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写作普通人离第一本书有多远？

　　素人写作正成为一种潮流，名不见经传、从没受过专业写作训练的普通人，将自己的故事出成书。图为素人作者许路（左上）、吴为（左下，和外公外婆）、杨岚（右下）、李一洋（右上）。（资料图图）
　　黄昏的光线裹在缭索上，随着海风跳跃，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鱼腥气，浪涛在有节奏地拍打着。福建诏安老家的大帆船，正停靠在这个橘黄色的码头上。父亲带着我上船，跟老家来的船员围坐在甲板上，支起一只脚，泡茶下棋。而我则上蹿下跳，四处寻找和捡拾遗落的船货。
　　童年的许路便是在这样的场景中成长的。那些来自诏安老家的大帆船，悄然成为他的情结。长大后，复原一艘中式帆船，并驾驶它跨洋航行的渴望愈发强烈。
　　许路花了八年时间在沿海各地的老港和渔村间穿梭、寻访民间造船工匠，研究各类官方和民间的船谱，确定中式帆船的复原原型，最终造出了一艘太平公主号。船出航了，许路却因为造船期间就存续的各种利益冲突留在了岸上。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完美主义者编织的完美故事，往往不会有完美的结局。
　　机缘巧合听到这个故事后，出版人涂涂当天晚上便在图书编辑群里留言，一定要做许路的书。尽管当时这本书连一个字都没有。
　　2019年，许路正式写下这个故事。2022年7月，《造舟记》出版，这是许路的第一本书。
　　过去，新的写作者通常从文学期刊涌现，《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等纯文学期刊，数十年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秀。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文化市场的变化和大众媒体的发展，素人作者的创作渠道变得多样化。
　　以前只有一个所谓学院化的或者间接化的通路，而现在通路多了。你会发现民间其实一直有创作。涂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如何将这些民间的创作转化成一本书，是横亘在众多新人作者与出版方之间的问题。从写出自己的故事，到这本书真正出版，中间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
　　把故事变成文本
　　2019年，在涂涂的鼓励下，许路动笔写自己的故事。
　　在这之前，许路的文字几乎都是关于中式帆船的调查和研究。他每天会记录自己的工作情况，形成一份工作笔记，其中包括他的田野调查沿着福建海岸线探访几十处造船作坊和上百位造船师傅，搜集有关造船技术的口述资料，包括他回到书斋后研究梳理的各类船谱，官方船谱相当于船的材料手册，告诉他船是什么样子，民间船谱更多记载的是船的营造法式，解释船是怎么造出来的。
　　有些内容他随手记在小笔记本上，有些则会整理后录入电脑。造船后期，许路将这些工作笔记做了个人著作权登记。
　　借助一部分外界资金，许路最终将这些文字成功付诸实践，复原出中国古船太平公主号。但如果他要随船出海，就必须接受策划公司对船员的一系列限制条件，包括不能发表自己在前期所做的古船复原研究，以及今后有关太平公主号的复原实验论文，甚至可能要交出所有研究成果，冠以别名。
　　为了这些文字，许路放弃登船，保留了自己的著作权。他的这些工作笔记累计八万字，成了《造舟记》的原始素材。许路写书的重要驱动力，就是让中式帆船的营造法式流传下来。有了这本书，一个普通读者也可以把这艘船造出来。涂涂解释。
　　跟许路类似，杨岚的第一本书《琴人》也是从笔记开始的。
　　十六岁那年，杨岚在电视上看《笑傲江湖》，山林与琴，从此让他魂牵梦萦。此后，已经肄业的杨岚开始斫琴、弹琴，此后写古琴笔记，把自己的学习感受或者知识经验记录下来，像旅行时会想着带些纪念品。当时他的记录有些枯燥，甚至带着严肃。
　　杨岚的朋友雪峰是一位策划编辑，他建议杨岚把这些经历写成非虚构文本。
　　杨岚从自己学琴的经验写起，慢慢形成了一个非虚构文本的雏形。也是在这时，他才意识到写作对自己的意义写作是一种自我梳理，也是一种建立在自我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古琴完成不了的。古琴是私人化的东西。
