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顺利嫁出她9岁缠足痛得彻夜难眠，今儿孙满堂其乐融融生活幸福

　　作者：郎玮
　　人物生平： 王伯兰，女，民国十二年（1923）农历六月十一生人，现居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坊城街道办事处蒋家村 28 号。王伯兰生于农村家庭，幼时辛勤做工，经历日军侵略，25岁出嫁，相夫教子，与国同行。为人善良温和，开明通达，在平凡岁月中体悟人生。
　　百岁老人王伯兰一、印象
　　位于山东半岛中部的潍坊市坊子镇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小城镇。光阴荏苒，生命来往，在这个小镇眼里，再平凡不过。
　　民国十二年（1923）农历六月十一巳时，太阳未至中天，婴儿的啼哭声、屋外聒噪蝉鸣、天井里高大黑槐上隐隐约约的鸟叫声，各种声音混杂，宣告着王家石埠王维信家二女儿的降生。
　　王家世代以耕田为业，按现在的计量标准，田地数量50亩有余，家里有两头驴，一匹骡子，两头猪，家境也算殷实。带着为人父的欢愉，父亲给她取名＂伯兰＂。兰为王者香，芬馥清风里，只愿她一生淡然前行，一路淡淡芳香。
　　王家房屋坐北朝南。大门口以北有两棵高高的黑槐树，夏天到来，槐树枝叶繁茂，树荫近乎可以覆盖整个天井。生长在院子东侧的两棵楸树造型独特，枝干弯曲向东探去，像伸展的手臂。天井西侧则是一株圆枣树与一棵杏树，每年三四月，黄澄澄的杏子挂满枝头，酸涩的味道，现在还留在她的记忆里。后院零零散散长着几株荆树，到春天会开出好看的紫花。
　　小时候，王伯兰常与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一起玩耍，她们用绳子做皮筋，边哼唱口诀，边欢快跳跃。从地上随意捡起一把小石子，就可以一起比赛＂拾波狗＂——抓起小石子扔到空中，接住的越多，也便越厉害。她也喜欢＂打皮球＂，所谓＂皮球＂，即将家里的废旧毛线一圈圈紧紧缠成球，将毛线球拍到地上，它会再次弹起来，这便是孩子们的＂打皮球＂游戏了。
　　那时候，街上尽是玩耍的小孩子，拾小石头、打皮球，嬉笑打闹，一直到太阳落山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待夕阳西下，小燕归巢，家家户户飘起炊烟，倘若孩子们没玩尽兴，约上自家兄弟姐妹，大门口也是不错的玩耍之地。
　　王伯兰有一个大她三岁的姐姐，两个弟弟。孩子们之间吵吵闹闹是家常便饭。新颖好玩的玩具，刚出锅且热腾腾的窝窝头，刚摊好的煎饼，都可以成为他们争夺的物品，吵闹归吵闹，兄弟姐妹们的感情却丝毫不受影响。
　　王伯兰自家后院有3间屋子，其中一间屋子为书房，听父亲说起，家里曾经雇师傅到书房教孩子，＂私塾＂，是她最早接触到的有关学校的概念。
　　满天繁星下，她也曾幻想自己可以挥毫泼墨，吟诗作对。
　　只是，那个时代没有女孩子上学一说。看着两个弟弟陆续人学读书，她心里涌起一股莫名情愫。＂闺房女子就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一世俗束缚像无形镣铐，将她锁在家里，承担起一个女孩子对于家庭应尽的义务，揽活做工，补贴家用。
　　六七岁时，王伯兰便跟着姐姐王秀英做各种杂活，干活甚至成了姐妹俩在家的唯一消遣。杂活类型多样，比如＂接网子＂、包烟卷等。所谓＂接网子＂，即发制品初加工。王伯兰和姐姐一起，将厂家提供的大量长头发两根对接打结,一根根头发相接之后形成发网,发网的样式与复杂程度各异，6扣、8扣、12扣；纯黑、纯白、黑白相间……
