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女特务冒死营救地下党员，解放后被判死刑，临刑前省里来急信

　　军统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构，以暗杀而闻名，其策划暗杀的对象包括：汪精卫（未遂）、张敬尧、王克敏（未遂）、唐绍仪、吉鸿昌、杨杏佛等知名人士。上世纪30年代人们听到军统两个字大多不寒而栗。
　　以上名单只是军统暗杀对象中的冰山一角，其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暗杀更是司空见惯。军统特务与地下党员形成水火，你认为一个军统特务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地下党员吗？
　　如果存在这种可能，那么这个军统特务大概率是我们自己的人，是打入军统潜伏的地下党员。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却不是这种情况。
　　女军人（剧照）成都爆发饥民抢米事件的背后
　　1940年3月14日晚上8时左右，成都发生了一件大事。成都南门外聚集着一大批饥民，他们又饿了一天，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救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其中几个情绪比较激动的饥民表示要去打砸那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商铺。
　　这个想法得到了愤怒的饥民的支持，短时间内几百人便聚集在他们身边。人多胆壮，他们果然冲入南门开始打砸沿途商铺，聚集在他们身后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趁乱抢走商铺内的粮食和钱财。
　　打砸完南门的商铺后，他们冲出城外来到黉门街的重庆银行。这时人群已经有三四千人，有人将银行的壁柜砸坏，银行的警卫人员随即开枪将一位饥民击伤。随后，国民党宪、警、特也随即赶到，瞬间将人群驱散，并逮捕了大量饥民。
　　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被称为＂成都抢米事件＂。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为何会发生这样的饥民抢米事件呢？事件的原因其实还挺复杂：
　　其一，四川粮食供应不平衡。当年有学者做过研究，正常年份四川的大米和土豆是有缺口的，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和大量机构迁入大后方，沦陷区的大量民众也涌入大后方，四川人口激增，使大米更为短缺。
　　其二，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大量财政用于军事开支，入不敷出，只能通过加印货币来解决开支问题。但此举也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大米作为刚需品，在战时状态下无疑成为最好的保值商品。因此出现部分农民囤粮不卖的情况，米价开始上涨。
　　其三，米价上涨引起了无良商人的关注，大量社会游资涌入米市，他们通过囤积居奇的方式进行炒作，使市场上的大米更为短缺，价格更高。而政府此时又无有效措施，使用居民缺米现象更加严重。
　　以上几个原因叠加，最终使矛盾爆发。但国民政府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是中共地下党员煽动的结果。 其实，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内反共思想再次抬头，他们正好借此事件企图再次对中共进行打击。
　　抗战时期的饥民
　　于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突然对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进行了抓捕。后来因为小说《红岩》而闻名的车耀先、罗世文等人便是在此次事件后被抓捕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川康联络员兼学运、青运负责人康乃尔。
　　康乃尔是四川南充人，上中学时思想就比较进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经常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康乃尔考入国立暨南大学，他在学校仍然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意想不到，当时在宣传抗日是不被允许的。1935年＂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其中就有一条规定＂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因此国民政府下令：
　　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
　　当年上海一些宣传抗日的影片无法上映，后来报纸上提到日本时也常常以某国替代。所以，康乃尔宣传抗日自然也就违反了禁令。在当局压力之下，他被暨南大学开除，随后回到四川大学继续学习。
　　国民政府禁令军统女特工救了地下党员一命
　　不过，康乃尔没有退缩，仍然非常活跃，并于1937年成为中共党员。期间他领导过许多抗日救亡运动，比较著名的是1937年末的＂稻草案＂。