　　对李一洋来说，写作源于自我身份认同的表达。李一洋出的第一本书是小说《灰耳朵》。他从小随父母生活在加拿大，在学校很少有机会说中文，但越被压抑，他就越想找一个渠道去正视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中学时代，这个渠道是阅读中文书。到了大学，图书馆里的中文读物很少，他萌发出写作的念头，写出代表他自己声音的文本。
　　2010年李一洋回国去新疆禾木旅行，看到一边是草原，一边是参天大树的场景，想象这个地方能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这颗种子埋在他的心里，此后他回国工作，直到将近十年后，在一个相对空闲的时期终于动笔，从新疆的那个场景出发，写下带有成长寓言性质的小说《灰耳朵》。
　　如何让编辑看到
　　对于新人作者而言，写下自己的故事只是第一步。与出版方建立联系并不容易。直接投稿，大多数可能会石沉大海。
　　过去六年里，涂涂的出版公司做了许多新作者的第一本书。他最初发掘这些新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他听说了有这么个人、这么件事，此后机缘巧合地与作者建立联系他自己去找的也有，但很少。另一个途径是别人的推荐。一般来说它的可能性要更大，因为他已经感动过一个人。涂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投稿也有。自从在大众印象中形成新人新作的伯乐标签后，涂涂的邮箱时常能收到很多书稿。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份投稿是他喜欢而觉得可以出版的。
　　许路算是第一类途径。一开始是他的太太乔阳，写了一些关于白马雪山和梅里雪山的文字，想要把它们变成一本书，但不知道怎么实现。而许路的朋友，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正好跟涂涂住在同一个小区，许路由此联系上了涂涂。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涂涂来到洱海边，在许路家的小院子听许路和乔阳的故事。涂涂是抱着对雪山故事的期待去的，结果乔阳告诉涂涂，许路做的事情才了不起他造了一艘复原清代赶缯船的太平公主号，船去了太平洋。于是，许路与大海、古船的故事在涂涂面前徐徐展开。
　　写下来吧，涂涂鼓励许路，也许，这可以是另一种抵达。《造舟记》由此诞生。
　　2021年夏天，杨岚写完自己的书稿后，立即发给自己的朋友雪峰。雪峰自己在做一个独立的出版品牌，但是杨岚对这个品牌合作的出版社没有太多兴趣。于是雪峰积极寻找其他出版方，最后把书稿给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我思工作室。对方当天晚上收到稿子，隔天就决定要出杨岚的书。
　　相较于许路和杨岚有朋友引荐，李一洋与出版方的联系过程比较波折。
　　李一洋之前对书的出版几乎一无所知。写完小说，他搜索一些出版社的网站，找到它们的投稿邮箱，将自己的小说投递过去，并附上一封信说明投稿意向。这些邮件都没有回音。
　　李一洋后面才慢慢了解到，大部分出版社的图书编辑，较少会倾向于从公共投稿邮箱里去寻找合适的作品。
　　他当时还了解到另一个途径有些作者是在豆瓣阅读上进行连载，而后被出版方发掘的。新人作者陈春成的出版故事给李一洋留下深刻印象。陈春成一开始也是在豆瓣上发表自己的小说，陆陆续续地发，慢慢地积累了一些关注。因为反响很好，理想国的编辑主动联系到他，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
　　之前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渠道的，就是说你在豆瓣或者其他地方发一些东西，能让人看到，幸运的话，还可以被编辑找到，然后出版。但是近两年我觉得这个渠道也蛮难的。李一洋说。他觉得这种机会有点像中彩票，很难再出第二个陈春成。而且那个平台上后来连载的许多作品更像网络文学，李一洋觉得这不适合《灰耳朵》的风格。
