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一乞丐向杨得志求救，如果在部队他至少是中将，他是谁？

　　1971年，济南军区大院门口，既没有车辆，也没有行人，显得安静又整肃。一位解放军战士笔挺地站在军区门口执勤。
　　忽然，一个衣衫不整、浑身脏兮兮、形同乞丐的老人，走到了执勤战士的跟前，说到：同志，我是司令员杨得志的老部下，他今天在家不？
　　执勤战士回答说：你去传达室问吧。
　　老人就来到传达室，对里边的值班军人说：同志，我找杨司令员。
　　图文无关
　　军人说：杨司令员不在。
　　老人说：是这样，我是杨司令员的老部下，我从湖北大老远找他，很不容易，麻烦一下你帮我联系一下他好吗？
　　军人看了一眼像乞丐一样的老人，听他说是司令员的老部下，将信将疑，就打了几通电话。过了一会，他告诉老人：司令员出发了，你过几天再来吧。
　　老人不死心，就在军区门外等。一直等到传达室的军人换班，他又向新当班的军人打听杨司令员的情况。这位军人给联系了一位刘文书，把老人安排到一家小旅馆。老人又到军区找杨得志。刘文书就联系到贺参谋，贺参谋听说是司令员的老部下，就打通了杨得志的电话。
　　传达室
　　杨得志正在北京开会，听说一位名叫李祥的老部下来找自己，因为时间久远，他不能判定是不是李祥本人，就给贺参谋出了个主意：你让那人写一段长征时的典型事例，送给我看。
　　贺参谋按照杨得志的吩咐，找到了那位老人，让他写了一段文字。当贺参谋把老人写的文字交给开会回来的杨得志以后，杨得志还没看完，就一拍大腿：错不了，他就是李祥！
　　杨得志当即命令贺参谋把老人接到军区，他并且命人安排酒席，给老人接风，而且他还下令，军区军以上干部参加接风宴会，欢迎老人的到来。
　　杨得志
　　那么这位形同乞丐的老人是什么来头？为何让杨得志如此激动，还要求整个军区的最大的官一起设宴欢迎他？
　　原来这位名叫李祥的老人，在红军时期确实是杨得志的部下，在杨得志当团长的时候，李祥是杨得志手下的营长，后来李祥又当上了红军的团长。
　　但是后来因为健康原因，李祥离开了部队，转入地方做地下工作，但是后来他却跟组织失去联系
　　杨得志是开国上将，李祥作为他手下的爱将，又当过红军的团长，如果不是出现变故，1955年授衔的时候，李祥评个开国中将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命运却给李祥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冲锋陷阵的红军团长
　　这位李祥，原本不叫李祥，而是叫侯礼祥。他1912年出生于江陵县一个叫候家台的村庄。
　　侯礼祥早年读过4年私塾，在那个年代应该属于小知识分子了。但是不幸的是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父母都相继离世。15岁那年侯礼祥到了荆州城谋生。
　　但是因为营养不足，15岁的侯礼祥身材矮小，到处找工作，也没有谁肯录用他。这天，陷入绝境的侯礼祥遇到了一位人高马大的乞丐。这位乞丐已经观察他好久了。
　　大个子乞丐问侯礼祥：你叫什么名字？侯礼祥答曰：我叫礼祥，你呢？
　　噢，你叫李祥啊，我叫梁子。这位梁子把礼祥误听成了李祥，从此李祥就代替了礼祥，成了侯礼祥的名字。
　　图文无关
　　从此侯礼祥和梁子就成了好朋友，在梁子的带领下，他们一起到了汉口，而这一去，就开启了侯礼祥的革命征程。
　　到汉口以后，梁子把他介绍到一家旅馆做地下工作，后来又转到武昌。从此，侯礼祥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文化。
　　1928年，组织上把侯礼祥派到江西工作，1929年，侯礼祥参加了红军，先在红三军团，后转到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一连当兵。
　　红军长征的时候，他也随大部队踏上了万里征程。而侯礼祥凭着自己的勇敢和聪明，从普通士兵很快就被提拔为团长。
　　在革命队伍里，侯礼祥一直用的都是李祥这个名字，这个小小的错误可以说起因于梁子的误听。
　　侯礼祥所在的部队，从军团到营一级序号都是一，这个一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排序问题，可以说这个一，把他推到了革命的最前列。
　　说白了，他所在的部队就是红军的主力，而他所在的团和营又是主力的主力。
　　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是战神林彪，一师的师长是李聚奎，一团的团长是杨得志，而侯礼祥这时候已经被提拔为一营的营长。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载入军史的光辉战例中都有侯礼祥的身影。关于强渡大渡河，历史上一般都说是17勇士，但侯礼祥却坚持说是18勇士，其中带队的营长就是他侯礼祥。
　　后来在杨得志北京的家里，侯礼祥和杨得志还重提这件事，两人都为宣传中少了侯礼祥非常愤怒。
　　长征途中，侯礼祥所在的部队总是冲在最前面，所以侯礼祥经历的战斗可以说数不清，他共负伤5次，其中2次是重伤。
　　强渡大渡河
　　在四川小河的战斗中，他的脖子被子弹打穿，在陕西甘泉的战斗中，他的右腿差点被打断。