　　抗战爆发后，四川作为大后方开始了大规模的机场建设，建设的空军基地有33个之多。当时没有机器全部靠人工，当局征调了2.5万多民工参加。但提供给他们的住宿条件和伙食却非常差，进入大冬天了很多人只能席地而睡，就连代替床垫的稻草都没有。
　　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注意到这群苦难的民工，他们发动募捐购买了许多慰问品和3万多斤用作床垫的稻草，准备送到工地去。但机场办事员害怕他们引起民工反抗情绪一再阻拦，双方一度发生语言冲突。
　　后来，川大法学院一个叫黄宪章的教授赶来交涉，机场方才让学生进去。学生在工地进行了抗日宣传，黄宪章还进行了激情的演讲。这还不够，学生们在了解到民工们的生活待遇后非常悲愤，康乃尔率领部分学生到省政府请愿，要求提高民工待遇。
　　省政府虽然派人出来接见请愿学生，但并不承认他们说的现象，双方不欢而散。此事本该到此为止，但老蒋闻讯后将该事件定性为＂煽动宣传＂＂破坏国防重要工程＂，所以黄宪章被捕入狱。
　　但此举引发轩然大波，在舆论压力下，当局不得不释放黄宪章。但特务机关随即又将目标瞄准了康乃尔等学生，他们栽赃康乃尔在慰问民工所购稻草时有贪污舞弊。
　　此案最终闹上法庭，康乃尔等学生购买稻草时的收据俱在，且稻草商人也出来为他们作证，最终法庭不得不宣布＂不起诉＂。康乃尔虽然赢得了官司，但此后也成了特务机关的重点关照对象，被视为眼中钉。
　　康乃尔的入学登记表
　　1940年5月的一天下午，也就是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后不久，康乃尔准备在一家茶馆中开会。但这件事被军统特务知道了，他们正在找康乃尔，于是准备一网打尽。
　　军统工作的王化琴无意中得抓捕康乃尔的消息，心急如焚，想通知康乃尔。军统局有纪律，工作人员不得随意外出。王化琴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只能上演一出苦肉计，将舌头咬破吐出一口鲜血后，申请去医院治疗。
　　两个女特务陪同王化琴一起来到医院，她借口上厕所摆脱了两人，立即赶到开会的茶馆。当时康乃尔为了掩护身份，正在与茶馆二楼打牌。王化琴走近他身边，拍了拍他肩膀说：＂你起来，让我来打。＂同时又向他传递了一个眼神。
　　康乃尔看着突然出现的王化琴和她一脸惊慌的表情，意识到是出事了，马上下楼从茶馆后门逃离。果然几分钟后，大批国民党警特人员便赶了过来，只不过他们扑了个空。由于身份暴露，康乃尔在地下党员的护送下，离开成都去了延安。
　　王化琴伪装生病外出，随后又脱离两个陪护人员的监视，在警特人员抓捕康乃尔时她又恰好在现场，而康乃尔却刚刚逃离。种种迹象表明，正是王化琴告了密。
　　军统是培训杀人机器的机构，不允许特务人员有自己的思想，王化琴泄露军统的秘密无疑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在国民党反共思想抬头的背景下，如果与＂通共＂扯上关系，是极有可能掉脑袋的。
　　可王华琴为何要救一个地下党员？她的最终结局又会如何？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来了解一下王化琴的背景。
　　川大学生抗日组织阴差阳错加入了军统
　　王化琴其实是个进步青年，曾在延安抗大学习，阴差阳错加入了军统。王化琴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家小姐，她的父亲王连山曾当过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军需官，家中有良田千亩，在四川广元宝轮镇有一条街的商铺，还办有两个丝厂、一个铁厂、两个钱庄。
　　王连山在南充经营丝厂时与康乃尔的父亲康余山认识，两人结为兄弟。后来王连山将女儿王化琴送到南充读小学，与康乃尔成为同学。王连山托康余山帮忙照看孩子，而他则答应承担康乃尔两兄弟从初中到大学的学费。两家人交情很深，亲如一家。
　　王化琴后来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肄业后又在法国教会学校学习外语，精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1935年，王化琴被公派前往日本留学，她先后就读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日本驱逐回国。
　　在成都，王化琴与幼时的伙伴康乃尔重逢，受其影响她也开始参加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和进步组织。由于中共在抗日上的坚定立场，当时的青年，不论贫富都非常向往延安。比如，四川大军阀杨森的侄女杨汉秀也曾赴延安在抗大学习。
　　王化琴当时也萌生了去延安参加抗日活动的想法，在康乃尔的帮助下，王化琴顺利进入抗大瓦窑堡分校学习。
　　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启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隶属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双方交往日渐加深。阎锡山的心腹徐永昌曾在日记中多次记录阎锡山对中共政工体系的羡慕，因此他曾请八路军派一批青年干部帮助其开展政工宣传工作。
　　王化琴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命令，赴第二战区的孙连仲部27师担任政治教官。不久，台儿庄战役爆发，孙连仲部奉命划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参加台儿庄战役。孙连仲的防区，正是台儿庄正面战场，战斗异常残酷，孙连仲及部下参战的3个师长都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台儿庄战役后，日军再以大军围攻徐州，企图消灭国军主力。为了保存实力，国军被迫放弃徐州开始突围。王化琴随部队向河南潢川方向撤退，每天行军七八十里，沿途河道纵横，常常需要淌水。