　　写完书稿大约半年后，李一洋在豆瓣上看到行距文化的投稿介绍这是一家出版经纪公司，而不是出版社。抱着再试试的心态，他将自己的小说投了出去。不到一周，他收到了回复，成功签约了版权经纪人。
　　版权经纪人像是连接作者和出版社之间的桥梁，他们会帮忙向合适的出版机构推荐作者的选题。此后九个月里，李一洋的版权经纪人都在积极联系出版方，但有些出版方不太敢做他的书。李一洋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北京的一位图书编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报到选题会上，最后被否决了，理由是作者是新人，没有流量。出版方基本上担心的还是销量问题。
　　2021年5月，《灰耳朵》终于与出版方签约了。李一洋感叹自己的好运气。他知道，很多作者写得很棒，可是如果没碰到能看到你文章的人，你就真的没办法把它出版，无论你写得多好。你可能只有去一点一点地碰。李一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到底想在一本书里留下什么
　　书稿来到编辑手上。作为出版人，涂涂首先思考的是一本书的出版逻辑。这个逻辑跟作者的逻辑不尽相同，因此需要反复沟通。
　　听完许路的故事，涂涂设想过许路这本书的样子，基本上跟现在的类似，但他一开始不想在书里加这么多纯技术的内容，他只想把故事留下来，因为故事更利于传播。但对许路来说，很明确的一点是，造船技术的部分是最重要的，必须保留。
　　在第一版书稿中，许路的写作几乎完全基于他以前的工作笔记。在他的工作笔记中，除了技术性的东西，还有情绪性的部分，包括历次面对缺钱的困顿，以及与团队成员之间的冲突。
　　许路觉得这是自己经历的过程，他想把这个过程陈述出来。但涂涂觉得这些愤怒的情绪不是根本性的东西，不希望许路把这本书写成一本控诉书。在第二稿中，许路对这个部分作了相应的删除，还删减了许多涉及造船技术的内容。
　　看完稿子，许路和涂涂都觉得造船技术的内容删得有些重了，于是许路又重新整合了第三稿。
　　它当然有一点点像是作者和出版人之间博弈的结果，但也不是博弈，它其实就是探索，在一本书里面我们到底想留下什么东西，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涂涂说。
　　对于杨岚来说，与出版方的沟通，其实就是怎么让这本书变得更读者视角的过程。杨岚的书稿一开始并非按照时间顺序去写。在第一章写完自己对琴感兴趣的缘由后，他在第二章立马跳到自己在印度时的经历。出版社认为这对读者不太友好，于是帮他调整了框架，基本按时间线来进行，还将初稿中关于古琴的比较严肃的随笔挪到书后的附录里。
　　杨岚基本接受了大框架的调整，但在一些细节上依然有自己的坚持。比如他的有些字词、修辞、句式被编辑认为不符合语法规范，建议改掉，但他个人倾向于保留原来的叙述方式。
　　他尤其记得自己在书中提到的一位民国琴人的号，那个号是个异体字，用的是比较生僻的字形，后来遵从出版方的意见改成现在通行的字形。杨岚虽然妥协了，但念念不忘，直到《琴人》加印，他跟出版方特别提出，把那个字改回原来的样子，因为他觉得名从主人是最基本的原则。
　　李一洋在出版前的沟通还比较顺利。他的故事框架几乎一点都没有变。出版编辑跟他说，《灰耳朵》作为他的第一本书，不是要追求完美，而应尽量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哪怕它存在瑕疵。
　　但字句的调整同样是必须的。对李一洋来说，出版编辑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来看自己写的东西的，他们可以将干扰读者阅读的某些冗余去掉，凸显出其中的亮点。出版编辑每次审完稿子，都会将值得商榷的地方跟李一洋讨论，大多数时候李一洋都能接受，但有些地方，他觉得保留自己原来的更好。
　　书中有一段描写的是祖先灰耳朵的角脱落，而后角变成一个男人的形象。李一洋用了很多身体器官的名称，比如骨骼、血管。这个时候他是将描写对象作为一个解剖的客体来看待的，这个对象还没有生命。
　　但出版编辑读后觉得这些器官名词的运用太医学化了，甚至觉得这段描写有些突兀。李一洋阐释了自己的初衷，出版编辑理解了，觉得这样写才是准确的，因此保留了原版。
