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标本制作师没有固定休息时间，每年处理50具遗体，全靠捐献

　　人体标本制作师，一个没有人想要去了解的职业，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死尸，将它们按照不同的医疗目的，制作成形态各异的人体标本。
　　这份工作鲜有人问津，它不仅挑战从业者的生理极限，也在挑战多年来中国人的传统。
　　众所周知，中国人自古就对遗体的态度，以及处理方式慎之又慎，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多名开国领袖，以节约土地为口号联名倡导火葬，可直到1997年全国全面推行火葬制度前，土葬仍是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的唯一丧葬方式。
　　而到了2021年《民法典》开始实施，禁止土葬才第一次作为法律条文被实施。
　　对遗体重视的民风民俗根深蒂固如斯，国家尚且要花费几十年，才让人们逐步接受火葬这种加快遗体消失的丧葬方式，其他对遗体有所作为的事情，中国人更难以接受。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所有人第一次切身体验了生命的重要，无数感人的医疗故事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医疗的温情，种种影响叠加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首次破百万，完成了一年登记人数等于前8年人数总和的壮举。
　　2021年4月，据人民日报发文称，截止当时，器官捐献人数已经突破315万人，提前完成了2019年发布的《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02024年）》中提到的到2024年完成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300万的目标。
　　不得不说，这里面有火葬推行的功劳，从前人们认为逝者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容亵渎，火葬推行后，骨灰替代了遗体，而冗余的器官捐献给别人，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况且捐献还有生命延续的美名。
　　可这些生命礼赞越发盛大的声势，始终没有触及一个禁忌领域遗体捐献。
　　在描述遗体捐献在中国惨淡的局面前，请所有人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你慢慢接受死后可以是火葬，病危时愿意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捐献给需要继续活下去的人时，你愿意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吗？
　　大多数人的答案大概是不愿意，2021年，北京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11万人，但登记志愿捐献遗体志愿者只有约2。8万人。
　　在2021年，几乎代表了中国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首都北京，遗体捐献志愿者与人体器官捐献者比例约为1：4，其他地区不言而喻。
　　很多人或许不理解遗体捐献的重要性，但涉猎医学专业的人应该知道，很多医学学科离不开一位不会说话的大体老师。
　　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现代医学离不开手术，学生也不能缺失对人体构造的了解。
　　人体构造复杂多变，不是一张死板的照片可以概括，手术又是性命攸关的神技，没有实际的人体，医学生认识粗浅，非但不能救人还会害人，因此人体解剖实操课、真实的人体，是医学生离不开的两样。
　　静默无言，任凭学生稚嫩、粗糙的手法来回研究，虽然没有师名，但大体老师的贡献在许多医学生眼中，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在我国各大院校的医学院，大体老师不仅受人尊敬，解剖前学生还会自发哀悼遗体。
　　除了这样的大体老师，有时被制作为标本的遗体也被医学生们称作老师，没有它们，人类现代医学不可能如此顺遂地发展。
