他直至逝世，这份至真至纯的孝心真的是让人动容，让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