　　它是有特点的，它是我的声音，而不是通过一个工业化流程打造出来的东西。李一洋说。
　　努力推得离聚光灯近一点
　　出一本新人新作是一场冒险。在出版市场上，要推出一本新书，通常需要充分考虑它的传播性，而这恰恰是新人新作最欠缺的。这时，考验的是出版方的判断和定位。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涂涂在跟新作者吴为聊天。吴为是一位青年摄影师，在她的外公外婆去世后，她用相机拍下他们的遗物和旧居，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芬芳一生》展出。
　　听到这个故事，涂涂便很想做这本书。《芬芳一生》原本是个摄影作品展，如果直接做成摄影作品集的形式，跟读者是有距离的。于是，涂涂让她把故事写下来。从写作，到建构逻辑，再到整书编出来，磨了一年。
　　在原本的摄影作品展中，《芬芳一生》这个名字有特殊的意义。吴为的外公叫杜芳耀，外婆叫温美芬，芬芳二字便取自此，贴切，也一直被传播。但涂涂作了一个决定，书名不用《芬芳一生》了，而改成文章里的一句话，《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
　　在中国，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有被祖辈养育的经历，但极少人能够有一个自己的东西反馈给祖辈。在涂涂看来，这本书就是孙辈对祖辈的一个反馈，是用生命写作的反馈，与祖辈对自己的养育是对称的。他觉得有一种最普遍的国民性在里面，放到市场上应该是能够沟通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新人新作的减分项很明显，与其他成熟的作者作品相比，缺乏原有的受众基础。但对涂涂来说，既然决定要推出一些第一本书，那么强化亮点才是更重要的：一般我不会想哪些部分是减分的，我只想哪些部分是加分的，然后我要强化那个部分。
　　比如《与病对话》那本书，作者是一名普通的医生，书里写的是自己的行医记录。作者之前从未写过书，但是在涂涂看来，这本书的加分项有很多。一部分是它教每个普通人要学会和自己的身体相处；另一部分是作者作为一名全科医生，这个身份在大众的认知系统里还比较陌生，她会带来关于身体和健康的不同理解。因此，涂涂在做书的过程中，把这两个部分强化出来。
　　遇到民间的写作者，听到他们的声音，找到最美的部分并放大。这是涂涂想做的，也是他坚持在做的。对于出版行业，甚至其他内容生产行业来说，他们永远需要新鲜的写作者，也永远需要新鲜的表达。虽然表达的主题可能是古老的东西，这些永恒的东西也许莎士比亚写过，巴尔扎克也写过，但在当下，新的写作者们需要再写一次，写出自己的东西来。
　　素人作者杨本芬的《秋园》出版后走红，涂涂收到过类似的投稿，来信人会问，家里的爷爷奶奶也写了一些东西，能不能出呢。涂涂的一贯做法是，肯定这个行为，并请来信人帮助祖辈们坚持，或者把这件事当成家里日常交流的一个桥梁。但同时他也会告诉来信人，要把这些文字变成一本书，是另外的事情。
　　涂涂认为，每个人的呐喊有社会学的意义，但光有这方面的意义是不够的，要将它变成一本书出版，同时还需要一个好的写作、好的文本。
　　尽管做了《秋园》《诗人十四个》《六》等素人作者的第一本书，但涂涂依然相信，不是自己发现了他们，而是自己遇到了他们。如果不是自己遇到，其他的出版方也总会遇到的，天才不会被埋没。
　　现在，豆瓣的新书速递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素人作者的作品。相较于以往可能默默无闻的状态，现在越来越多的新作者，他们第一次写作的成果，会通过出版进入大众视野。
　　写作或者说出版，它其实是在做一个工作，把这些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努力推得离聚光灯近一点，让别人看见，然后让他的波涛汹涌和你自己内在的波涛汹涌能够发生一种共鸣，涂涂说，出版，只是最后一个环节。
　　（南方周末实习生张璐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翁榕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