　　即便如此，在面对全国医师超过400万人依旧面临相当大缺口的现实时，中国遗体捐献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医疗卫生未来发展的前景，究其根本，即是多年民俗影响下的那一句我不愿意。
　　这一点，王耀深有体会。
　　他一开始也没有想明白，怎么会有人愿意捐献自己。
　　王耀，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人体标本制作师，从业十四年，一年平均经手50具捐献遗体，可他制作的标本，一直难以满足医学研究院需要。
　　华西临床医学院，虽然隶属四川大学，但对接的是中国医疗界四大天团之一的华西医院，作为中国最好的四家医院之一，华西医院有上百年的历史，是中国西部支柱医院。
　　这里每天面对的疑难杂症是普通医院的几倍，医疗压力、医疗科研压力也不是一般医院能想象的，用于研究、教学的人体标本的需求也是不断上升。
　　王耀本是华西医院血管科的楼层管理员，人至中年，迫于生计压力，王耀开始主动接受华西医院医学气息的熏陶，学习人体血管相关知识，等待机会在华西医院的工作更进一步。
　　2008年，王耀得到了来之不易的机会，只不过这个机会看起来并不怎么好。
　　人言道，最好的老师既不是父母，也不是兴趣，而是生计，良师相伴，王耀学得相当不错，再加上耳濡目染，王耀一个门外汉对人体血管构造的了解，比一般本科生还要深刻。
　　靠着这份刻苦用功，相熟的医生将他推荐给了华西临床医学院，在简单的测试后，他获得了人体标本制作师这个职位。
　　人都对死尸有抵触，更何况是从事一份摆弄死尸的工作，可王耀的孩子上学急等着要钱，他也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咬着牙应承了这份差事。
　　两个月的培训后，王耀上岗了，怎么制作，面对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这些王耀理应烂熟于心，他该自信满满，但他去上班的那条路，走的格外忐忑。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嘉德堂，新式仿古建筑，外表看上去典雅大气，不过这份初印象在得知这是解剖、存放标本的教学楼后荡然无存，反而什么古典带来的文韵十足全部变成了为恐怖气氛妆点历史感的大可不必。
　　第一次来这里上岗时，王耀是有前辈带着的，走进去倒也没有路上那么忐忑，但他的运气着实不太好，他第一次面对就是一具高度腐化的尸体。
　　遗体捐赠者信息不明，他们也不该去打探，这是对捐赠者最大的尊重。
　　但按照人体标本的制作标准来说，人体标本制作的最佳时间在68小时左右，即便是冷藏，最多也不超过一天。
　　这具遗体显然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而他们要做得只剩下剔除遗体的皮肉，制作人体骨骼标本。
　　换作从业者以外的人，看到这具遗体，不免猜测遗体来源，但王耀并不会往坏的方向猜测，因为在我国，只有签订遗体捐赠协议方可将遗体制作为标本，眼下的腐烂，只能说明死者生前遭遇了很不好的事情。
　　带着多一份的怜悯，王耀和前辈对着遗体做了简单的默哀仪式，默哀结束，两人又鞠了三次躬，方才动手。
　　一般情况下，工作间是有一个小后门的，为了避免别人看见，通常是关着的，但在王耀的强力要求下，前辈半开了门，让外面的阳光打进来一部分。
　　高度腐烂的尸体，身上唯一还有生机的地方就是活跃的蛆虫，王耀刚一接触肿胀的皮肤，就有蛆虫摇摇晃晃地向他打招呼。
　　生动的画面让原本心情沉重的王耀，恢复了各种知觉，隔着口罩，恶臭的尸臭还在努力突破防线，往他的鼻腔里钻，钻进鼻腔后，又一路向下，勾动着胃壁，让它抽搐，将吃过的早饭挤出来。
　　王耀强忍着恶心，接过前辈递过的解剖刀，轻轻一划，黑乎乎的腐肉、组织液挣开皮肤的束缚向外涌出。
　　臭味更加明显了。
　　王耀用更大的毅力控制着大脑放空，控制着手继续操作，控制着胃不再躁动。
　　清理完腐肉后，失去弹性，坚硬的瓣状肌肉漏了出来，他再次挥刀，切开肌肉组织，漏出下面的骨骼，王耀反复着操作，和前辈忙活了很久，才将人骨从皮肉中清理出来。
　　期间，王耀没有休息一次，前辈叫停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了中午，前辈建议先吃饭，但王耀拒绝了，即便是带着手套，王耀还是要花些功夫去接受自己的手解剖过一具尸体。
　　而且，此时他的胃还在翻江倒海，根本没有心情去吃午饭，听到王耀的拒绝，前辈的眼神有些怪异，王耀将其误以为是惊奇式的称赞，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荒谬。