　　正是在甘泉战斗中他因重伤住进了红军医院，伤愈后他重返部队，被提拔为红一师十三团的团长。此时的老上级杨得志调到红二师当师长去了，新任师长是陈赓，政委是杨勇。
　　1937年，侯礼祥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侯礼祥调任中央警备团担任副团长，那可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部队。
　　因病化身伪保长
　　1939年，侯礼祥旧伤复发，不能继续在部队工作，他向组织提出申请，被调到了后方继续为党工作。
　　侯礼祥通过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被安排到江陵中心县委工作。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他毕竟是在国统区工作，所以当时的活动是秘密的。
　　侯礼祥公开的身份是回乡的农民，他又回到了生养他的候家台。离家的时候他无立锥之地，回乡自然连栖身之所也没有。他只得在本家叔叔侯运才家里住了下来。
　　后来邻居们给他张罗婚事，他才把妻子杨绪儿娶回家。有了妻子，他就从侯运才家搬出来，租了一口房子安家。
　　从解放区来的时候，他带回一只皮箱，皮箱里装着他的军官证和残废军人证，这些证件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他就把证件包含，连同皮箱一起藏在了床底下，同时还盖上一些杂物。
　　但不知怎的，党组织并没有给他安排具体工作，也许是对他不放心吧。
　　侯礼祥有了自己的小家，他总要生活啊。从小他就到外面闯荡，田地里的农活，他干不了。
　　他就想了个主意，跟族长商量，借用侯家祠堂，开起了牌铺。牌铺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牌、打麻将。
　　打牌的人，可谓三教九流，他们都知道这位牌铺老板在外面闯荡多年，他们揣摩着，这位老板很可能在外面发了财，所以就有人惦记上了他。
　　有一天，侯礼祥发现自己床下藏着的皮箱不见了，不用说，是有盗贼误以为里面有什么财宝。
　　皮箱里的证件对盗贼来说分文不值，但是对侯礼祥来说，那可是证明他历史和身份的唯一材料。
　　侯礼祥原本打算凭这些证件寻找组织，要求工作，或者寻找部队的，现在这些证件都不见了，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了，不要说为党工作，甚至连自己曾经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也都被抹杀了。
　　丢了证件，侯礼祥无心经营牌铺。就在侯礼祥苦闷彷徨的时候，一位姓王的通讯员来到了他家，原来这位通讯员是中心县委书记魏西派来的。
　　王通讯员看到侯礼祥身边美貌的妻子，说道：你现在倒安逸，在家里守起了老婆。侯礼祥说：我不在家又能做什么，我的证件都被人给偷走了。
　　王通讯员说：你怕是舍不得老婆吧。侯礼祥一拍胸脯说：你说，组织上叫我干什么吧。
　　王通讯员就传达了魏书记的指示：组织上安排侯礼祥到监利县朱河镇洪湖湖区，担任伪联保主任，并跟监利县国民党党部取得联系，组织上还给侯礼祥改名叫侯文彬。
　　也就是说是党组织安排侯礼祥打入国民党内部，做伪保长的。
　　但是侯礼祥的伪保长刚干了不久，内部就出了叛徒，党组织安排的监利县的伪县长和一名伪区长叛变革命，很多地下工作者都被供出。
　　侯礼祥奉上级命令隐蔽起来。但从此他就跟中心县委失去了联系。
　　1942年，张秀龙（后来成为开国少将）领导的鄂豫边区第三军分区十五团来到了潜江县，侯礼祥终于盼到了自己的队伍。
　　侯礼祥赶忙来到了熊口镇，找到了张秀龙。侯礼祥向张秀龙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说明丢失证件的情况。
　　（张秀龙将军）
　　正当两人商讨如何安排侯礼祥的时候，忽然有战士报告，说敌人已经迫近熊口，马上就要对我军发起攻击，张秀龙下令部队立即撤出熊口镇。
　　张秀龙不仅没有接纳侯礼祥，反而怀疑敌人是他带来的。
　　这是侯礼祥回归革命队伍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紧急情况，他跟这个机会失之交臂。
　　侯礼祥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回到候家台，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计问题，他没有土地，又不会种田，只好到离家五六里地的普济镇上开了一家茶馆。
　　如今的普济镇
　　茶馆的生意清淡，不足以养家，他又学会了篾匠手艺，在经营茶馆的同时，得空就编织一些家用的器具，比如竹篮、筲箕之类售卖，借以贴补家用。性格耿直，受到打击
　　解放后，候家台像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搞起了土改，侯礼祥回到了候家台。
　　此时已经是人民政府，按说他作为一个老革命应该得到重用，但是他的证件被盗，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只好老老实实做一个普通的农民。
