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勇4000年前的石峁古城，闪耀夏朝前夜的文明星空

　　2018年10月，皇城台考古现场。刘忠雄摄
　　孙周勇。
　　2022年6月，孙周勇在陕西咸阳陶家墓地发掘现场。
　　2017年8月，孙周勇在石峁遗址。
　　皇城台出土的双神面大石雕。
　　皇城台出土的骨口簧。
　　（本文配图除标注外，均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1995年从厦门大学一毕业，我就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没有换过地方。刚到单位，老所长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出去找周王陵。
　　中国历史上，周秦汉唐，只有西周周王陵的位置至今仍然是个谜题。于是，我和一个同事，每天划定一个范围，骑着自行车，踏遍青山，在沟沟坎坎里找线索。同事比较有经验，能在中午12点前返回老乡家里赶上午饭，而我有时候路线画长了，饭点了也回不去，只能饿肚子。文献上记载，周王陵大概在万年县（今西安市西北）附近，但我们找了3个月，也没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周王陵的位置，至今仍是一个谜。
　　考古就是这样，也许终其一生，面对的依然是未解之谜。石峁，一座4000多年前的史前古城，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在夏朝建立的前夜，矗立在陕北的高山台塬之上。2011年，石峁遗址开启全面系统考古工作，作为考古队队长，10多年过去了，我仍在这里。
　　名字中的周，是周原的周
　　我的老家是陕西宝鸡岐山县，距离周原遗址非常近。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也是建都丰镐之前的一个重要都城。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周，而我母亲并不姓周。我们那一带的人，骨子里崇尚着周的遗风，很多人名字里会有一个周。这也许注定了我和历史、考古的渊源。
　　我是70后，小时候对历史感兴趣，不过在那个年代，一般人并不了解考古。我外婆家在扶风县，就在法门寺塔附近。1987年法门寺地宫开展考古发掘，当时我上中学，进不去，就在外面围观，但没想到自己将来会从事这个工作。
　　我本来是90级的，当时高考有预选，预选时我考了全县文科的最高分，但到了真正高考时，没考好，只能复习一年。我不好意思见人，每天就沿着墙边溜到学校去上课。第二年高考，我就想，要跑远一点上大学。
　　当时填报高考志愿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就靠一张报纸提供信息，我就选了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就这样，我从陕西跑到了厦门。
　　真正爱上考古，是大学期间的几次实习：江西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较大规模的商代文化遗址；为了支援三峡工程，在重庆万县参加了三四个月的考古实习，这让我觉得，考古是一门接地气的学问。
　　1995年大学毕业，我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工作4年后，我到西北大学念硕士，当时选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关于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其中就包括石峁遗址。我在十几年后主持石峁的考古工作，也许是命中注定。
　　在夏朝建立的前夜，石峁遗址石破天惊
　　秃尾河中游，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东侧的台塬山峁上，有一处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史前石城遗址石峁遗址。石峁遗址之所以重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时间节点，距今约4000年；第二是地理位置，位于中国北方地区；第三是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有很多共性因素，比如中国罕见的早期石构建筑、地表之上还有城墙、巍峨的皇城台这与同时期印度河流域属于哈拉帕文化的摩亨佐达罗城，两河流域的乌尔王城，有很多共同点。
　　2016年召开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很多国际知名考古学家，站在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上，非常激动地说：这是中国文明！
　　我们能感受到它的伟大、它的气势磅礴，它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建立的前夜，代表了北方区域最重要的社会集团。它石破天惊，超出了我们以往的认知范围，很多不可想象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
　　在4000多年前，石峁的整体环境，包括植被与水文，比现在要好，水位比现在要高至少20米，但依然是沟壑丘陵地貌。就是在这样一个沟壑纵横的地方，石峁先民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立体城池。
　　我们现在看到的尽管已是断壁残垣，但蜿蜒的两道城墙加起来仍长达10公里，最高可达70米；核心区域是金字塔状的皇城台，固若金汤，台基全部用石头包裹，石峁的王和贵族们，就生活在台顶近8万平方米的空间；在宫室建筑周边，镶嵌着体量巨大、题材丰富的石雕，还有类似图腾柱的石柱，至今仍矗立在4000年前的地面上。
　　石峁有着发达的玉文化，考古发掘的一部分玉器，受到同样以玉器著称的良渚文化的影响。比如，良渚的典型器物玉琮，在石峁被切成了薄片，原因尚未知晓。石峁的玉料来源比较庞杂，也说明它与周边文化交流频繁。
　　古人的上层交流网络，在4000多年前就是畅通的。在中华文明的满天繁星中，星星的光芒照亮了彼此。石峁处在欧亚草原南端的廊道，向西与齐家文化、向东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均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团队的古DNA研究表明，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陕北本地早期人群，与位于黄河中游晋南地区的陶寺人群，具有最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她的结论与我们从考古学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石峁人群的根就在中国北方，他们从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晚期文化延续而来，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
　　我个人认为，石峁族群因受到环境等外部力量的影响，从原来生活的北方地区，向南迁徙到临汾盆地，而陶寺文化恰恰就分布在临汾盆地这样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两者年代几乎完全一致。