　　枯燥单调的工作一天天重复，有时头发缠成一团难以梳理，有时纤细的发丝会划破她细嫩的手掌，从黎明曙光初现，到夕阳余晖收敛，苦与累已成为日常。做好一批，姐妹俩将发网挂起，等待厂家验收。6扣的发网一捆能换4毛钱，12扣的则能挣1块2毛钱。其他诸如卷烟卷、包烟一类的活，一天也能挣几毛钱。她年龄虽小，却异常懂事，自己所做有其价值，苦也值得。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曾一起玩耍的姑娘们不见了身影，两个弟弟陆续进学校读书，家里的田地播种一季又收获一季。王伯兰不知道的是，平淡生活表面之下，生命的潘多拉盒子正在缓缓开启。二、折翼
　　9 岁那年，等待王伯兰的是那时每个女孩子都要经历的一道坎——缠足。为何要缠足呢？家里人告诉她，＂要想嫁出去，找个好婆家，就必须要缠足。＂＂三寸金莲＂才是女人脚的标准样子。倘若不缠足，那可能不仅找不到好婆家，连婆家都是找不到的。
　　虽然只有9岁，王伯兰对于这种疼痛已有了大致的了解，身边大一些的女孩子、村里的妇女，个个都是小脚，姐姐的缠足经历，她也是知道的。当这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她带着未知的忐忑与惧怕，将双脚伸向宿命一般又长又宽的白布，她看着母亲将白布一圈一圈紧紧缠到自己脚上，脚趾关节被折向脚底发出的声响，骨肉拉伸产生的锥心疼痛，如刀刻石，刻进生命。
　　之后几天，她只要下地走路就会疼到出一身冷汗，夜晚自己偷偷解开白布，到白天会被更加用力地缠回去。唐僧给孙悟空念的紧箍咒也不过如此吧，兴许要想成长，只得度此劫。可这不曾经过理性检验的陋习，又为何应当存在呢？三、黑暗
　　坊子这座小城镇占据着相对重要的地理位置。1914年8月＂一战＂爆发以来，日本与德国争夺坊子主控权，控制胶济铁路并占领沿路矿山，同年9月，日本铁道联队率部队占领了坊子及坊子煤矿。1916年，日本在此设立了外交领事馆——坊子出张所，并陆续有日本侨民来经商定居。
　　1937年，也便是王伯兰14岁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在坊子镇设立宪兵队，承担当地警察职能，监管督查驻军。宪兵队在坊子的驻地名为百大营，距离王家石埠村也不过几里，日本鬼子日夜外出扫荡，烧杀抢掳，无恶不作。
　　王伯兰曾目睹日军暴行。大清早，石埠山上站岗的村民看到一行持枪黄衣日本宪兵队，匆匆忙忙跑回村子报信。＂日本鬼子来啦！＂村里人闻声行动，他们带上家里有价值的东西逃窜，最多留一位老人在家看门。宪兵队从百大营驻地出发，身着一身土黄色军装，脚蹬高至大腿的皮靴，气势汹汹进村，挨家挨户扫荡，能抢则抢，抢不走则烧，更有甚者放狗追逐撕咬无辜老百姓，身强力壮一些的被掳去修路采煤，较弱一些的则被生生活埋，所至之处，十室九空。
　　王伯兰义愤填膺，恨不得自己变成扛起冲锋枪的战士与恃强凌弱的日军一决高下。但无奈，自己正值手无缚鸡之力的豆蔻年华，碰到日本鬼子进村扫荡，只有一个选择——逃。
　　她和姐姐带上家里的饼、窝头，以备充饥之用，跑向更远的村子或者田地，找地方躲起来，屏住呼吸，杂乱的脚步声、村里人的耳语声，清清楚楚的心跳声。这种压迫感与恐惧感，比噩梦可怕百倍。
　　这种被阴云笼罩的生活一直持续了10年。随着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驻扎在坊子的日本鬼子也开始大规模撤退，昔日耀武扬威的日本鬼子如今落荒而逃，可谓大快人心！四、花轿
　　日本驻军坊子这10年中，动乱有之，反抗有之，平民生活亦有之。
　　王伯兰身边的女伴们陆续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嫁，只有她仍在闺中。
　　在父母包办婚姻的年代里，王伯兰的父母也在帮女儿寻觅着合适的夫婿。只是这一寻觅，就是将近10年，转眼王伯兰已到了25岁，成为村里人眼中＂找不到婆家的老大姑娘＂。她虽然嘴上说着＂在家里多好，在家里享福＂，心里还是暗自有些担忧，如果一直这样拖下去，会不会真的没有人要，只能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过了?