　　实行人民公社以后，他成了社员。但是他不会种地啊，生产队就让他专门饲养队里的几头耕牛。
　　当了生产队的牛官，闲下来的时候，他往往忍不住回忆起往昔的战斗岁月，回忆起他当团长时到处征战的八面威风。
　　有时候，他就忍不住跟社员们也讲述一下那些光荣经历，但是，社员们哪个会信，哪个会把这个牛官跟红军团长联系在一起？
　　侯礼祥不过是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而社员们却认为他是在吹牛皮，有人干脆就说他是神经病。
　　侯礼祥不被人立即，反而被人嘲笑，他心里一百个不痛快。
　　村里的干部当然不拿他当回事，而他看干部也一百个不顺眼，普通百姓有点毛病，还无所谓，干部们有点问题，他常常揪住不放。
　　干部们有时对他更不客气，侯礼祥比干部的脾气还大：要不是老子打天下，哪里会有你们耍威风！
　　他跟干部们过不去，直接的后果就是把自己变成了四类分子，变成了内部专政对象。
　　1959年，江陵县公安局对全县的专政对象进行了一次大摸底，侯礼祥的名字赫然在列。村干部在表格上填了他的一些具体情况，特别写到他当伪保长的经历。
　　这一切，侯礼祥都蒙在鼓里，他当年做伪保长，那可是组织上的安排，他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啊。
　　但是，他因为丢失了各种证件，又失去了跟组织的联系，所有的一切，都无法证明。
　　伪保长剧照
　　内部专政对象，虽然不戴帽子，也不公开管制，但他毕竟被推向了贫下中农的对立面。
　　他可是曾经为了贫下中农流血牺牲闹过革命的啊，怎么成了贫下中农的敌人了呢？
　　侯礼祥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必须把自己的历史搞个清清楚楚，但是谁又能证明他曾经的光荣呢？
　　侯礼祥这时候就想起了老上级杨得志和杨勇，这两位老首长能给他做证明，只要能找到他们，他侯礼祥的问题就能搞清楚。
　　红军时期的杨得志致信中央军委
　　那是1961年的一天，一次上厕所，他看到了地上的半张旧报纸，他拿在手里，看到是《人民日报》，再往下看，看到的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给将帅授衔的报道。
　　在上面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杨得志和杨勇两位老首长的名字，他们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看到两位首长都被授予上将军衔，侯礼祥打从心底替他们高兴。
　　他甚至还偷偷设想，假如自己不是因病转到地方，说不定也能得个中将军衔，因为他认识的另一位张秀龙团长，比他的资历还浅，都授予了少将军衔。
　　（杨得志上将）
　　侯礼祥没时间多想，他现在迫切要做的是尽快跟两位首长取得联系，他要两位首长给自己作证，他不是贫下中农的敌人，他是人民的功臣，他不需要任何奖赏，只需要正名就行了。
　　侯礼祥于是赶忙给中央军委办公厅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敬爱的中央军委领导：
　　我叫侯礼祥，在部队，都叫我李祥。长征期间我曾担任红一方面军一师十三团团长，杨得志和陈赓、杨勇都曾是我的直接领导，1937年，我担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1939年，我因病转到地方，并参加地下工作，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现在我无缘无故成了内部专政对象，我迫切需要我的老领导给我作证明，希望你们能够把信转给他们。
　　此致
　　敬礼
　　侯礼祥
　　1961年10月1日
　　信发出去以后，侯礼祥就天天等，夜夜盼。几个月以后，他终于等来了两封来信，一封是杨得志的，一封是杨勇的。
　　侯礼祥手捧两位老上级的来信，嚎啕大哭，两位首长还没有忘记他侯礼祥，他们那么忙，还想着给自己写回信。
　　侯礼祥赶忙按照信封上的地址给两位首长写了回信，信中请求两位首长给自己做证明，证明他曾经当过红军，曾经为革命做出过贡献，证明他不是人民的敌人。
　　为了让两位首长确信自己的身份，他在信中回忆了跟随两位首长征战的一些细节。
　　同时他还在给两位上级的信中详细叙述了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情景，信的末尾，他给两位老上级赋诗一首：
　　大道依有道，诗书所不屑。
　　钱财如粪土，肝胆硬似铁。
　　策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
　　人头着饮酒，饮进点点血。
　　杨勇将军
　　果然，几天以后，两位杨将军都给侯礼祥回了信，这下侯礼祥可抓住救命稻草了，他拿着两位将军的信给大小队长，甚至是公社的干部们看，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辉煌历史。