　　所以，石峁与陶寺，特别是石峁与陶寺中晚期，是一种非兄弟即父子的血脉相融关系。从文化因素看，比如生活用器、丧葬礼仪等，两者都有非常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在其他遗址中没有发现。
　　石峁文明是如何衰落，乃至在历史中烟消云散，至今没有定论。
　　石峁古城是当时的国家工程，石峁先民已经脱离农业生产
　　正史中没有对石峁遗址的准确说法，明代的地方志误以为是唐代城址，而在高家堡的民间传说中，皇城台是石峁女王居住的女王城，皇城台下曲折的城门道为关押犯人的地牢壕，而东门城外的恓惶梁墩地点，则是埋葬女王的女王坟。
　　1927年，天津《大公报》发表通讯《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报道了陕北神木县高家堡东十里许有崔家峁山头，四边隐有朽腐石墙北大考古学会得此消息后，业已转嘱神木学生韩益（应为蔚，此为笔误编者注）生旋里调查。这段历史被视为石峁遗址考古调查的发轫。
　　我第一次到石峁是1995年，当时的山路非常险峻。我们开着老式的北京212吉普车上去，如果对面来一辆车，就必须有一方往后退才能走，而车的一边就是悬崖峭壁。听1981年主持石峁遗址首次考古发掘的巩启明先生说，当时去石峁，食物要自备，在遗址待多久，取决于那袋面粉能吃到什么时候。
　　2011年，石峁遗址启动大规模发掘，考古队条件依然很艰苦。我们住的是老乡废弃的窑洞，喝的是窖水，用的电不太稳定，手机也没信号。考古队驻地先后换了3处地方，现在条件好多了，自己建了一个院子，有办公室、会议室、整理间，还能洗澡！
　　如今，考古队的成员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有研究植物的、动物的、人骨的、环境的、建筑的多元学科的视野、现代科技的介入，为我们复原古代社会添上了一对翅膀。
　　目前我们的工作集中在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区域，刚刚在皇城台上发现了一个大型宫殿建筑。它建在一个三四米高的高台之上，高台用人工夯土筑成，四围全部用石头包裹，石峁遗址现在发现的大型石雕，绝大部分就是用来包裹夯土的。
　　对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让我们感受到，石峁是一个颇具凝聚力的强势王国。在地貌险峻的高山台塬之上，营造如此宏大的工程，这一定是一个国家工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集团小部落能完成的。
　　石峁遗址弥漫着浓厚的圣城氛围：玉琮被切成薄片，在修筑城墙时被埋藏在石缝之间；发现大量占卜遗存，从皇城台上弃置下来的卜骨有数百片之多；发现了口簧，这种乐器至今仍流传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传说有着通天的功能。
　　石峁不是一座孤城，考古调查已经发现，仅仅在秃尾河沿岸，就有100多处龙山遗址，其中石城近20座。包括玉器在内的很多生产生活资料，从四面八方运来石峁，那些中小型聚落，就是它的卫星城。
　　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我们认为石峁当时的部分居民也许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就发现了近两万枚骨针，其中很多还处在生产加工的阶段，说明石峁人精于骨针制作。骨针数量远远超出了仅供本聚落使用的需求，这说明当时掌握核心技术的手工业生产者，很可能与聚落的巫与王，是三位一体的身份。
　　从冰冷破碎的遗物中，复原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
　　现在网上说我是自费留学生，其实那时候很穷，哪有钱自费。2002年硕士毕业，2003年我拿到澳大利亚的奖学金，覆盖学费和生活费，到墨尔本拉筹伯（LATROBE）大学念博士，跟随刘莉教授。
　　刘莉教授师从海外知名考古学家张光直，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在拉筹伯大学培养了一批学生。我的同门师兄弟中，有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
　　这段留学经历，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开拓了研究视野。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源于西方，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初，仍然以建立文化谱系和时空框架为主要目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新的方法和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受到追捧也受到质疑，中国考古学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碰撞。
　　而这个时期，我恰好在留学，得以系统地学习考古学最新的理论与方法。如果说此前的考古研究停留在物质文化史层面，那么博士期间的训练，让我多了一个触角，向已经消失的古代社会去延伸，如何用考古资料去解释、复原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状况也许并不那么准确，但我相信它迫近历史的真实。
　　特别是关于早期手工业的研究，从冰冷破碎的遗物中，除了研究生产技术，我们还可以从作坊被废弃之前的堆积情况，分析当时的生产有没有分工，从墓葬可以分析当时工匠的社会等级。
　　使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我们发现，西周初年的很多手工业者很可能是殷商移民，即文献中记载的殷民六族，他们掌握着制绳索、烧陶器等手工业技术，被周王朝接收了。我们从考古资料中复原了历史。
　　我们做一线田野考古的，学术研究天生要跟皇天后土打交道。淡泊明志、坚守田野，考古人一如既往。但同时，考古是一门国际学科，可能是社会科学中与国际交流最频繁的学科。我曾经统计过，我们单位的年轻人，进来不到一两年，就会出去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现在年轻人对考古的兴趣越来越大，从去年到今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就新进了30多名硕士研究生。他们不像我年轻时候，迷迷糊糊地就来了，现在的年轻人有兴趣、有主见，真的热爱考古，也愿意为此付出。
　　记得1997年，我和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同在一个考古队，在榆林发掘一处龙山早期遗址。考古队驻地旁边有一条河，还有一条穿河而过的铁路。我们干完活，就去河里洗澡，看每天一两趟的火车。遗址旁边的水泥厂，烟尘很大，厨房蒸出来的馒头都是青的。日子虽然苦，但每天能发现新东西就很享受。
　　考古的明星遗址就那么几个，可能大部分考古工作者终其一生也不被大众了解。我遇到石峁，已经很幸运。只要能把手头工作做好，把近30年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好、研究好、公布好，就很满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蒋肖斌根据孙周勇口述整理）
　　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