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还是财政问题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总计3500亿元，其中地方2500亿元，中央1000亿元。
　　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中央穷到只能向银行赊债。
　　穷到1991年中央财政部长王丙乾，请各省财政部长为中央募捐，穷到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说，财政体制再不改革，中央财政到2000年就会垮台。
　　然后，是雷厉风行的1994年，改包税制为分税制。
　　分税制将税收分为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和共享税（如增值税），当中最重要的、占全国税收收入四分之一的增值税，原是地方最大的税种，支撑地方财政的基石，改革后，中央拿走75，地方只拿25。
　　以后财政收入，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中央财政占税收比重从原先的20提高到50以上，而地方只占40多。
　　效果立竿见影，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达到4349亿元，比上年增长25，到2002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达到了55。
　　地方政府急了，手头的钱不够用啊，这一大帮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都等着发工资呢，城市基建、医保社保什么的都要钱搞定啊。
　　中央说，现在卖地虽然收益少，但很有潜力，可以弥补地方财政收入，要不这块收益就归你们了？
　　从此形成了，时至今日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
　　地方大量卖地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找银行借钱盖房子，再把房子卖给老百姓，政府再把赚来的钱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使城市增值，然后房价上升，房价涨，地价跟着涨，于是政府收入越来越高，又把高价地皮卖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再找银行借钱，再把高价房子卖给老百姓。。。。。。
　　事情就这样一直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些年来，房价只有涨，很少跌，有楼盘敢主动降价，政府就主动出面阻止，因为房价下跌，会导致地价也跌，地价跌了，就影响占地方财政至少一半收入的卖地收入，那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城市基建、医保社保什么的钱谁来搞定？
　　土地财政，从1994年开始，就这样慢慢成了地方政府的命根子。
　　但是这种模式，促使房价越来越高，老百姓叫苦连天，每天睁开眼就在还房贷，幸福感大打折扣，另外也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比如2015年的深圳，我亲眼目睹，也就几个月的时间，房价疯狂上涨了一倍，
　　2019年开始，国家开始出台政策，陆陆续续，主动戳破房地产泡沫。
　　一大批昔日横着走的房地产商开始破产，顺带连累了银行和各种金融业务，连美国人都被拖下水。
　　也不知道是节奏出了问题，还是疫情的突袭打乱了原先的计划，到2022年开始，戳泡沫的计划似乎有失控的感觉。
　　各地的房子都卖不出去，各市政府只能一一解除原先严厉的买房限购，比如东莞，除了城区和松山湖，其他各镇都没有任何限购，可以直接购买房子了。
　　新政发布一周后，东莞周成交量环比大涨80。
　　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能像东莞这么顺利地救回楼市，毕竟东莞是夹在广州和深圳之间的城市，有的是土豪来这买，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楼市，放松限购后，头一回救不回来了。
　　头一回救不回来，是很让人着急上火的事情，这种事以前从没发生过，以前只要放开，中国人就跟疯了一样冲去买房。
　　那只能说明，民众有很大一部分，真的没钱了。
　　在三年疫情的影响下，在部分产业崩坏的背景下，至少有一定数量的民众，确实过上了财政紧张的日子。
　　房子卖不出去，就没有人买地，没人买地，地方政府就失去了最大的财源，所以我们最近总能听到一些不是太好的风声。
　　地方政府很着急，对土地财政依赖越严重的地方，就越急。
　　以前可以用财政搞定的事情，现在也搞不定了。
　　比如河南的400亿村镇银行爆雷事件。
　　48岁的河南南阳人吕奕，发家的第一笔大钱，来自于2003年河南兰考到沈丘的高速公路项目，他将高速公路收费权抵押给银行，换来24亿现金修高速，将余钱参股金融机构，又将股权拿去抵押融资，玩起了空手套白狼的金融游戏。
　　吕奕套到的第一笔24亿现金，到现在还充满了各种疑问。
　　他从这一年起步，对金融业兴趣十足，成立了新财富集团，参股国内多家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
　　在这当中，与许多金融界大佬共享利益，比如2018年郑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吕奕曾向郑银行副行长乔均安行贿2300多万元，只为了获取更多贷款，玩他的金融游戏。
　　为了避险，他也将国籍，早早改成了塞浦路斯。
　　2020年初，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蔡鄂生落马，吕奕被牵扯进来，协助调查了几个月，4月18日出来后，吕奕迅速逃到了美国。
　　由吕奕的河南新财富集团实控的河南禹州新民村镇银行、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河南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安徽固镇新淮村镇银行、安徽歙县新淮河村镇银行里的400亿储户存款，也跟着不翼而飞。
　　这里头大量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吕奕是怎么不受监管控制这些金融机构的？400亿是怎样被转走的？如果钱到了美国，这么大笔钱又是什么通天手段搞定出境的？
　　接着事情越来越走向失控，先是在6月，发生了为防止储户反映问题，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冯献彬、和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对1317名储户赋红码事件。
　　当红码取消，储户集中反映问题时，又出现了令人震惊的白衣黑裤集团打储户事件。
　　一桩一桩光怪陆离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有部分是河南当地独特的积弊，另一部分，则跟全国都有共通性：地方政府没钱了。
　　失去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陷入了困境，开始手忙脚乱。
　　河南储户的事情，河南银保监暂时给予了兜底，5万以下的全部垫付，5万以上的陆续处理，这件事暂告一段落，但还是让人担心，在地方财政窘迫时，处理问题的方法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
　　同样出现在各地的《烂尾楼强制停贷告知书》，也是地方财政问题的缩影。
　　房地产公司因为缺钱，烂尾楼建不起来，业主停止贷款，对业主在法律上伤害较大，业主肯定是知道的，但业主宁肯用两败俱伤的方式停贷，说明他们实在不想忍了。
　　不把业主逼到绝境，是不可能有人想停贷的。
　　地方政府出现财政问题和种种奇怪的社会现象，本质上都是因为卖不出地，卖不出地，是因为房地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实在走不下去了。
　　一句话，中国从1994年开始的土地财政，走到头了。
　　经历三年疫情，老百姓心态真的变了，他们不再对买房有那么高的实力和热情了。
　　房地产真的带不动了。
　　地方政府必须拥有新的财源，不依赖卖地为生，才能从这个循环里走出来。
　　地方上不解决财源问题，地方上会一直不得安宁。
　　而期望中能替代卖地收入，每年都能形成固定税收，保证地方财源支柱的房产税，到现在一直下不来。
　　也许这里面有我们不知道的麻烦亟待解决。
　　但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以及因此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确实已经到了必须根治、让人望眼欲穿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