　　但是，这些干部看到两位将军的回信，却任怎样也不肯相信，他们怎能相信一个连农活都干不了的侯礼祥，会跟共和国将军是上下级关系。
　　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侯礼祥制造的假信，是用来蒙蔽各级干部的。
　　既然假造将军的信件，来欺骗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性质就不一般，于是干部们就给他戴上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现在侯礼祥从内部专政对象升级为公开专政对象了。
　　既然升级为反革命分子，侯礼祥的人身自由也就受到了限制，特别是侯礼祥跟外界的信件来往，都受到了监控。
　　从此侯礼祥经常给两位首长写信，但是却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回信，实际上，他写的信到了邮局就被扣了下来，根本就没有发出去，而两位将军还奇怪，怎么侯礼祥失联了呢？
　　不得已到济南军区寻找老上级
　　侯礼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以后，就被赶出了候家台，那时候，他已经有了6个儿女，他带着8口之家来到吴桥村搭建了一个窝棚住了下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两次大的政治运动，每一次运动来临他都会受到批斗。
　　1964年，在江陵县搞万人大战江陵运动，参加运动的有来自全国的上万群众，在这次运动中，侯礼祥又成了批斗对象。
　　（批斗大会）
　　批斗会上民兵要他低头认罪，他却梗着脖子说：头可断，血可流，长征精神不可丢！老子坚决不会低头！
　　当时正值冬天，天降大雪，上万名群众在会场上被冻得瑟瑟发抖，侯礼祥不忍心看群众受冻，最后向民兵屈服：老子为了江陵县的百姓不受冻才给你们下跪。但是我的右腿当红军时受过伤，它是有功的，不能跪，我只跪左腿，我是为现场的百姓下跪！
　　1971年，侯礼祥因为骂了当地干部，被弄到公社林场劳动改造。
　　无端的政治迫害再一次让他想到了两位老上级，巧的是，他在一张《人民日报》上，看到杨得志在济南军区当上了司令员，于是他蒙生了去济南找老上级的想法。
　　侯礼祥带着两毛钱，靠蹭船票、趴货车辗转来到济南。到济南以后，本来就衣冠不整的侯礼祥简直变成了一个乞丐，当他一身乞丐打扮来到济南军区门口的时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在济南军区，侯礼祥受到杨得志的宴请和款待，他被杨得志安排住进了军区招待所，杨得志还特意安排贺参谋陪同侯礼祥在济南游玩了几天。
　　几天后，侯礼祥带着杨得志给他的100块钱、二十斤粮票和一大包衣物，回到了家乡。
　　临行，杨得志还给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写了一封信，嘱咐侯礼祥带着这封信去找曾思玉就行。
　　而这位曾思玉，当年打腊子口的时候，才是一位副营长。
　　曾思玉辗转曲折，最终恢复名誉
　　1973年，杨得志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司令员。他在到荆州视察的时候，想到了老部下侯礼祥，就让荆州地方干部找到他。一问，侯礼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荆州地方干部招待杨得志的宴会上，杨得志把侯礼祥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吃着饭，杨得志向荆州和江陵县的干部证明了侯礼祥的身份。
　　两级干部承诺立即成立调查组，调查落实侯礼祥的问题。
　　经过调查组的努力，其间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也给江陵县革委会写了证明信，证明侯礼祥确实曾经担任十三团的团长。
　　（杨得志将军）
　　调查组还调查清楚了侯礼祥担任伪保长也是组织安排。至此，侯礼祥的一切问题都得到落实。
　　江陵县做出决定，恢复侯礼祥老红军的待遇，并且按照国家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的标准，每月发给他40元的工资，医疗费全额报销。
　　地方政府还给侯礼祥盖了房子。但是鉴于侯礼祥长期脱离党组织生活，他的党籍没能恢复。
　　侯礼祥的事迹惊动了荆州和江陵县两级媒体，报纸电台纷纷报道了侯礼祥的传奇经历，一时间，侯礼祥成了荆州地区的明星。
　　侯礼祥（左）与杨勇（右）
　　转眼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侯礼祥的问题解决了，他忘不了两位老上级的帮忙，就来到北京感谢两位老上级。
　　两位老上级热情接待了侯礼祥，还派军车带着侯礼祥在北京游玩了几天，最后两位老将军送给侯礼祥不少钱物，侯礼祥满意地回到了老家。
　　1991年，侯礼祥安享去世，他的红军身份虽然解决了，但是党籍问题最终也没有解决，他是带着这一遗憾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