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为何不招儒士待见？

　　《容斋随笔》里有多篇有关汉武帝的文章，有肯定的，如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等；也有批评的，如穷兵黩武，暴戾猜忌等。其中有一句说后世儒士多不喜汉武帝，读到这句话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什么儒士不喜欢他呢？
　　问题产生后就时不时想一想，并且留意有关文章。但一直没有系统梳理。这次疫情静默在家，借此机会，查阅了大量资料，现在基本上形成了自认为比较成熟的认识。
　　儒士们不待见汉武帝，要从汉武帝和儒士两个方面来看。
　　从汉武帝的角度看，毛主席《沁园春》里面把汉武帝与秦始皇放在一起确实贴切，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都雄才大略，前者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制度，后者打击匈奴，辟疆拓土，功绩赫赫。但其错误也很相似，比如都穷兵黩武，嗜杀成性，都逼死了太子，特别是都想长生不老，迷信方士，劳民伤财等等。对此，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都上过泰山封禅，晚年他自己开始悔悟，反思自己的过错，写下了罪己诏，声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是历史上第一个主动认错的皇帝，罪己诏的颁布意味着其战略政策的重大调整，这也说明汉武帝晚年国家已经弊病丛生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汉武帝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皇帝没问题，但要说他是一个好皇帝则难免争议。
　　从儒士角度看，查阅文献，确实如《容斋随笔》所言，后世不喜欢汉武帝的儒士很多，比如唐代的褚遂良，狄仁杰，陆贽；宋朝的司马光、苏轼，苏澈等。《容斋随笔》里面记述，苏澈给宋哲宗进言时把宋神宗比作汉武帝，结果哲宗皇帝大怒，认为是讽刺先皇，直接将苏澈贬黜。可见，皇帝也认为汉武帝不是一个好皇帝。
　　儒士多不待见汉武帝的原因很多。下面列举几条。
　　第一，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问题。儒士们比较矛盾，儒家不反对战争，但提倡的是像商汤和周武王一样吊民伐罪，替天行道战争，对于争夺土地财产的战争不太感冒。杜甫《兵车行》里面就有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之句，借批评汉武帝批评唐玄宗。如果往深层次讲汉朝和匈奴的战争性质问题就更复杂，司马迁作《史记》为匈奴专门作了个列传，第一句话就是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司马迁把匈奴也看成中国的一个民族，并不认为打击匈奴是侵略与发侵略的战争。班固的《汉书》里面记载汉武帝的功绩，也是对汉武帝发动的战争避而不谈。到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直接了当地批评汉武帝，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
　　另外，汉武帝的墓碑上，武字被写成了上面一个戈字，下面一个止字。现在陕西兴平茂陵上的武字就是这样。武者，止戈也，这和一般意义上对武字的解释不一样。汉武帝的子孙为什么要这样写武字呢？这倒颇耐人寻味。
　　第二，关于汉武帝迷信长生不老，这点毫无争议，汉武帝做的肯定不对。为了讨好方士，汉武帝把女儿嫁给他，后来发现那个方士骗自己，又毫不犹豫地杀了他，留下女儿守寡。这对汉武帝已经家常便饭，由此可见其极端自私。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对神仙鬼怪都是报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至于现代社会更不用说。
　　第三，横征暴敛，劳民伤财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孤立看，要打仗就要花钱，要花钱就只能从老百姓身上下手。如果社会能够承受，赋税多一点也不能算明显的恶政，但如果老百姓承受不了，就完全背离了儒家以民为本的理念，儒士们当然要反对。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汉武帝对儒家的真正态度。汉武帝对儒家的真正态度并不是信奉，而是利用。汉武帝利用儒家的忠孝思想等级思想为自己的皇权服务，同时作为一种旗帜，用于打击旧势力，培植新势力。从内心深处来说，汉武帝更相信的是权力，是严刑峻法，对于仁义道德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汉武帝真正喜欢和重用的人并不是仁义道德的君子，而是迎合上意的小人。汉武帝重用张汤，张汤发明了一种罪名腹诽，即虽然你没有诽谤朝廷皇上的言行，但心里面有。定一个人罪，居然不需要任何证据，张汤这一着比秦桧的莫须有还厉害。
　　对于汉武帝的这一本质，当时有位大臣汲黯指出陛下内多欲而外行仁义，意思是汉武帝内心充满声色名利，外表上却装着仁义。汉武帝听完大怒，罢朝。虽然没有治汲黯的罪，但汲黯的官也做到了头。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前，儒家只是众多学派中的一个，并没有被提高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从刘邦开始一直都是信奉黄老之说，主张清静无为，不折腾，不扰民。所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即统治者不要以为自己多么高尚，不要什么事情都替老百姓做主意，这样也许会适得其反，还不如让老百姓顺其自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说，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这与老子的这个思想倒是很像）自从有了独尊儒术，儒家的地位才被逐步提高。对此，儒士们没有理由不感激。
　　但是，儒士们的感激是短暂的。汉武帝不笨，不会相信仁义道德真的能够统治好国家；儒士们也不笨，看不出汉武帝尊儒的真正用意。他们发现从汉武帝后，儒家已经被篡改甚至说被阉割了，原来那种虽然落魄潦倒但却堂堂正正浩浩荡荡的儒家没有了，留下的只是表面风风光光却畏畏缩缩低声下气的官奴才。儒士们发现上当了，后悔了，但也回不去了，所以对汉武帝也不客气了。
　　最后，附上《容斋随笔》中的二武治盗一篇，看看汉武帝和他后面的汉光武帝在对待盗匪上的不同。
　　汉武帝晚年盗匪四起，大者上千，小者成百。汉武帝作沈命法，下诏捕盗，要求下面官员有盗不发觉，发觉了不捕杀，捕杀没抓完者，两千石一下的官员及其属吏一律处死。结果，下面的官吏层层隐瞒，互相包庇，盗贼更多。汉武帝迷信强权，但结果事与愿违，权力用到一定层次也会失效异化。
　　光武帝刘秀登基后，由于战乱盗匪也很多。光武帝下诏，让盗匪互相攻击，五个盗匪杀掉一个盗匪自首就可以免罪。地方官员如果有回避放纵盗匪者也不追究，只以最后擒获的盗匪多少作为奖惩的标准。结果上上下下积极性极高，匪患问题很快解决。光武帝认为老百姓为盗也是迫不得已，官员治盗无力情有可原，所以心存仁厚，网开一面，并不是一味地使用暴力和强权，结果反而达到了很好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