　　为何王伯兰久久未能出嫁呢？一方面，日本鬼子在坊子地区扫荡侵略，社会动荡；另一方面，父母包办婚姻的传统使得女孩子们不具备自主选择权，也不具备争取婚姻自主的能力，只能依靠父母进行选择；再者，在这追求家庭条件＂门当户对＂的年代，要看对方家里条件如何，找个合适的人家更是一件难事。
　　终于，1947 年的一天，父母告诉王伯兰，婆家找到了，对方是蒋家村的一个 19 岁的小伙子，名字叫作蒋之俭，听旁人评价，他是一个＂长得很秀气＂的男人。未来，在这一刻有了隐隐约约的形状，这一天，终于还是到了。女儿出嫁，准备嫁妆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父母为她备好柜子、箱子、四四方方的炕桌子、镜子，所需家具，尽可能备齐，父母对于女儿无声的爱,此刻也显现出来；媒人携来订婚证书，红底黑字，一笔一画，清清楚楚；给邻人、亲朋好友送去请帖之后，婚礼也便提上日程。
　　坐在4人抬起的花轿上，王伯兰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喜庆的喇叭声、铜锣声从轿子前方传来，8支大彩旗迎风招展，女童挑着4盏红灯笼，朝蒋家村方向缓缓移去。她妆容精致，凤冠霞帔，红袍绿带，长长的耳环随着花轿有节奏地起伏。
　　衣服与红盖头遮住了她此刻的泛红的面容，去往新郎家的路，仿佛无限漫长。抵达蒋家，王伯兰小心翼翼走下花轿，新郎官蒋之俭用一根红绳牵着她，身后有两名女伴陪同。院内摆一桌子，桌上放置红蜡烛，几支香静静燃烧，桌腿上拴着一只活公鸡，昂首踱步。
　　走进屋子，拜过天地，拜过高堂，婆家人将公鸡从桌腿上解开，扔到屋顶上放生，获得自由的公鸡扑棱棱扇着翅膀，消失在众人眼中。
　　公鸡，即＂吉＂，取＂吉利＂之意，寓意婚事美满，万事吉祥。少了红盖头的遮挡，眼前的男人确如旁人评价，清秀且高大英俊。王伯兰心里暗自欢喜，爱情，这一曾经距自己十分遥远的事情，此刻竟触手可及。
　　新的生活将在这里开始，往后余生，身为人妻，相夫教子。五、年轮
　　婚后，王伯兰在蒋家住下，料理家务，洗衣做饭。每年农历正月十六，她便会带上孩子，带上看望爹娘的物品回娘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一直到寒食再回蒋家。
　　由于种种原因，王伯兰的婆婆比她只大了几岁，两人一起打理家内杂事！做工、喂养孩子，婆媳关系非常融洽。丈夫待她也体贴，她渐渐对这个家庭生出一种温暖的归属感。
　　蒋家也是田户人家，男人进田种地，女人在家做针线活。
　　在那时，并无＂服装店＂一说，穿衣戴帽都靠自己缝纫，仅仅是做衣服这一件活，也足够女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
　　从脚上穿的鞋、鞋里垫的鞋垫儿，身上的裤子褂子，到头顶的帽子，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衣服，都是王伯兰和她婆婆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她的手也因为长期使用针线和顶针而磨起了茧子。
　　农村没有时钟，也未通电，村里人仍旧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状态。通过公鸡打鸣估计时间，已成为村里人的必备技能。
　　村里公鸡第四次打鸣，王伯兰便按惯例起床，准备一家人的早饭——扒灰、添水、加篦子、放干粮、烧火、开锅之后加玉米面，等淡粥熬好、干粮温热，她便停止放柴火，余温萦绕，炊烟从烟囱飘出，袅袅散去。将简单的早饭摆上桌后，王伯兰会在第五次鸡啼声中起身切一碗咸菜，等家里人起床吃饭。
　　在农村，设施落后，消息闭塞，人们前一天与后一天的生活其实无异。太阳会照常升起落下，公鸡会按照自己的生物钟在定点高声啼叫，男人清晨出门，傍晚归家，女人们忙着做饭做针线活，一天的流程就是在这样的往复中逝去。
　　只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表面平静而停止向前滚动。
　　1948年，坊子镇获得解放。
　　1949 年 10 月 1 日，伴随着礼炮 28 响，天安门城楼上传出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夭折
　　王伯兰28岁那年，终于有了第一个孩子。
　　看着这个新添的小生命，王伯兰与丈夫蒋之俭都欣喜不已，她心里想着该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想着这个小娃娃将来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只是她没想到，意外比未来抢先一些。