　　抗战中的士兵
　　王化琴作为一个富家小姐，哪里吃过这样的苦，渐渐跟不上部队，与部队走散了。她不甘心就这样脱离抗日队伍，决定回延安寻找八路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赶到西安。但由于人生地不熟，她未能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眼看身上的盘缠即将花完，连吃住都成了问题，走投无路之际，在街上看到了一则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招生广告，于是便前往报考，最终被录取。
　　＂战干团＂是由胡宗南创立，其初衷是为自己部队培养干部，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与延安抢夺青年人才。 当时去延安必须经过西安，胡宗南便派人在中途截胡，将他们拦下，劝他们参加＂战干团＂。
　　胡宗南与戴笠关系密切，两人好到不分彼此，因此军统也偶尔会到＂战干团＂中选拔人才。在王化琴入学一个多月后，军统局一个少将专员到＂战干团＂视察，看到王化琴的简历后非常吃惊，劝她到重庆工作。
　　王化琴没有多想便答应了：
　　一来，少不经事的王化琴党派意识并不强，她认为只要能为抗日出力，不管在哪里工作都一样。
　　二来，重庆当时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能为她施展才华提供更高的平台，而且那里离自己的家乡也更近。
　　不久王化琴便被送到重庆，进入军统局第一处，负责日军密码研究，被授予上尉军衔。沈醉曾说过，军统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进去了就不能出来，生是军统人，死是军统鬼，一切都要交给军统。
　　王化琴作为一个普通人，难以预料到以后局势的变化，进入军统工作成了她人生挥之不去的一个污点。
　　女兵被判处死刑，省里来信救了她一命
　　后来，王化琴被派往成都担任邮电检查所所长，负责检查中共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信件。期间，她与康乃尔再次重逢，不过她仍不知道康乃尔的真实身份。两人来往密切，王化琴对康乃尔极为信任，康乃尔不说的她从来不问。
　　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在得知军统要抓捕康乃尔时，她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去通风报信。 事发后，军统局对王化琴进行了调查，巧合的是调查组组长正是当年介绍她加入军统的专员。
　　＂通共＂对军统人员来说是个致命的政治污点，调查组长害怕牵扯到自己，极力为其开脱。加上王家找人疏通关系，最终王化琴仅被关了6个月禁闭。此后王化琴仍长期在军统工作，直到1947年她被调往广元担任邮电检查所长。
　　经过了将近10年的磨练，王化琴见识了许多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使她对政治彻底失去了兴趣。她辞去了职务，来到泸州中学任教，后来与一个叫陆长明的教师相恋，结婚生子。
　　此时的王化琴，本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全国解放后，国民党不甘失败，安排大量特务潜伏下来。尤其是西南地区，许多散兵游勇上山当土匪，负隅顽抗。
　　西南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剿匪作战，在当时敌我矛盾仍然很尖锐的情况下，王化琴曾当过军统特务的情况被人举报，于1951年被昭化县逮捕，不久后被判处死刑。
　　就在王化琴即将被押往刑场执行死刑时，省里突然给昭化来急信，信中表示：王化琴虽然参加过军统，但她有进步倾向。她曾冒着生给组织传递信息，使一些同志逃脱了国民党的迫害，对组织功劳。请昭化县对王化琴从轻处理。
　　写这封信的人正是王化琴曾冒死救过的康乃尔，他当时正担任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最终，王化琴仅被判处管制3年。
　　抓捕反动分子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个人往往因为一念之差，命运就被改变。个人只是时代中的一粒尘埃，非常渺小。我们无法左右大势，但却可以保持个人的理智、情感和原则。
　　有人说上了战场就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别的选择。事实上并非如此，山东曾有一个叫山崎宏的医生，他曾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员，因不愿意参与日军对中国平民的残忍屠杀而脱离部队。此后他一直留在中国，开了诊所，免费为穷人看病，受到了老百姓的尊重。
　　还有广为人知的军统少将沈醉，虽然干了不少坏事，但在最后时刻参与了云南起义，并为云南侦破特务组织做了一些工作，最终被宽大处理。获得特赦后，他还担任文史专员，写下大量亲历的历史内容，也算得到了社会认可。
　　王化琴虽然在无意之间当了军统特务，背上了污点，但她在工作中却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甚至在关键时刻为地下党提供了帮助。这使得她最终能免遭厄运，也许这就是古人说的＂好人有好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