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茶1兴起

　　茶园生态化建设模式，涵盖茶叶品种、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领域。秉承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生态伦理学思想，为复兴茶产业而努力。
　　土耳其是世界上人均饮茶最多的国家，年人均消费3.5公斤茶。土耳其也是产茶大国，2021年5月19日中国新闻社报道称，2020年土耳其茶总产量居世界第四，仅次于中国、印度和肯尼亚。
　　土耳其生产的茶有红茶、乌龙茶和绿茶，红茶的生产制作与消费占有绝对的优势。在土耳其旅游胜地的茶馆里常常能见到用木炭和铜茶壶煮茶。土耳其茶树种植历史较短，直到1888年才尝试将中国和日本的茶树幼苗引入布尔萨，不过没能成功。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茶树种植业发展迅速，黑海沿岸里泽地区遍布茶园，茶农数量也急剧增加。20世纪50年代后，土耳其茶树种植业进一步发展，茶叶总公司（Caykur）在里泽完成茶叶加工后销往全国各地。1984年12月19日，土耳其政府取消了国营企业对茶叶的垄断，私营企业的兴起促进了土耳其茶产业的繁荣。21世纪以来，土耳其茶树种植业借助有机农业转型，有机茶成为土耳其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名牌。
　　土耳其茶树种植的兴起
　　19世纪末，俄罗斯商人将中国红茶幼苗带到俄属巴统（Batumi）地区，并进行大规模商业种植。随着茶树种植面积的扩大，茶树种植业逐渐在巴统形成体系。同期，同属黑海沿岸的奥斯曼人也认为他们有必要引进茶树。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指示下，土耳其农业部在1888年计划将中国和日本的茶树幼苗引入布尔萨（Bursa）。
　　不过，布尔萨的气候和土壤不适宜种植茶树，茶树幼苗成活率极低，奥斯曼人暂时将引入茶树的想法束之高阁。1918年，植物学家阿里·埃尔登(AliErten)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寻找茶树种植地，他发现里泽（Rize）、阿尔温特（Artvin）和阿尔达汉（Ardahan）地区的气候与巴统地区相似，同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降雨量高，并且分布均匀，非常适宜茶树种植。随后，他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高加索的农业应用》报告中论述了里泽、阿尔温特和阿尔达汉地区种植茶树的可行性。但是，当时正值一战，帝国苏丹忙于同协约国作战和镇压此起彼伏的阿拉伯大起义，对该报告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1920年，巴统成为苏联的属地，新政府禁止临近的奥斯曼人前往该地，导致一些替茶园工作的奥斯曼人失去收入来源，逐渐向安纳托利亚内地迁移。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土耳其政府认为黑海沿岸居民向内陆迁徙不利于其统治，一方面担心西方国家趁机向该地扩张，另一方面希望改善当地落后的经济状况。因此，土耳其政府计划在黑海沿岸广泛种植茶树，借此吸引内陆居民向黑海地区迁徙。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利用外币购买茶树幼苗，并鼓励植物学家研究茶树引种技术。1924年，土耳其政府颁布第407号法令，鼓励土耳其人在里泽及其周边地区种植茶树，茶农被免除10年的土地税并得到免费的茶树种子。同年，植物学家齐尼·德林（ZihniDerin）向里泽居民赠送了50万颗从巴统购买的茶树种子，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将茶树幼苗移栽在当地。
　　茶树种植在黑海地区并非一帆风顺，当地居民发现温度、光照、湿度、肥料和农药等因素都会影响茶树生长。此外，消费市场也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一旦茶叶滞销，茶农的日常开销将难以为继。为了保障茶农的利益，土耳其政府规定卡尔斯、埃尔津詹和哈卡里等地驻扎士兵的口粮必须包括1克茶。
　　1935年，时任土耳其总理伊斯麦特·伊诺努访问了里泽，发现里泽拥有天然而完美的茶叶种植土壤及生长环境，夏日雨水充沛，冬天茶树则被自然冰雪覆盖。因此，伊斯麦特·伊诺努号召当地居民继续种植茶树。随后，他将以土耳其农业部长穆里斯·埃克曼（MuhlisErkmen）为首的专家小组派往里泽，评估当地的茶业前景。该小组建议里泽发展茶叶加工业，成品茶由政府统一收购。穆里斯·埃克曼以身作则，从巴统购买了2000公斤茶树种子，并将茶树种子种在里泽的茶园。1938年，土耳其农业部在里泽创办首个茶叶加工厂，将湿茶制为成品茶。随着加工规模的扩大，茶叶加工厂的数量增加到4个。同年，土耳其政府向土耳其农业部拨款1万里拉，用于茶方面的投资。
　　二战期间，土耳其从国外进口茶叶的通道受阻，不得不依赖本土茶叶。1940年3月27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茶法》，该法案规定拥有0.05公顷土地或500棵茶树的茶农可以在5年内免费使用茶树种子、茶树幼苗和肥料，也可以向银行申请最高20里拉的无息贷款。茶农建立新茶园需向国家备报，获得国家许可的茶农可将茶园免费留给继承人。
　　农业企业管理局（DZIK）负责收购土耳其国内所有茶叶，茶叶的价格由1名农业部代表、1名农业企业管理局代表、1名贸易委员会代表和2名茶叶加工商组成的委员会决定，没有特殊情况不得随意变更价格。1942年5月2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又通过《咖啡和茶专营法》，规定农业企业管理局的茶叶收购权转交土耳其国酒和烟草公司（TEKEL）。该法案还规定茶农出售茶叶需得到土耳其国酒和烟草公司授权，并在包装瓶上加盖土耳其国酒和烟草公司的标志。1942年8月25日，土耳其政府重新设置对茶叶的进口税，规定从1943年开始土耳其人进口国外茶叶需缴纳关税750至1000里拉。
　　土耳其政府和议会对茶树种植业的干预效果显著。1939年，土耳其一共有1324名茶农种植155公顷茶园；1945年，高达9736名茶农种植1782.3公顷茶园。1939年，土耳其成品茶产量达181公斤；1945年，达到53945公斤。由于土耳其茶叶产量的上升和成本的下降，土耳其茶叶的价格相应下降。1947年，土耳其人从印度进口1公斤茶叶需花费550里拉，土耳其本土茶叶每公斤仅花费11里拉。1947年7月16日，士耳其政府在里泽建立的茶叶加工厂投入运行，成品茶产量急剧上升。1947年底，土耳其政府在里海沿岸建立起6所茶叶收购站，辐射11650户茶农家庭，土耳其茶产量从1947年的97655公斤升至1948年的149668公斤。
　　土耳其茶叶产地也不仅局限在拉泽，从阿拉克勒(Arakl1)延伸到与巴统接壤的沙尔普（Sarp）。这些新变化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茶叶种植业成为他们最值得信赖的职业，给当地茶叶贸易和作物种植行业带来巨大变化。
　　（安根团队摘自任晓宇等：土耳其茶树种植业的历史演变）
　　安根团队，20余位各领域农业专家，提供成熟的土壤恢复集成方案、生态修复集成方案、农残解决集成方案和生态农业社会化服务。