　　＂小孩一生下来就生痧子、生痘子，痘子有指头肚大小，看着真可怜。＂所谓＂生痧子＂，即＂麻疹＂；所谓＂生痘子＂，即＂水痘＂。现在看来一剂疫苗就能防疫的传染病，在那时却成为了一年之内夺走一村40条小生命的无情恶魔。
　　在较落后的地区，孩子一旦患病，就等于被判死刑。小孩子喝不下草药，当时也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孩子的麻疹或水痘，就算只是轻微的流行感冒、腹泻，都可能取走这个孩子的性命。
　　死刑同样判给了她第一个孩子。当这个小生命在痛苦中永远合上双眼时，丧子之痛，她初次有了切身体会。自己的亲骨肉，未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也未能弥补她的缺憾进学堂学习，更未能有所成就，便匆匆离去，王伯兰心中满是郁结与愧疚。
　　按照村里的习俗，小孩子夭折是不可以埋葬的，大多用篦子或干草包起来，放到村后的水沟里，再用铁锨铲土稍微覆盖一下，送葬便算结束。深夜，村后传来阵阵狗吠声，一声，一声，像锤子砸铁钉一般钉进王伯兰心里，锥心刺骨。
　　直到王伯兰30那年，她才有了一个女儿。之后，陆续有了4个孩子，其中一个未能逃过传染病的厄运离世。2 个女儿，2 个儿子，成为了她生命里的色彩。七、行者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村里就组建起生产队、农业生产合作社，家里的田地一并上交集体进行统一管理耕种。丈夫在队里负责赶大车运物资，大车是分配到的，车轮为木质，时间一久，磨损严重，赶车行进时会有节奏地上下颠簸。生产队建成之后，村里开始吃食堂，按户分配农具，并以抽签的方式分配队内物资，以示公平。
　　1955年，家里添了一个男孩子，比大女儿小3岁。丈夫在队里赶车，王伯兰在队里套牛推磨，两个孩子在家里，大女儿偶尔来帮她做点活，日子还算安稳。
　　接下来，蒋家与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经过＂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身处困苦，却未曾放弃希望。正是在这种信仰的支撑下，在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感激励下，王伯兰得以熬过这最为困苦的3年。
　　1962 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发布。小至村落，大至国家，都在慢慢恢复元气，人们的生活也逐渐有了烟火气息。那时候，家里的孩子虽然顽皮，倒也听话。
　　王伯兰与丈夫都是淳朴的庄户人家，在教育孩子方面没有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与孩子聊天时＂要好好做人＂的劝诫，孩子离家前一句＂出去别跟别人打仗＂的叮咛，孩子从学校回来后＂出门拔草喂兔子＂的催促，都成了孩子们印象里母亲的教育记忆。
　　言传之外，更有身教。
　　20世纪70年代初，大女儿也到了出嫁的年纪。先后有两三个媒人上门提亲，到这时，包办婚姻的色彩已经削弱很多，大女儿能够见到上门提亲的对象，并有了自己做出选择的自主权。就像王伯兰所说的，＂女儿愿意才可以＂。之后，大女婿以青年的执着每天上门帮女儿做工，久而久之，也便确定了关系。
　　女儿出嫁，按照习俗是要做被子陪送过去的。怀着忐忑的喜悦，王伯兰到好几里远城镇的集市上买来做被子用的棉花。背着这份沉甸甸的幸福回家后，她才发现，商家多找给她二三十块钱。
　　二三十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自己上门的钱财，留下也不会有人知道。但她转念一想，商家辛辛苦苦摘棉花、弹棉花，起早贪黑运到集市上卖，结果因为失误而有这般损失，换位思考一番，她做出了选择——搭上好几里路把多找的钱还给商家。
　　诚信做人、善良处世，无须言语，实践便足够。八、相夫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陆续从中央吹向全国各地，＂生产队＂＂合作社＂＂集体食堂＂，五六十年代被推至顶峰的词汇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坊子，生产队陆续解散，家家户户重新分配到一定田地进行自主经营。分地之后，蒋家分到一辆大车、一些耕种必需的农具，像铁锨、二叉子等，一家的基本生产需要得以满足。