　　一心想早点结束的王耀根本忘了在剔除皮肉后，要做的是剔除软组织和对骨骼进行防腐处理，这些只需要一种操作就可以完成，那就是水煮。
　　水煮法是人体骨骼标准制作过程中较为传统的方法，不仅便于去除附着在骨面的软组织，还能有效地将骨髓腔中的油脂逼出，防止骨骼从内部腐坏。
　　这个方法优点很多，但缺点更加明显，为了时刻观察骨骼状态，水煮过程中，制作者需要盯着整个过程，这不仅是对制作者视觉的冲击，还是对心理、嗅觉的冲击。
　　第一次工作以王耀吐得天昏地暗为结局，那一天之后，王耀一度想要辞去这份工作，但还是现实阻拦了他的任性，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开始了十四年如一日的人体标本制作生涯。
　　毋庸置疑，这份工作很辛苦，遗体不仅会是以面目全非的样貌出现在王耀面前，更多的时候是在生命体征消失的第一时间送到王耀的手里。
　　有很多生前患有奇难杂症而不治身亡的捐献者，其遗体的医学价值十分高，但随着生命体征每多离捐赠者远一分钟，遗体的变化就多一分，距离想象的医学价值就更远一点。
　　这就导致王耀总是在和时间战斗，常常忙起来就忘记休息。
　　忙碌的工作，加上经验的丰富，王耀开始忘却对工作的不适，渐渐地自己可以独立一人完成不同的标本制作，尤其是血管类标本的制作。
　　他对血管格外熟悉，唯一的阻碍就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将错综复杂的血管自血肉中分离。技术操作要求很高，王耀克服起来很难，还经常出错，但王耀唯一的优势就是很少错漏一根血管。
　　他本来是为了不被扣工资去做分离血管的，但有一天，他刚刚制作完成的血管标本被立刻拿到了解剖课的课堂。
　　他静静地站在门外，听着台上教授的讲解，看到学生的恍然大悟，他突然咂摸出了一点不一样的意味。
　　尤其是当听到教授说这个标本制作得很不错，没有任何错漏，你们可以以此为范例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了与有荣焉。
　　荣的不是现在的夸奖，而是这些未来的医生们因为自己的一个标本，在医学道路上走得更顺遂。
　　因为这件事，他的工作情绪也转变了，从前他总是带着悲悯和遗憾去对待那些遗体，现在，只有敬重。
　　人类手术的早期发展史，无疑是一部反伦理史，无论是私掘尸体，秘密解剖，还是后来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鲜有光明正大的推手。
　　直到遗体捐献出现，人类虽然还是普遍难以理解亵渎尸体，但这些捐献者，却背负起了人类医学的发展，帮助现代医学不断进步。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转变，王耀的心态也转变了，他去登记了遗体捐献，他再也不嫌弃整日一天忙到晚，甚至有时很矛盾地想就这么一直忙，亦或者变得更忙，一年50具自己吃得消，60具也可以。
　　但这样的想法，在亲眼目睹一次器官捐赠时，改变了，一次，他去医院办事，一个年仅6岁的小姑娘离世，她的家人痛不欲生，但还是将她的肝脏捐献了出去。
　　他被情绪感染了，迫切地想要知道小姑娘的肝脏后续会在哪里，他熟悉医院的捐献流程，他发现小姑娘的肝脏被移植给一个肝脏先天受损的5岁女孩身上，女孩的家人激动地哭了，是喜悦地哭。
　　悲痛，喜悦，移植是一个生命逝去的悲痛换另一个或几个生命新生的喜悦，绝望与希望交织，生命起落间完成交替，这样的冲击亚于王耀第一次工作。
　　遗体捐赠，捐赠整具肉体，看似不做任何的生命交换，实际上是一场与死神更伟大的交易。
　　交易有四个参与者，捐赠者、王耀、医生、死神。
　　死神带走生命，却把收割生命的伤痕当做代价留在人间，捐献者拿出伤痕向医生交易避免死神再以同样方法收割生命的办法，而王耀就是定格伤痕的中间人。
　　用一家之悲痛，换更多人未来绝处逢生时的喜悦，这便是遗体捐献者。
　　站在中间的王耀变得更加矛盾，这样很伟大，没有人不渴望这样的伟大有很多，遗体捐赠者家人除外。
　　王耀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不是所有人都有感情，也不是所有人都对逝者不闻不问，可只要世上还有人为了亲人离去而悲痛，王耀就难以祈祷经手的遗体再多一点。
　　十四年过去，不仅身边的人，甚至有时候连家人都很难与王耀共情，难以理解他在工作上的乐此不疲，经常在他半夜接到紧急任务慌里慌张时，感到羞怒。
　　别人避之不及，你慢一点又能怎样？这是王耀听到的最多的话。
　　他的回复也一样单调：我快一点，医生就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