　　生产队取消之后，王伯兰的丈夫蒋之俭一边种地，一边用空余时间回收废旧瓶子，年纪再大一些，他到坊子街的工厂看大门，一月给 60 块钱工资，24 小时轮班，即守一天一夜，再休息一天一夜。这种对精力体力要求极高的工作，让谁来做都很难吃得消。王伯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能做的，只是给丈夫准备好下一天的食材，整理好铺盖，送他出门，再迎他回来。
　　到了八九十年代，儿女都已成家立业，田地交由两个儿子耕种，无须上缴公粮，也不再养马拉差，儿子、儿媳们都孝顺，王伯兰半生操劳，到这时才不需要鸡啼而起，不需要因为没得吃而担惊受怕，一家人和和气气，日子缓缓流逝。
　　1997年，丈夫69岁，因年迈离职。回家之后，他开始放羊。只是丈夫养的羊，命都不长，三只明明来年二三月份便可以生羊仔的母羊，总是在年底离奇患病，永远留在了旧的一年中。
　　就这样过了七八年，2005年冬天，丈夫已经给家里的母羊找好了种羊，并相信它可以挺过寒冬见到春天，顺利生下一只小羊，再卖一笔钱。他想得没错，只是这一次，是蒋之俭永远留在了旧的一年。而这只怀孕的老羊，成了丈夫留给王伯兰的最后念想。
　　不会打理，也不舍得卖，王伯兰只得找儿子帮忙，她每天模仿丈夫的样子用玉米、麻糁、粗面兑水喂羊，摩挲着老羊的毛发，思绪飘回丈夫还在身边的日子。
　　老羊和小羊最终还是卖掉了。毕竟，生活总要继续。九、暖春
　　＂现在过得很好，这么多年头一次觉得自己过得这么好。＂
　　提及现在的生活，王伯兰脸上绽开笑颜。＂吃得好，穿得好，不用干活，愿意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已经十五六年没有自己动手做饭了。＂她看一眼身边的大儿子，又笑了起来，＂两个儿子都在附近，很享福！＂
　　论及养生，老人摆摆手：＂哪里有什么养生之道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有个好心态，就行啦！＂
　　话虽如此，家人陪伴，心态平和，开明通达，活在当下，知足常乐，温柔行走，正是老人的养生之道。
　　虽然年龄日渐增长，她的心境却不曾被年龄束缚，而是勇于尝试，勇于挑战。儿女、儿媳、孙子孙媳，皆待她如宝。66 岁那年，她亲自爬上泰山，用小小的脚攀登一晚上，观赏日出，一览众山小。去过两次青岛，她也不晕船，随着海浪摇晃，游览海底世界，开心得像个孩子。
　　去寿光看过莱博会，去临朐爬过云门山，游过峡山、见过北海，登上安丘青云山的白云塔，旁人不禁夸赞：＂这么大年龄都能爬上来，真厉害！＂闲暇周末，孙子一家会带她到潍坊各种大楼里吃饭、玩耍。过年的时候，她穿上大儿媳妇送的正红色唐装，格外精神。
　　老人精神上积极开明，身体也健康，像一个老小孩，跟重孙子重孙女们一起，与其说是她哄孩子，倒不如说是孩子们哄她。她没事便在家里浇浇花，出门逛逛公园，老人爱吃肥肉，兴起甚至爱喝点儿啤酒。到了晚上，她会记起好多以前的事情，一边怀念感慨，一边倍加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采访手记
　　拜访老人那天，正值盛夏。午后，一家人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出发，雨势一路变大，刚出门忐忑的心情，反而在雨声中慢慢平静下来。
　　老人住在大儿子家，刚进门就见老人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衣衫整洁合体，头发也打理得很整齐。见笔者进来，她起身招呼笔者快快坐下，拿桌上的水果给笔者吃。采访开始之前，笔者走上前坐在老人旁边，握住老人的手，这是一双怎样的手啊，枯瘦沧桑，却温暖有力。老人手心的温度给了笔者力量，采访顺利开始。
　　从小时候接杂活、缠足，到见证日本鬼子扫荡，再到成亲、成家、成人、丧子之殇、丧夫之痛……困难时期的坚毅与隐忍，岁月打磨之后丝毫未损的善良与开通，一一呈现在笔者的眼前。老人的故事像一张泛黄的老唱片，小心翼翼放到留声机上，缓缓旋转，一圈一圈，时而平静悠扬，时而跌宕起伏，咿咿呀呀，唱着属于她自己的声音，也映射出时代的辗转变迁。
　　百年中国，历史由千千万万平凡百姓书写，王伯兰老人并非中国百年进程中力挽狂澜的伟人，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她只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像一位温柔行者，平和、善良、坚忍，温柔了时光，也被岁月温柔以待。
　　资料来源：100个百岁老人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